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行路

旗声动，门前稚子，尘影纷然，一笑入长途。万里行，一夜奔流满帝城，如在梦中行。   人如浪，祠堂匾瓦，踏碎作薪，残句便成真。你道是风，卷书页，掀屋顶，天地更新，星辰落。与歌邻，新词一句走在前，江湖少年，誓言轻。

二十章

又一日清晨，霞光从敞开的窗子里照进来，窗帘被微风轻轻拂起，桌上的早饭刚摆齐，住在祖父母家的兄姐便一齐回来了。

他们对我娘说：“学校里同学都去全国大串联了。”

他们也想去。

现在，“乘火车、吃饭、住宿，全都不用花钱。”

“外头这么乱，不花钱也不要出去。”

我娘不太愿意他们出门，尤其不放心我哥那性子。他像蒲松龄笔下的侠客，那种崔猛式的冲动。一旦见不平，便要出手。他自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绍兴戏、苏州评弹天天在屋里叮叮咚咚地放，听多了，说多了，回到家来，连我娘讲戏文都要被他抢去风头。张口闭口便是五鼠闹东京、三英战吕布、老令公碰碑、洪羊洞盗骨，说起来眉飞色舞。

也许是旧书看多了，身上那股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习气很重，三碗酒，四海情，一言不合便动手。

于是我们全家对他都有种本能的警觉。

晨昏午后，我们趴在桌上写作业、看书，只要弄堂里有一丝骚动，几个人便会不约而同地抬头，先四下找一眼——若发现我哥不在屋里，大家立刻放下手里的事，冲出去挤进人群，查巡一番，看有没有他的影子。

全家都怕他哪天真成了戏文里那种人，“一拳打死殷天锡”。

因此，我娘一听他说要去大串联，脸色当即紧张起来。

“你在家，我还套不上笼头呢，一出去，还不是野马脱缰。”

可他们坚持说，学校里、弄堂里的中学生几乎都去了全国各地。毛主席也戴了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了好几回的全国红卫兵。

“姆妈，你放心好了，不会有啥事体的。”

我大姐也在向我娘保证。并说：

“我们都约好了，小弄堂酱菜店的彩云，还有牙齿店的李梅，我们几个一起走。”

大哥说，他和豆腐店的二毛、自行车行的小鹤，也说好一齐去。

我娘想了想，又回了一句：“这么兵荒马乱的年头，按道理，乱世是该在家避一避的。就算坐车吃饭不要钱，家里又没断粮，为什么非要出去讨饭？”

“妈，这叫无产阶级革命大串联！到了你这里，怎么就成了讨饭？”我哥不服气。

我娘说，这事她得去问问楼上的小郑老师。

“姆妈，小郑老师大概有麻烦了。”

我二姐说，“他好几天没回来了。有人说咸菜弄小学，贴了他的大字报，说他偷听敌台。”

“哦哟，”我娘愣了一下。

“姆妈，前几天大姑妈他们街道斗当权派。大姑妈是当权派的秘书，也被一起拉上台斗争了。人家揪她头发、朝她吐唾沫。晚上祖母心疼的哭了一场。”

大姐补了一句。

早餐的碗洗了，炉子也封了。外头时远时近的口号声与锣鼓声断断续续，没有停过；屋子里却忽然静了一阵。等再开口时，话题已不知不觉转到北方的气候，出门该备些什么衣物，又该带多少换洗……。

北京大串联的事，我娘终究没能拦住。她翻箱倒柜，拉开抽屉，从一个旧布包里找出几张珍藏的全国粮票，没有一丝犹豫的，全数递给了他们。

那时候，弄堂里时常会来些近郊农村的人，胸前背后甩着青布搭链，声音压得极低：“鸡蛋要吗？芝麻、黄豆要吗？”

“还有些啥？”

“新糯米、赤豆都有，你要多少？”

话说完，两人便一前一后钻进灶披间。

我家女孩子多，每月配给的粮票有结余。于是，我娘这种法制观念不强的人，客观上为江浙一带来沪的投机倒把生意提供了生存空间。

我娘把粮票换的鸡蛋煮熟，让他们带上。又凑了点毛票，塞进他们的口袋。

我兄姐、彩云、李梅、二毛、小鹤，这帮中学生，就这样挎着书包，揣着茶缸，卷着毛巾和换洗衣物，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秀气的二姐，梳着两条齐腰的小辫子，已经懂得要漂亮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总要把卡其色长裤折得齐齐整整，然后掀开床褥，小心翼翼地塞进去铺平。这样一整晚躺着压过，第二天穿出来，就会有两条笔直的裤线。

她没能赶上这场大串联的浪潮，心里自然是有些羡慕的。

但她不知道，对于我和大妹小妹来说，她也让我们羡慕。

她用红布缝了个小袋子，里面放一本学校发的《毛主席语录》，斜挎在身上。天天免费坐公交车，在车厢里背诵语录就行。

十六铺、徐家汇、虹口足球场、中山公园，她可以一站一站地坐过去，又一站一站地坐回来，开心得要命。

这样的大串联，前后拖了将近半年，他们才陆陆续续地回来。

几十个弄堂里的孩子结伴出发，却很快在途中分了道。

列车徐徐靠站。几分钟后，红旗一挥，白烟腾起，汽笛拉长，车厢再次沿着铁轨启动。她们还在叽叽喳喳、眉眼飞扬，兴奋劲尚未褪尽，就被一阵突兀的声音打断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话像鞭子一样甩过来。

“什么阶级出身？”

她们抬头，看见一群红卫兵站在面前。男男女女，清一色草绿色军装，腰扎牛皮带，神情冷硬，像刚从画报里走下来。

李梅和我大姐都愣住了，彼此看了一眼，又四下张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问你们呢，什么出身？”

对方又催了一句。

大姐吞吞吐吐地说：“职员。”

几乎是同时，对面回了一声：“北京不欢迎！”

接着又指向另一个人：“你呢？你！问你呢，什么成分！”

那是一个满脸漠然的红卫兵，手里还握着皮鞭。

他指的是彩云。

彩云愣了一下。她的目光虚虚地抬起，像在看什么又像什么也没看。过了好一会儿，才颤着声音说了一句：

“小业主。”

彩云家的酱菜店，是她外公开的，就在我家过去几个门面。她的父母在外地工作。

后来她说，自己当时之所以答得慢，是因为她本来想说“工程师子女”的。可最近父母被送去了农场，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外公又是右派，她更不敢提。她脑子一片混乱，只记得户口本上曾经写过“小业主”，便昏昏地照着说了。不知是彩云的回答不够利索，惹了他们不快；还是因为那一拍的迟疑；又或只是“小业主”这个词，本身就与这个时代不相容。总之，她话音未落，一根皮鞭已经甩了过来。

彩云下意识地偏了一下头，抬手去挡，却慢了一瞬。鞭子已经落在她耳后与肩膀交界的地方。

她尖叫了一声。

我大姐看见她的右耳边立刻渗出血来，一道细细的红线顺着脖子往下淌。那名红卫兵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像石头。他举着鞭子的手又一次抬起。

就在这时，有人冲了上来。

是二毛、我哥，还有小鹤。

“要文斗不要武斗！”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他们把身体挡在彩云前面。

那一下，没有再落下来。

可北京，显然也不会再欢迎她们了。

于是，大姐、彩云、李梅几个女孩子灰溜溜地下了车，改道去了杭州。

我哥他们几个男生，则说自己是到过天安门广场前的金水桥的。

——

那天夜里，月亮偏斜，光有些灰，星子稀稀落落。城市的上空显得冷而空。我家那块黄、绿、红、蓝碎花的窗帘轻轻飘着，把窗户映得五彩斑斓，屋里却很静，很柔。

弄堂却是夜深人不静。

不知道谁家放了几串小鞭炮，劈里啪啦地响着。尤其我们这幢楼，小孩窜来窜去，像水一样流动。

我大姐带回来一斤杭州的小核桃。那东西在我们这里很稀罕，每个人都分了几只，小心翼翼地敲击。

我哥扛回来的，是一小半麻袋带壳的花生。

北方的花生颗粒很大。以前我爹带回家的，多半是安徽、江西的，比这小得多。

几天来，二姐最忙，她用盐将它炒出来。铁锅里噼噼啪啪作响，香气慢慢溢出来，钻进屋子，钻进走廊。

一栋楼的孩子上窜下跳的围在炉子旁，开心的说着话，不时伸手从炒的发烫的锅里抢一颗，剥了放嘴里先尝为乐的场景，后人很难想象。

团圆吃炒货的氛围，多少冲淡了一些这半年来，我们弄堂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