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王实味案件，不能绕开他那两篇惹祸的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
那么，他在这两篇文章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野百合花》。
《野百合花》一开始是借着怀念被亲伯父告发，而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的李芬烈士，反衬出延安气氛的不正常：“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这一对比，相当刺激神经，但在全文，却只是一个起兴。本文所着重批判的，则是延安的等级制度，即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作者借两个青年女同志的口说道：“……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这种议论，在当时的延安，大概是相当普遍，也受到了批评。文中就记载了一位“中年朋友”的意见，劝青年们要适应环境，不要发“牢骚”。但王实味并不同意那位“中年朋友”的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认为这“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他支持青年们的意见，说：“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清除这些现象的根源。”那么，产生这些不合理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作者认为是等级制度。但这问题，是有争论的。“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用脑子思考的结果是：“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这篇杂文，分两次连载在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副刊上，可见编者对它的重视，也可见它反映了相当普遍的、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但正因为它反映了延安知识青年的普遍情绪，所以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野百合花》中所反映出来的知识青年的情绪，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王实味在该文的最后一段中说：“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作用’吧？听候批判。”可见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把它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看待的，但王实味自己并不这样看，他的文章是同情和支持知识分子青年的看法的。由今观之，知识青年们所带到延安的，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们对延安的不满，其实是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不满。但是，当时的延安，是军人主政，他们觉得，这个边区是我们抛头胪洒鲜血得到的，岂能容尔等指手画脚？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里，就记载过了贺龙当时对写过“暴露黑暗”作品的人说的话：“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对军队讲的：‘你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有些人却说延安有黑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这就是说，你们再要“暴露黑暗”，我们就要动武了。
接着而来的，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延安的整风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在上层，是批判王明路线；在基层，是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分清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朱德提出的要向无产阶级“投降”，都是针对此种情况而言。胡乔木和何其芳到重庆去向左翼文化界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将区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差别，说成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重要贡献，可见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但从此，也就拒绝了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诉求，而公开提出这些诉求的王实味，也就首当其冲，受到大张旗鼓地批判，并被载上了莫须有的政治帽子，而受到批斗和处决。
王实味事件，并不是在政治上平反就可了事。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思想界的动向，和后来多次政治思想斗争的前史，值得史家们认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