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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家(之五)
作者:进生  发布日期:2015-02-24 20:01:53  浏览次数: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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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工厂大门前的大道走去,那家厂“百货公司”没有了,妈妈大跃进年代重新出来工作后曾在里面当过营业员。厂百货公司原来就在一区旁边,离厂大门很近,是两层楼而且很漂亮的建筑。对过偏一点的厂图书馆也像搬迁掉了,现在是很堂皇的工厂影院,而原来的影院是在厂大门一线过去一点左手边,另开一很宽的大门而从厂围墙里抠出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盘,能有千张座位。再就是“工厂五楼”还在,里面住的是单身的职工,每年分配来的来自全国的铁道学院应届毕业生,报到后便住在这里,条件比我当年南京航院毕业后分到外省三线工厂时,那“凤凰山”里的居住条件强多了,而我姐夫当年从北京铁道学院分配来,就住在这楼里好多年,我记得进去过一次。我数数楼层,告诉我女儿,她刚离开的香港的“uncle”原来就住在这里,那时只有五层,所以在机厂区就叫“五楼”,绝不会同别的建筑产生混淆。现在像是加高了。

我俩摇摇摇地继续朝前走,我动着脑筋想法去提高女儿的士气。

沿路有几家饮食店,但看上去很寒慘,我瞄一眼,便走过去了,小家伙“养尊处优”惯了,评判起饮食店比我公正;她不肯将就的。有家个体的小百货店,营业员穿着店里的制服,我们进去好歹买了包“seaweed”—我说,这个应该味道差不多的。我们懒散地在店里溜达着。很快,有个细心的服务员好奇地问,小姑娘今天怎么不上课?我说:我们从外地来的。“外地现在也要上课呀?”服务员认真地说,狐疑地盯住我女儿。她能懂她在说什么,但不知道如何对答,有点不安。我说,“啊,外地学校也好放假的。”这像是牛头不对马嘴了。出来后,女儿马上撕开seaweed的包装,却立刻说,这么大一个包装,里面怎么才6张?还这么小。好像成了玩笑。这是“waste materials”, 我看一下,甚至觉得价钱都比悉尼贵了,真无语,便说,几口吃掉它,我们去看看老家吧。   

“二区工房”还在,依然在那条工厂大道的右手边---如果你想像自己是上班的话;如果下班从工厂大门走出来回家,那就是在左边。这样讲,是因为,在中国,政治上的“左”与“右”也是有一个参照物或方向的。为当权者当走卒,你一定是“左派”,你敢仵逆权者的意愿,那一定便成了“右派”,即便你宣称,你自己是蠢货,对政治不懂也不想懂,但头儿看你不顺眼,或是看中了你身上一个小挂件,也会先让你荣登“右派”之雅座,再来收拾你。“左、右”之争的那些理论,以及花去的人的财富资源,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在润滑着带血的中式齿轮。知道了这一点,你随乡入俗,也才能理解我正一一道来的那些曾住在这些现在看来十分简陋的工房区里的普通人生。

灰色的两层排屋,平行地有着几栋,已没有印象中的风采。我俩缓缓走着,看着二区的不多的几排房子,我说:“很旧了,没有以前整洁,好像都变小了。你看,那家人,在外面用这么大一个炉子在烧东西。”女儿只是看着,我想,她也没什么好问。不就是一些旧房子,而且,是租的房子,那不是“家”。有次,她这样说。

 

不管怎样,这房子质量比不见了的“一区”好多,不好的话当年我父亲一家也不会从“一区”搬到“二区”。

记得很清楚,铁中的殷付校长那时也住二区。当我还是铁一小里的幼儿园大班或一年级生时,一小的一位教导主任就住在顶后面的一排。一天,一辆吉普车开来,停在小学校门口,有人进去把他带走了,他嘴唇上有一道疤痕,很严肃的脸相,皮肤不白,晒过好多太阳的那种。听说是枪毙了,从此常见他妻子捡拾垃圾。这个人物,是我想到“二区”,总第一个出现。我脑海里总有一个妇女弯腰在她那一排顶头水泥围起来的垃圾箱捡拾东西的映像。但从没见过他们的孩子。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如此清晰地保存住这个记忆。说她男人是军统,隐藏下来的。再下来,我能记得起来好几个“发小”,前面提到的殷校长,她的大儿子,就是我小学同学,叫时殷平,父亲是机厂的总工程师,时总。“男女平等,平等地分享这个儿子”,很坦率的解读。时殷平,忠厚安静的一个男孩。同我比较,他文静多了,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家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下面是时殷凯,时殷宏,再加一个小妹。但那时,妈妈告诉过我,放学后不要老去找时殷平玩,他妈妈殷校长不高兴。我不清楚我母亲这样想的原因,只是后来慢慢知道了母亲的身世,便体会到母亲对世事自有她的超脱常人的敏感之处。后来,当我进初中时,时殷平等一些铁小的同学就先走一步到常州最好的初中去读书了,相比我父亲送我们兄弟二人出去读书的想法早了三年。只是常州一初中后来不收寄宿生,这一批人才又回到铁中,里面还有李焕明,庄一雷,丁鑫德?蒋福良?王生久?记不大清了,记得清的还有一个“发小”陈大维,铁小女教师杨老师的独子,他坚决地设法留在了“一初中”,后来在省中又同我们汇合。这是个我们那一代真正的人物,多才多艺,学习极好,口才也极好,长相,那就更不用提了。我读过一本诗集《拜伦诗集》,里面有张拜伦的相片,胜过那样的五官,那样的气质。现在中国人喜欢叫习近平“习大大”,若他们叫我这位发小“陈大大”,我觉得也一定不辱没他们的智商。1968年10月20日当我们登上汽车离校下乡插队时,他就被关在江苏省常州高中体操房那个角落的“牛棚里”,同“牛鬼蛇神”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教师们关在一起;第二年回家,我在一根电线杆下听上面的广播喇叭广播常州公检法的公判大会,口号是“把五一六顽固分子陈大维押上审判台!”我竭力闭眼不去想象那场景。他一直是铁小的少先队大队长,三条杠的臂章。他的才华,或许时总家的小儿子时殷宏现在可以比一比,百度一下,你就能看到:时殷弘博士,中国当代一流国际政治学者,国际战略家,著名 美国 问题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政治和战略、美国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等方面研究。学术兼职为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理事长、中国 欧洲 学会理事、中国 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 理事等。2011年2月17日被聘请为国务院参事。在澳洲,没退休前,若按时在车间听SBS华语广播,常能听到有关他的理论观点。当然,这是体制内的智慧。

我依然记得,插队第二年的一天清晨,我们已经下地,村上青年跑下大田说有人找我们,我同那位当年大桥坍塌自救逃出的同学也是戚机厂子弟的小刘回到自家茅草房,惊喜极了!陈大维!你怎么来了?他说,他被放出来了,但被送到了一个叫“太阳升公社”插队,有人陪伴。自然我们互道保重,还能怎样呢?同一命运。我曾对刘崇沛说,戚机厂的文革历史,除了戚机厂的当事者,那就是你同大维最清楚了,把它写下来吧!你俩也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大维是承受最重的。几年前,我的另一位省中同学,但不是戚厂子弟,用小说的形式选了一个特殊的弄堂角度,写了常州的文革生态,化名在香港出版,又内销到国内,在文学界引起轰动,我也对他说,戚机厂的文革,大维崇沛写最合适了,或许还有当年串联到厂的南大历史系大学生崔志清。可惜,8年前小刘已因病去世。我那时离开机厂去徒步串联了。知道点真的有限。后来,陈去了美国,再后来,成了一个美国公司驻上海的代表,有年回去参加省中多少年校庆,常州公安局全程保护。

在二区,我还能记起两个像是一起在幼儿园长大的“发小”,一个姓马,我依然记得他名字,男孩,马云平,另一个叫王秀珍,他俩好像是近邻。于我,同他俩好像只到小学一二年级。男孩很憨。而对女孩的记忆能在这么多年依然如此清晰,却是得益于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插队的镇江地区考了两次,第二次复考在县城时,临近考场,我忽然迎面认出了这个女青年就是她,那就是随铁中同学一起插队在社渚公社的,互相看一眼后,便进了考场。她在我斜后一张桌子。她一直在考,考到最后一分钟。之后,交卷出来后便又不见了。我有时还会想,当年她考上了吗?戚墅堰铁路子弟中学的学生,要过了近十年再考,能进复考是已经厉害的了。也很后悔当时真该告诉她,我是她小学时的同学,我还能记得她的名字。

当更好的工厂住宅建好后,殷校长家便搬去了“厂长住宅”,那是铁路医院旁边的好像是三栋两层小别墅,给厂长,总工程师,书记住的。当年,在进厂的解放军军代表董苏群离开机厂去了上海铁路局当局长后,党委书记就是一个四川老红军,长征干部叫罗烈保的。一直到文革后吧,依然当了好多年,直到退休。解放军打下上海后,进驻上海铁路局的第一任中共首领,就是邓小平和饶漱石。所以,读者可以理解戚墅堰机厂的干部级别之高了。

直到今天,我忽然想,我父亲的表弟,工会主席陈和尚,怎么就不能在“厂长住宅区”里也有一席之地呢?

他就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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