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十次上海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
各位文友:首先祝贺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并请允许我向各位老朋友、新朋友致以来自大洋州的遥远问候。
这一年，我身处海外，原以为可以远离了国内学术界、官场、商界的浮躁无聊、秽言丑行，可以闭目塞听，为的是图个耳目清净，以便使自己在上天国之前，找一方清净之土，洗涤一下自己的灵魂，但没想到，国外的信息比经过层层过滤后的国内更为畅通，贪官、奸商到了国外行为更无所忌惮，反而搅得自己的内心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最典型的当数曾公子的天价豪宅令对贪污概念一向相当陌生的澳国举国震动，以至每每在夜深人静之时，会无由头地想起巴金他老人家来，心里便会产生一些感慨，产生一些想法，想就此与各位同仁们交流一二。
在我看来，巴金研究搞了几十年，研究界早已呈现出疲态，这从论文质量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从我出国前接触的论文看，鲜有新鲜观点、缺少独创发现，已成为通病（不过这跟国内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已算是“鹤立鸡群”的优秀了），这是不是说明，巴金的研究价值已经快要“见底”了，巴金也跟鲁迅一样如学者所言“应该远离我们而去”了？
最近我看了一位学者的文章，想法有了改变，他说中国如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至少“需要一百年至几百年的时间”（见《凤凰网》：中国实现真正高度民主可能需要一二百年时间）
又见到另一位党校周敬青教授的文章，她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具有深厚封建主义冻土层、深土层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认真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对各个领域的侵蚀和破坏，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见网上文章：“上海党校专家揭秘党内潜规则 称破除靠完备制度”）读后感触良多。党校教授应该算体制内的人物了，第一次听到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反封建，颇觉新鲜，因为在中宣部制定的主流话语中，“反封建"一词早就被剔除出局了，在今天是没有这项任务的，乍一听，还真有久违了的感觉。
由此看来，巴金的艺术生命至少还要延续一两百年乃至几百年，巴金研究也至少还有几百年要搞下去。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也由上面的文章引起，我开始想到，巴金是否有超越鲁迅的地方？在我们的心目中，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反封建的大纛，巴金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似乎有个第一第二之分。现在我开始有所怀疑了。因为对于鲁迅而言，他当时面临的是“风雨如晦黯故园”的满清封建统治，敌我阵线分明的很，彻底地轰毁旧的壁垒就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然而当经过了所谓的“旧”、“新”两重的“民主主义革命”，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三重大革命之后，为什么真正的民主反而距我们愈来愈远了呢？为什么反封建还要准备打上几百年的持久战呢？这其实就是巴金所要回答的问题了。
这么一想，我就发现了巴金至少有两点超越了鲁迅。
一、他俩在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方面体现出各自深刻独到的发现，但巴金更多地开掘了封建主义“因袭的重担”，而这正是我们理解今天现实的思想利器。
在鲁迅笔下，娜拉出走后的走投无路，魏连殳像苍蝇似地打个转再回来，并不意味着他们主观上不想反封建了，他们完全是被社会的客观环境所逼才退回来的，因此他们才痛苦，才彷徨，才像狼一般地嚎叫。巴金不一样了，巴金的祖父并不是高老太爷，他是相当开明的，就连书中的高老太爷，也接触了新思想。最典型的是觉新，他完全是个新型的人物，是被“新青年”唤醒的，但他们都是自己亲手给自己制造的悲剧。什么原因呢？“因袭重担”的厉害！这就解释了我们何以还要花费几百年去反封建的原因。就拿最最最（文革语言）革命的觉慧，他在对待鸣凤的问题上，有没有“因袭的重担”？谁敢说完全就没有？他们在制造了悲剧之后，有过多少反思、反悔、自我谴责，能够上升到针对自我反封建的高度？
再说一句很不得当的话，诸位的会议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明天的开幕式我猜想，主席台上大概坐着的还是一大堆有“官衔儿”的角儿，主持人介绍起来一定还是先推出该人是什么什么“长”的身份，最后才可怜巴巴地称一声“教授”，试问在全世界有这样开的学术会议吗？这不是封建等级观念在作怪又是什么？西方的学府中最荣誉的称呼是“教授”，最受尊重的是这个人有什么学术发现和创造，因为这才是学术本位。他们从不推崇官职，因为这跟学术不搭界。中国的做法不是“因袭的重担”又是什么？这话只能说到此就打住吧，再说下去就不得体了。这说明我尽管浸淫在西方文化氛围之中，也还背着“因袭的重担”。（也许我们的巴金会议早就改变了会风，但愿我的猜想是错的，否则给下面的听众——复旦大学的莘莘学子们是个什么榜样，是否让他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即做人哪怕是当个学官，也要比单纯的学者来的尊贵?）
一说到这儿话就打不住了，我不由得想起香港回归中英双方出场人的排序，不管当事人怎么想，为什么就不能想到这是我们的香港人民第一次扬眉吐气当家做主因此应该让香港人民的代表董建华走在最前面，如果这样做，香港人会是何种感受？再一想起巴金，我就发现巴老的过人之处了，其实巴老身前的头衔是很多的，但在我的印象里，他在作品里似乎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他最珍视的仅仅是他作为“作者”的身份，这么一对比，真要“压出我们衣服下面的‘小’了”。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巴金研究能否在这方面再做新的开拓，我们能不能把巴金世界观中的普世价值内核做个专题来进行研究？即使那些否认有普世价值存在的人如何喧闹，在巴金身上我觉得那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东西，它在古代有，现代也有；在中国有，在外国也有，你说那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我以为，这才是今天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正道。
二、 巴金的作品在预警方面超越了鲁迅。他俩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都具有高瞻远瞩的特点，对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往往有深邃的洞察力预警力，这是我们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发出了中国人如不思进取不想“进化”，就有被“真的人”灭掉的危险，但“真的人”是谁，不明确。巴金一生做了两个大的预警，都很明确准确。一是当他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时，写下了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批判的长篇理论论著，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社会悲剧的结局，其中的理论观点就是，人民把权力交给少数人让他们来捍卫人民的利益，但结果却是他们用这个权力来压迫人民（抱歉，我手头没有原著不能引用原文）。这个结论不仅已被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实践所证实，而且今天仍然被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权贵利益集团”（朱镕基语）的实践所继续证实。
巴金所作的第二个预警是我最近才发现或者说刚刚才意识到的，这就是巴金把“文革”第一次跟德国纳粹联系到了一起。巴金在《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一文中提到，“他们……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还说“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要焚书坑儒。”这句话我一直不甚在意，直到自己遇到了近似的经历才突然恍然大悟，连忙在网上查巴金的原文，一下子看出了巴金早就提醒了中国有法西斯化的危险。试想，在中国，公开鼓励学秦始皇是大有人在的，但从没有听说过谁公开要学希特勒的，巴金这样说是指谁呢？再看下文，希特勒在梦中大声咆哮，巴金居然让他说出了“焚书坑儒”这四个字，意思就很明显了，巴金认为“文革”就是希特勒的纳粹上台！他提醒我们中国是有着法西斯化的传统的，要时时警惕法西斯的复活。
巴金的预警对不对呢？当我看到了“三妈教授”的疯狂叫嚣，又看到了不久前他所代表的极左派势力烧毁南方报纸的事件，顿时脊背发凉：这不是“新纳粹”在中国的重新卷土重来吗？今天的青年人，不要天真地以为希特勒在当年上台时手上就血迹斑斑，不，那时他是很革命，很“社会主义”的，GDP是很高的，很受到德国民众的拥护的。我这才懂得巴金写《随想录》时用心是多么深。联系到网上有人称“巴金的可悲之处就是他的‘说真话’实际上仍然说的是假话”这一类的狗屁不通的批评，更觉得我们对巴金的研究还是不深不透啊，在那个年头，巴金能说到这个份儿上，那还不是真话？我们连文本还没读透，又何从深入他的内心跟他做平等的交流呢？
由此我也建议青年学者们能否把巴金的《随想录》再深入研读，特别是注意那些梦揭示了他的潜意识，这些地方是很可以出新的。
总之，巴金是个鲜活的人物，他始终离我们的现实很近，只要我们深入地研究现实土壤，我们就一定能从巴金作品中得到鲜活的研究成果来。
这一年，我身处海外，原以为可以远离了国内学术界、官场、商界的浮躁无聊、秽言丑行，可以闭目塞听，为的是图个耳目清净，以便使自己在上天国之前，找一方清净之土，洗涤一下自己的灵魂，但没想到，国外的信息比经过层层过滤后的国内更为畅通，贪官、奸商到了国外行为更无所忌惮，反而搅得自己的内心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最典型的当数曾公子的天价豪宅令对贪污概念一向相当陌生的澳国举国震动，以至每每在夜深人静之时，会无由头地想起巴金他老人家来，心里便会产生一些感慨，产生一些想法，想就此与各位同仁们交流一二。
在我看来，巴金研究搞了几十年，研究界早已呈现出疲态，这从论文质量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从我出国前接触的论文看，鲜有新鲜观点、缺少独创发现，已成为通病（不过这跟国内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已算是“鹤立鸡群”的优秀了），这是不是说明，巴金的研究价值已经快要“见底”了，巴金也跟鲁迅一样如学者所言“应该远离我们而去”了？
最近我看了一位学者的文章，想法有了改变，他说中国如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至少“需要一百年至几百年的时间”（见《凤凰网》：中国实现真正高度民主可能需要一二百年时间）
又见到另一位党校周敬青教授的文章，她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具有深厚封建主义冻土层、深土层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认真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对各个领域的侵蚀和破坏，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见网上文章：“上海党校专家揭秘党内潜规则 称破除靠完备制度”）读后感触良多。党校教授应该算体制内的人物了，第一次听到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反封建，颇觉新鲜，因为在中宣部制定的主流话语中，“反封建"一词早就被剔除出局了，在今天是没有这项任务的，乍一听，还真有久违了的感觉。
由此看来，巴金的艺术生命至少还要延续一两百年乃至几百年，巴金研究也至少还有几百年要搞下去。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也由上面的文章引起，我开始想到，巴金是否有超越鲁迅的地方？在我们的心目中，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反封建的大纛，巴金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似乎有个第一第二之分。现在我开始有所怀疑了。因为对于鲁迅而言，他当时面临的是“风雨如晦黯故园”的满清封建统治，敌我阵线分明的很，彻底地轰毁旧的壁垒就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然而当经过了所谓的“旧”、“新”两重的“民主主义革命”，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三重大革命之后，为什么真正的民主反而距我们愈来愈远了呢？为什么反封建还要准备打上几百年的持久战呢？这其实就是巴金所要回答的问题了。
这么一想，我就发现了巴金至少有两点超越了鲁迅。
一、他俩在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方面体现出各自深刻独到的发现，但巴金更多地开掘了封建主义“因袭的重担”，而这正是我们理解今天现实的思想利器。
在鲁迅笔下，娜拉出走后的走投无路，魏连殳像苍蝇似地打个转再回来，并不意味着他们主观上不想反封建了，他们完全是被社会的客观环境所逼才退回来的，因此他们才痛苦，才彷徨，才像狼一般地嚎叫。巴金不一样了，巴金的祖父并不是高老太爷，他是相当开明的，就连书中的高老太爷，也接触了新思想。最典型的是觉新，他完全是个新型的人物，是被“新青年”唤醒的，但他们都是自己亲手给自己制造的悲剧。什么原因呢？“因袭重担”的厉害！这就解释了我们何以还要花费几百年去反封建的原因。就拿最最最（文革语言）革命的觉慧，他在对待鸣凤的问题上，有没有“因袭的重担”？谁敢说完全就没有？他们在制造了悲剧之后，有过多少反思、反悔、自我谴责，能够上升到针对自我反封建的高度？
再说一句很不得当的话，诸位的会议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明天的开幕式我猜想，主席台上大概坐着的还是一大堆有“官衔儿”的角儿，主持人介绍起来一定还是先推出该人是什么什么“长”的身份，最后才可怜巴巴地称一声“教授”，试问在全世界有这样开的学术会议吗？这不是封建等级观念在作怪又是什么？西方的学府中最荣誉的称呼是“教授”，最受尊重的是这个人有什么学术发现和创造，因为这才是学术本位。他们从不推崇官职，因为这跟学术不搭界。中国的做法不是“因袭的重担”又是什么？这话只能说到此就打住吧，再说下去就不得体了。这说明我尽管浸淫在西方文化氛围之中，也还背着“因袭的重担”。（也许我们的巴金会议早就改变了会风，但愿我的猜想是错的，否则给下面的听众——复旦大学的莘莘学子们是个什么榜样，是否让他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即做人哪怕是当个学官，也要比单纯的学者来的尊贵?）
一说到这儿话就打不住了，我不由得想起香港回归中英双方出场人的排序，不管当事人怎么想，为什么就不能想到这是我们的香港人民第一次扬眉吐气当家做主因此应该让香港人民的代表董建华走在最前面，如果这样做，香港人会是何种感受？再一想起巴金，我就发现巴老的过人之处了，其实巴老身前的头衔是很多的，但在我的印象里，他在作品里似乎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他最珍视的仅仅是他作为“作者”的身份，这么一对比，真要“压出我们衣服下面的‘小’了”。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巴金研究能否在这方面再做新的开拓，我们能不能把巴金世界观中的普世价值内核做个专题来进行研究？即使那些否认有普世价值存在的人如何喧闹，在巴金身上我觉得那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东西，它在古代有，现代也有；在中国有，在外国也有，你说那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我以为，这才是今天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正道。
二、 巴金的作品在预警方面超越了鲁迅。他俩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都具有高瞻远瞩的特点，对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往往有深邃的洞察力预警力，这是我们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发出了中国人如不思进取不想“进化”，就有被“真的人”灭掉的危险，但“真的人”是谁，不明确。巴金一生做了两个大的预警，都很明确准确。一是当他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时，写下了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批判的长篇理论论著，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社会悲剧的结局，其中的理论观点就是，人民把权力交给少数人让他们来捍卫人民的利益，但结果却是他们用这个权力来压迫人民（抱歉，我手头没有原著不能引用原文）。这个结论不仅已被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实践所证实，而且今天仍然被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权贵利益集团”（朱镕基语）的实践所继续证实。
巴金所作的第二个预警是我最近才发现或者说刚刚才意识到的，这就是巴金把“文革”第一次跟德国纳粹联系到了一起。巴金在《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一文中提到，“他们……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还说“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要焚书坑儒。”这句话我一直不甚在意，直到自己遇到了近似的经历才突然恍然大悟，连忙在网上查巴金的原文，一下子看出了巴金早就提醒了中国有法西斯化的危险。试想，在中国，公开鼓励学秦始皇是大有人在的，但从没有听说过谁公开要学希特勒的，巴金这样说是指谁呢？再看下文，希特勒在梦中大声咆哮，巴金居然让他说出了“焚书坑儒”这四个字，意思就很明显了，巴金认为“文革”就是希特勒的纳粹上台！他提醒我们中国是有着法西斯化的传统的，要时时警惕法西斯的复活。
巴金的预警对不对呢？当我看到了“三妈教授”的疯狂叫嚣，又看到了不久前他所代表的极左派势力烧毁南方报纸的事件，顿时脊背发凉：这不是“新纳粹”在中国的重新卷土重来吗？今天的青年人，不要天真地以为希特勒在当年上台时手上就血迹斑斑，不，那时他是很革命，很“社会主义”的，GDP是很高的，很受到德国民众的拥护的。我这才懂得巴金写《随想录》时用心是多么深。联系到网上有人称“巴金的可悲之处就是他的‘说真话’实际上仍然说的是假话”这一类的狗屁不通的批评，更觉得我们对巴金的研究还是不深不透啊，在那个年头，巴金能说到这个份儿上，那还不是真话？我们连文本还没读透，又何从深入他的内心跟他做平等的交流呢？
由此我也建议青年学者们能否把巴金的《随想录》再深入研读，特别是注意那些梦揭示了他的潜意识，这些地方是很可以出新的。
总之，巴金是个鲜活的人物，他始终离我们的现实很近，只要我们深入地研究现实土壤，我们就一定能从巴金作品中得到鲜活的研究成果来。
2011/11/30草就于Melbour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