人本应“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精神家园。作为一种性别，女人与男人一样，有各自的天空和大地，有各自的生存价值和生命选择。女作家抗凝以《女人天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小说集的命名，可谓别具匠心。大地，是铺开在脚下的；天空是张开在头顶的。于是，这“天空”，或许多少有点“乌托邦”的成分。诚如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有的属于天空，有的属于大地，有的可能属于高山、大海或草原，这些皆可视为作家根据自己的文化价值、人生体验和审美理想幻化而出的符号世界。在抗凝那里，其独特的生存状态和传递的叙述声音，寄寓着作家的生命情调，表达着作家对命运无常的喟叹，隐含着无可挽还的忧患。纵观海外新移民作家群体，女性作家的阵容不可忽视。而在某种程度上，澳华女性作家庶几可以占据澳华文学的半壁江山，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抗凝的闪亮登场，凭藉她称不上多产的几个中、短篇力作，奠定了她作为重要角色的位置和作用。有实力自然有魅力。抗凝小说的魅力，在于她为我们展开了异邦（都市）边缘人这一特殊群体独特而深沉的生命体验，及其所遭遇的一步步走向沉沦或涅槃再生的心路历程，包括承受着高度物化的沉重煎熬和身份焦虑等所带来的挤压的命程。作家诉说的一系列故事，提供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既是实存的真像，又是心造的镜像，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重一些。同样的，作家从文本中拓展了她对人在异邦的生命体验的文学建构，乃至试图实现对于自我的超越。
抗凝，原名林达，籍贯广州，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曾任广州日报社、广州青年报记者、编辑。1991年赴澳留学，后获西悉尼大学商业学硕士学位。现任悉尼哈德森股票交易公司证券分析交易员。主要作品包括中篇小说《天黑之前回家》《最后的天堂》和短篇小说《最后一局》等，作品先后发表于1998年上海的《收获》和广州的《花城》杂志。其中《天黑之前回家》收入悉尼女作家小说集《她们没有爱情》（墨盈创作室1998年版），《最后一局》收入“澳洲华文文学丛书”小说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等各种文集。这对于身处异乡的女性华文作家来说尤为难得。
抗凝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自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她的小说可谓是简洁与丰盈的统一，她的句式不长，笔触疏简有力，很少做细致的、静止的、冗长的描绘，人物没有倒海翻江般的情怀，常常控制于表面的平静中。抗凝深谙中、短篇小说精悍的容器里，应植入尽可能深永的人生沧桑和哲学意蕴。或许，在作家的心目中，一篇优秀的具有认识价值的小说，本身就是一场幽梦，一首诗。白描的表相，深沉的底蕴，知黑守白，以少胜多，是她在艺术上的追求。像她这样练达而从容的写作风格，在澳华作家中甚为鲜见。当今好像是个语言膨胀泛滥、生产文字垃圾的年代，似乎只有婆婆妈妈唠叨拉杂才能招徕读者。如是，抗凝的写法便近乎于“古典”了。她给人的感觉是，思考得很多，却不轻易下手，连落在纸上的文字都相当“吝啬”。
从抗凝至今已发表的小说里，可以看出贯穿着很强的命运感，或许这正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具体说来，其作品总是呈现着三重层面：一是异邦的“他者”放逐于边缘的身份尴尬；二是“第三文化空间”里边缘族群的生命历程；三是女性“寻梦者”身处边缘的悲剧宿命。
正如有人以为自己的财富在澳洲一样，有人认为澳洲是“天堂”。谁不向往财富和天堂呢？现实中的确有许多人很想拥有财富，走向天堂，或随波逐流，或千方百计，或别无选择。梦想毕竟是梦想，现实终究还是现实。在《最后的天堂》这部中篇的题记里，作家开宗明义：“澳洲是天堂。最后的天堂。天堂也不过如此。”其所暗示和折射的是一个大陆人去国离妻别子奔赴澳洲之后，在漂泊之中艰难谋生的故事。透过文本，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黄楼十二号》中的“我”，是一个勤勤恳恳又守规矩的求职者，在经历了多番求职考核之后，尽管露出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可谁能保证“我”能安稳无忧地获得生存之道呢？《女人的天空》中庄为了获得合法居留权即绿卡而变卖自己的情感，无奈之下凄婉地与洋人丈夫结婚，尽管庄对洋丈夫身上的种种异味甚为反感。所有这些，“以挣回现实利益也罢，以获取身份居留的权利也好，抑或对求职产生的欲望等等，事实上都源于实在的而迫切的物质生存需要。” （1）初来乍到这片被误读为“天堂”的陌生的异质空间，他们是外来者，是“他者”，是异邦主流文化生活之外的“边缘人”，这是他们的共同身份。正如英国伦理学家鲍曼所言，“城市是产生陌生人的地方，是一个视若陌路的地方。” （2）这种陌生感与漂浮感成了这些或自动或被动放逐的边缘人的生命疼痛，也注定了其身份的尴尬，注定了他们想象中的天堂终究是一个幻影，而身份认同问题给身陷其境的个人，带来的是处境上的孤独感、精神上的迷茫感和文化上的失落感。
置身于中西文化冲突与碰撞之中派生营造的“第三文化空间”，更多的“外来者”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成为漂泊于异邦的边缘族群。而作为一个寻梦者，不管来自哪里，在异国他乡想要安顿下来，首先面临的是“Status”或“Identity”，即身份转换或身份认同问题。对于中国公民而言，一旦来到倡导多元文化的澳洲社会，则常处于持续的价值混乱和身份焦虑之中。或者说，他们在双重身份中无法确认一种稳定的本质，一种潜在而深刻的认同危机在不同层面和程度上困扰着大批留学生和新移民。面对着生存与欲望、社区与地域、个人与族群等构成的生存场，使得身处异域的每个个体，在严峻的现实中无法回避多元化的镜像，因而，对文化身份的追问与认同，成了许多作家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它潜伏或包涵于日常生活、现实经验乃至文化象征意义的因素中，也潜伏在生命本体的成长历程中……这些都成为新移民作家笔下反复渲染的情境。因为他们面对自己失却了“存在之源”的伤痛有着深刻的体验，而身份建构则存在于语言属性之中，边缘处境的尴尬所意味的又常常是身份的失落或遮蔽。于是，对于这些边缘族群来说，他们焦灼的内心关注的已不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我的初衷和愿望，而是如何在身份指认中首先获得认同。
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中，人一旦成为一个非中心的主体，在感知自己与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切实联系中便显得力不从心。这时，个体生命历程似乎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内在根基，陷入了漂泊无依的困窘，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感。在《最后的天堂》这部堪称力作的开篇部分，作者这样写着：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终于忍不住强迫自己坐在床沿，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来不及了？是生来不及，还是死来不及？这如同那个著名的不可知命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在那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没有得出任何答案。这没有妨碍我在那个晚上正常安然入睡，但却导致我最后远渡重洋，铸成终身大错。”
正因为如此，当“我”为了一个诺言用掉了五年时间，告诉倩已经去移民局拿到申请她来澳洲的表格时，“我觉得这有点类似逼良为娼，我对这个结果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就这么一块可怜的陆地，人类在上面声势浩大，前赴后继来回搬了几千年。陆地像是一个大悲大喜的神话，又像是一个居心莫测的寓言。”置身于这样“神话”或“寓言”似的世界里，作家对窘迫的生存状况、无处不存的文化语境的错位、不断地加剧了的情感或价值诉求，产生了困惑和思考。抗凝的过人之处在于让撩人的情绪生长在异质文化环境里去表现海外生存挣扎的重重体验，并以她格外冷静的叙述，在不经意间穿越如身份、文化背景、人际关系、生活态度与方式等所构成的重重障碍，从而辗转在失衡与诉求的情感波涛中。作为一个主流文化生活边际的“外来人”，感同身受的经历驱使作者倾心于表现异域生存空间里寻梦者们的生命历程和精神风貌，而非异域环境本身。《最后的天堂》里的寻梦者最终尽管圆了获取“居留身份”的梦，然而，“绿卡作为敲门砖的使命至此全部结束。人们再一次被偶然所操纵，迎来了生命历程中真正的漂泊。”为了想象中所谓的“天堂”，有多少人几乎是用尽青春去赌明天，总在浪迹天涯中漂泊。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流动性状态，仍在不断变化之中。然而，行脚四处，奔波喘息，命运无常，无可归依。如此所带来的一切，宿命一点就叫命，唯物一点就叫人生际遇。
当人们漂浮在这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现实空间上，寻找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自己的联系”的欲望会益加强烈和沉重，“人只有通过联系才获得命运”，这是因为“被他自由地领悟到的联系，他使这种联系成为他自己的联系”。（3）只是严峻的生活、残酷的现实和迷茫的岁月使这些漂泊流动、浮沉不定的边缘人日益疏离或被迫疏离这种联系，等待他们或缠绕他们命程的可能会变成一种无望的归宿。抗凝善于把她笔下的人物放置于异域环境中特定的与反映人物相契合的生存境遇，她较少渲染或状写那些习以为常的都市风光背景或大洋碧海天空的蔚蓝，因为对于这个作为寻梦者的族群，幻象中的天堂早已充满诱惑，无须多费笔墨描述。抗凝似乎更着力于为其涂上一层神秘色彩，或者以梦魇式的内心体验，构成为对寻梦者生存的某种概括，使之具有寓言式的象征味道，隐喻出在边缘地带漂泊生存的价值深渊。譬如，《黄楼十二号》全文围绕着青和几个男人的故事展开，在青的周遭都是些神出鬼没的符号化人物，而青作为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女人，后来却在顷刻间消失于楼道的昏暗中，“昏暗”使这个故事显得颇为神秘。《女人的天空》中戈儿在关键时刻去了神秘的西澳，杳无音信，生死未卜，有人曾发现西澳那条河流中漂浮着一具顺流而下却无法打捞的尸体，戈儿到底是失踪还是死了呢？只是找不到那具尸体加以验证。小说并没有揭开这生死之谜，也未必要知晓这个谜底。抗凝倾向于把笔下的人物推向商业化社会中人生的十字路口，推至某种带有神秘气息的与死亡、失踪或绝境有关的“命数”，将思考的触须伸入到对人物的归宿的追问中，于是，都市的某个角落、某一幢楼、某一地点，或仅仅是某一时刻及某个时段特有的生存境况和人物际遇，总是普通人在实际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都足以引起人们的颤栗与共鸣。但这并非抗凝小说诱人的全部秘密，更重要的是，她的小说浸润着一种哲学隐喻的存在迷津，笼罩着一层悲剧意识的神秘光圈。请看她在《最后的天堂》中的结尾吧：
许多年之后。我坐在南太平洋一个海角，把手贴在湿漉漉的岩石上，我确信我的确已经是人在天涯。至此，我弄懂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我终于相信了陈三的断言：人类历史源远流长，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间，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版图上那些历尽艰辛，耗费时日的迁移，无论距离长短，不过是逃生一种而已。各自逃生的手段五花八门，本领也因人而异，但结果却大同小异……
这种“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也许就是一种宿命吧。
解读抗凝这些充满命运感和神秘感的作品，回避其创作主体是难以把握的。抗凝不是无忧无虑的女人，尽管她耽于思考，生活里必须承担之重负，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使她想超越社会常规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也无从提起勇气。她内蕴的才思和积郁的情愫总是难以获得如意的释放，毕竟的是生活在异国的天空下。其实，只有当她通过淋漓的宣泄，即寻找到通往灵魂的出口释放内在的情绪能量，她才能获得一种轻松并达到心理机制的平衡。而小说这种文体，却不失为抗凝心理情绪的代偿物，哪怕宣泄本身并不轻松，那是内心苦楚淤塞的疏通，是灵魂炼狱的煎熬，更是源自生命本体痉挛般的律动。于是乎，小说作为创作主体的一种疏通渠道，便构成为抗凝的情结。
对于已经生活在异质土壤上的女性作家，或许，小说创作是内心生活的需要，也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磨难。徜徉于跨文化语境中，抗凝的“情结”如一枚五味杂陈的青果。当作家进入自己想象中的世界，那里布满了鲜为人知的象征符号，其中的神秘、诡异、抑闷、骚动、忧思等氛围可能让作家如鱼得水，获得常人不可理喻的愉悦、自由和满足，哪怕这是一条令人郁郁寡欢的创作之路。应该说，抗凝如能凭借自身出色的感觉和文字表现力，尤其是自身个体生命历程的多重体验，她完全可以为我们展示更多更美更理想的文本。问题是她无意自拔，加上受限于某些客观的或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的困挠，似乎影响了创作主体的探索和生产，这对她可能是一种苦涩的“情结”。抗凝小说创作本身所面临的前景本应是有望的，但如何解开这个“情结”呢？解铃还须系铃人。看来，她尚需进行适时的自我调整和解放，重新营造自己的精神空间，以一种现代人类意识的达观视角，自觉地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和打破旧我的心理机制。如是，她的创作完全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的冲刺和飞跃。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注释：
（1）参见庄伟杰：《寻梦与镜像——多元语境中澳洲华文文学当代性解说》，博士学位论文打印本，第51页。
（2）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3）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