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到海外生存繁衍，為什麼還要樂此不疲地用中文去寫作？用華文文學去表達一種迥然不同的生命體驗？僅僅是母國血緣的羈絆，思維定勢的難易？還是一種生存策略，一種民族語言所具有的滲透力和包容性使然，或是民族語言在世界格局中追求新質的歷史必然？這是海外華文文學生存發展中，在人們心頭揮之不去的深切追問。
可以說，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承傳繁衍，是華族異域生存的歷史見證，是中國語言參與世界多元話語建構的積極嘗試。
文學創作的產生與形態
澳華文學要追根溯源，可能就要追溯到十九世末年的澳大利亞華文報章。
地處南半球一隅的澳大利亞，也俗稱澳洲，從1788年1月26日大英帝國殖民者正式登
陸悉尼起，就有華工的出現。1820年前後已有少量南洋華人應聘來澳當苦力。而十九世紀上半葉，澳洲發現了大金礦，便陸陸續續有華工從中國福建、廣東來澳採金，至十九世紀末，澳洲已有華人數萬之眾。而華文報章也應運而生。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悉尼、墨爾本已有中文報章《廣益華報》、《警東新報》等五種，除新聞及商業活動資訊外，其中也有少量詩文，如梁啟超訪澳期間一路賦詩志念，陪同者也詩酒唱酬，並撰寫遊記等。雖然這些寫作與今天的文學發展或許沒有必然的聯繫及影響，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也可以視為澳華文學萌芽的最初形態。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澳洲實行“白澳政策”，居澳華人日益減少，中文報章也難存在，至1951年最後一份中文報章《澳華時報》關閉，澳洲華人完全沒有了中文園地。況且當時在澳華人大多數是沒受教育、無文化的礦工、菜農、廚子、農場工人、小生意者，根本談不上寫作。澳華文學沒有生成及存在的土壤。
直至1974年澳洲新政府撤銷了“白澳政策”，並於1978年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華人人口才得以發展。隨著八十年代初印支華裔難民的湧入，香港臺灣移民的增多，澳洲再次出現中文報章。1982年《海外風》季刊在墨爾本創刊，1985年《星島日報》澳洲版登陸悉尼，隨後各華文日報、週報、雜誌陸續問世，遂有了華文寫作的園地。八十年代末，大批中國大陸留學生的進入，更令華文報章風生水起，各種文學體裁的作品也開始在報紙副刊及雜誌上出現。可以說，八十年代中後期，才是澳華文學的真正起步。當時的作者，大都是先抵澳的東南亞華裔及港臺移民中的文化人，以及初來乍到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大多互不相識，執筆為文，各自為政，文學寫作大多處於散兵游勇、時隱時現的飄浮狀態。
1992年，旅澳華裔文人串連聚合，由部分來自港臺、東南亞的文人發起，更得到大批來自大陸留學生的回應，成立了澳洲華文作家協會，並相繼成立了悉尼、墨爾本、昆士蘭分會，初步形成了澳華文學的群體力量。由於作家協會的成立，促進了文學的交流，促進了作品研討活動，文學界也有了文學批評的需求。
九十年代中至本世紀初，隨著大陸新移民的迅速增長，大陸新移民作家群日漸成為澳華文壇的主導力量，文學社團也不斷增多，作家協會已發展到五個分會（悉尼、新南威爾士州、墨爾本、維多利亞州、昆士蘭州），以及各種詩社（如酒井園詩社、澳洲華文詩人筆會），各種文藝、文化社團（如大洋文聯、墨爾本大學中華文化學會）等。
中文寫作者的湧現，也啟動了文學園地的繁衍。華文報章如《自立快報》、《澳洲新報》、《星島日報》、《澳洲日報》、《華人日報》、《華聯時報》、《澳華時報》、《東華時報》、《大洋時報》、《新海潮報》、《亞洲星期天》、《澳洲僑報》、《新時代報》、《華廈時報》、《唐人商報》等等日報、週報的副刊，《滿江紅》、《大世界》、《澳華作協》、《原鄉》、《漢聲》、《朋友》等雜誌的文學版面，也先後成為文人寫手一顯身手的園地。
澳華作家的著作出版也如雨後春筍，由八十年代末的三、五種到現在的上百種。1985年，澳華文壇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柬埔寨難民黎樹（黃惠元）的長篇小說《苦海情怨——血淚浸濕的高棉農村》；2002年第一套綜合選本系列《澳洲華文文學叢書》五卷本問世；2003年首次推出了作家個人作品集系列《大洋文叢》12卷本；使澳華著作出版由單本發展至多卷本，由單一性發展到集束性。由於中文市場所限，澳洲至今仍沒有正規專業的中文出版機構，也迫使澳華著作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輾轉滲透，遍地開花。
澳華文學形式也由初期的散文、雜文為主發展到如今的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篇小說、散文、雜文、隨筆、詩歌、評論、報告文學、兒童文學、傳記文學、文學翻譯、影視劇本等百花齊放。文學觀念也紛呈多樣，寫實與寫意，傳統與現代，個人體驗與社會關懷，虛構與非虛構，並存互補，各領風騷。
澳華文學進入了一個活躍時期，各種文章作品不僅在澳州中文報刊爭芳鬥豔，而且也在海外發表，在海外出版，在海外獲獎，被海外評說。澳華文學作為一個寫作實體，逐漸改寫了世界華文文學的版圖，“澳華軍團”的出現，逐漸引起海內外寫作界學術界的關注。
因此，澳華文學也亟待文學批評的活躍與推動。
文學批評的起步與現狀
由於澳華文學的特殊環境，澳華文學批評一直未能與澳華文學創作同步。澳華文學起步遲，澳華文學批評起步更遲，而且一直附庸著創作，停留於推介層次，而未能成為一個深入研究、與創作互動互補的自足體系。
澳華文學批評最初的產生，也是一些零星散碎的作品讀後感，或寫作隨感之類的文字，可以說，這是澳華文學批評的雛形。
澳洲的報章雜誌都是商業性的，只能容納短少的隨感式的作品評介，報章及讀者都不大歡迎理論性的評論長文。澳洲從事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者極少，好的創作文本也缺乏，因此也未能形成一個從事文學批評的學者圈。而有些來自中港臺的文學評論家，在新的環境中大多因生活環境所迫而擲筆轉行，偶有涉筆作品評介，也多是隨感式的短文。在西方文化環境中，華文寫作一族是弱勢群族，需要社會更多的支援和鼓勵，因而文壇的切磋交流，更多的是互相捧場表揚。作家之間一般能議長卻未必能論短，總體上仍缺乏客觀、寬容、大度的批評風氣，這也使得批評家敬而遠之。而一些批評活動，也往往淪為無聊的筆戰，陷於虛無的話題，成為商業炒作的手段，更令批評家不屑為伍。
報章的取向，讀者的趣味，作品的參差，以及批評家的缺席，使澳華文學批評的形成先天不足，營養不良，以致後來的發展也一直弱不禁風。
1993年至1994年間，倒是出現了兩股文化批評熱。一是對中國大陸留學生自編自導自演的《中華魂》春節晚會節目的批評，一是對留學生雜誌文章引發的“中西方男人性能力‘二八論’”的批評，這在當時大陸背景的留學生圈中曾成為一時的熱門話題。而後者也曾被西方媒體作獵奇式（也許是笑話式）的報導。這兩場文化論爭，本來是有機會導向一種有益的自覺的批評風氣，可惜它卻被一種焦慮的宣洩的燥氣所引導而走向了流俗。諸如這類批評仍不屬於文學範疇，也大多缺乏理論色彩，很多時候更失去智者的分寸，淪為一種亂哄哄的集市式的爭吵，還不能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批評範例。
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各作家協會及文學社團的活動一波接一波的開展，各種作家作品研討會不斷舉辦，推動了文學批評的參與。如悉尼作協舉辦的“潘起生作品研討會”、“張奧列作品研討會”、“雪陽、陳積民、巫逖詩歌討論會”、“齊家貞《自由神的眼淚》討論會”等；新州作協舉辦的“田地作品研討會”、“蘇玲作品研討會”、“黃惟群作品研討會”、“張勁帆作品研討會”、“蕭蔚作品討論會”、“崖青作品討論會”、“陶洛誦作品討論會”等；昆州作協舉辦的“劉熙讓作品研討會”及有關文學講座；大洋文聯舉辦的“華坨作品討論”、“老戴維作品討論”等；都在文壇構成一個切磋探討的話題，引出了一批評論文章。而墨爾本作協、維州作協也經常以文學講座的形式，先由作家介紹自己的創作心得，然後與會者論說其創作成果，由寫與評互動的方式進行文學對話。酒井園詩社則在其《酒井園詩刊》上每期專論一位詩人，並辟有“詩論雜說”專欄讓詩人學者作詩評詩論。文學批評由個別作品的評介轉向對作家作品的整體把握。
與此同時，作家出書明顯增多，名家作序也見頻繁。作序者不僅能高屋建瓴，剖析作品，點撥作者，也揭示了某種藝術規律，顯示其獨到的批評眼光。
而文學評獎活動，則提供了較好的閱讀文本，調動了大眾的批評興趣，也提高了文學批評的素質。澳洲華文作家協會舉辦的“澳洲華文傑出青年作家獎”、《自立快報》舉辦的“澳洲中文創作徵文獎”，以及《星島日報》、《新海潮報》、《大洋時報》等舉辦的各類徵文評獎，都引起了文壇及讀者的關注，引發了批評的話題。這些都對澳華文學批評的提升起了催化作用。
但是，澳華文學批評仍較多停留在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上，而對文壇創作的整體描述，對文學類別的綜合評論，對文學現象的追蹤探討，一直是弱項。2001年中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雜誌特約編發的“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研究專輯”，首次對澳洲華文文壇現狀以及小說、散文、詩歌，進行了宏觀的描述與微觀的分析，開拓了澳華文學批評的視野。2002年《澳洲華華文學叢書》五卷本的出版，不僅彙集了全澳103位老中青作家不同類型的420多篇作品，展示了澳華文學的整體陣容，更提供了澳華文學綜合性評論的較佳文本。
自1999年起，張奧列《澳華文人百態》、錢超英《“詩人”之“死”——一個時代的隱喻》、莊偉傑《尋夢與鏡緣——多元語境中澳華文學的當代性解說》三部著作的先後問世，以及中國大陸辭書、史書、學術專著對澳華文學的推介，中國學者對澳華文學研究的介入，也逐步消解澳華文學批評的冷淡症，有助於營造澳華文學研究的氛圍，有助於將研究向宏觀與理性的層面提升。
結語：澳華文學研究現狀及前景
毫無疑問，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研究僅僅是一個開端。澳華文學批評從缺席到投入，從失語到發聲，已顯示其存在的事實。澳華文學研究已從推介進入梳理的層面，但從探問滲入建構的精神維度，還有一段路程要走。雖不是遙遙無期，也不會指日可待，仍需要有一種批評策略，需要澳洲本土及海內外作家、學者的通力合作，共同投入。
澳華文學研究的薄弱，誠如莊偉傑先生在《失語與缺席——多元語境中的澳華文學批評》（澳洲《華人日報》2003年5月15日）中指出，“澳華文學真正從起飛到衝刺的航線確實太短了，而作為一條河道，其流程也還短淺。一是批評失去批評物件的尷尬，即批評出現了物件缺席。即便有批評家，一時也難以找到對話的一角‘冰山’，因為整個澳華文壇尚未形成大氣候或產生鴻篇巨著。二是批評隊伍本身的嚴重匱缺。”
如今，這兩個先天不足的局限，正隨著澳華文學的發展在逐步消解。澳華寫作的升溫，也許會刺激、提升文學批評的熱度。
幾經打造的澳華文學，已經爭取到自身存在的價值，但它若要對澳洲主流社會及世界華文文學產生影響力，還必須努力建構當地性，熔鑄相容獨創的品格。這種當地性，即是澳華文學不再僅僅是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延伸，而是在一種跨國跨族裔跨文化的新視野中確立一種新的原創性的書寫。它也不再僅僅是漂泊離散、思鄉懷舊的移民文學，而是在新的文化認同及新的價值認同中創造本土文學新質。這種新質、新的書寫，不必在故鄉他鄉，原鄉異鄉之間打轉，也不必在身分認同國籍認同語言認同中徘徊，而是在中國/世界，東方/西方的關係中建立一種認同歸化超越的新的精神歸屬。
而澳華文學批評，無論本土批評家或海外批評家，也應該跟進這種質變，擺脫批評眼光故土文化回歸的“中國性”，推動建構澳華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當地性。
經過十多年的磨礪，澳大利亞華文文學已由青春發育期向著自立成熟期衝刺，澳華文學批評也由“缺席與失語”轉向“現身與對話”。澳華文壇（包括創作與批評）正在多元語境中尋找自己的“文化空間”，書寫自己的“文化身份”。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研究，也正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整體格局中，扮演著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原载2004年《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第13届 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