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鲁迅的文学思想，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遵命文学”这个口号。赞成者借鲁迅来宣传这个口号，反对者因这个口号而批评鲁迅。但实际上，鲁迅并未提倡“遵命文学”，而且他的文学思想也与“遵命文学”格格不入。
诚然，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但他接着就说：“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他与主将的看法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又不愿打破青年的好梦，所以也就不想写出那些更为消极的看法，这样，又与主将的调子较为接近，可以互相配合的了。而事实上，当时的主将也并未给鲁迅下过什么命令。陈独秀只是表示十分赞赏鲁迅的小说，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并鼓励他多写而已。
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在谈到自己在五四时期所写的小说时，也曾说过：“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这句话说得很清楚，他的“遵命”并非从个人的实际利益出发，而是“遵奉”与自己的观点相一致的“命令”。也就是他在同篇文章中所说的“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意思。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里用“也可以说”这样勉强的词语，而且又在“遵命文学”一语中打上引号，说明这段话是在特定语境中说的。这语境，可以从《〈农夫〉译后附记》中找到。鲁迅在这篇写于
1928
年
10
月
27
日的《附记》中说道：“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云。”原来他称自己的作品“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实乃带有调侃的意思。
可以作为旁证材料的是，
1932
年鲁迅回北平探亲时，于
11
月
24
日在女子文理学院的演讲。这个演讲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就明显地将两者看作对立之物的。据次日《世界日报》的“特讯”报导，鲁迅在演讲中谴责了三种人：（一）在上海以革命文学自居，而后来因怕被捉，于是成为民族主义文学之丁卒矣，彼之革命文学，一变为遵命文学矣。（二）有些人一面讲马克思主义，而却走到前面去，他所讲者，十分高超，使之难以了解，但绝非实际所可作到，似此表面虽是革命文学，其实乃是遵命文学。（三）一些人打着“为艺术而艺术”之牌子，不顾一切，大步踏进，对于时代变迁中之旧道德，旧法律，彼等毫不向及，不关心世事，彼借此幌子，而保自己实力，表面上虽是前进，实则亦是遵命文学。……可见，鲁迅对于“遵命文学”是何等鄙视，何等憎恶，他自己怎么会提倡“遵命文学”呢？盖鲁迅好作反讽之语，见者不察，信以为真，或明知其意在彼，而故意曲解为此，使其为我所用。
从鲁迅历来的文学见解看，他是最反对配合形势，命题作文的。比如，他在《忽然想到（十一）》中说：“即使是真的诗文大家，然而却不是‘诗文大全’，每一个题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会在万籁无声时大呼，也会在金鼓喧阗中沉默。”又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他更讨厌那些依附权势，遵奉指挥刀之命的文人，对他们多有讽刺。如在《小杂感》中说：“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在《革命文学》中又说：“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从指挥刀下骂开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纸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这些话，才真正代表了鲁迅的文学精神！
而这种精神，更突出地表现在鲁迅初到上海时所作的两次演讲中：一是
1927
年
10
月
25
日在劳动大学所讲的《关于知识阶级》；二是同年
12
月
21
日在暨南大学所讲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两篇讲稿都收在鲁迅杂文集中，并不难找，大概因为不合时宜之故，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往往被忽略不提，但其中却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问题。
鲁迅很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他举了猴王和酋长为例，认为这些权力者都是专制的，后来的皇帝也一样，而思想却需要自由，这样就必然要起冲突。“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象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
——
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和遗物。”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则是从文艺和文艺家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
鲁迅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已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鲁迅又说：“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但“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为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烧吗？”“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从这两篇演讲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重视和社会使命的认识。而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鲁迅接着又提出对“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的批判，这不但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出新的生面，而且也是对于现代文人的一种针砭。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是
1932
年
11
月
23
日鲁迅在北京大学的一篇演讲。鲁迅说：“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这里很深刻地写出了中国文人的心态。鲁迅还解释道，所谓帮忙文人，就是帮主人“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者；所谓帮闲文人，就是“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即做无关紧要的闲事以及闲文者，当然都没有独立思想可言。所以鲁迅又说：“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
对此题旨，后来在《帮闲法发隐》和《从帮忙到扯淡》等文中又续有发挥。鲁迅提出这一问题的用意，是批判文人的依附性，而提倡作家的独立精神。
这种独立精神，当然是与“遵命文学”相对立的，但却是写出独创性作品的先决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