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世界金融風暴的席捲，中國大陸的民工潮也風起雲湧，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其實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然，這種在當前少有的金融風暴的特殊情況,則有當別論。
我的家鄉廣東中山是個僑鄉，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開始出現了農民的大轉移。
我雖長時間不在那裡生活，但她是我的故鄉，她與我有著不可分割的情感維繫，特別是我雙親的遺骨埋葬在那有著延續不斷的宗族的墳地上，更增添了我與故鄉的情愫。小時候為逃避日寇戰亂，我曾在那兒生活了幾年；退休后，又在故鄉住了一段時間；移民澳洲的后，我又曾多次返鄉祭奠遠離我們而無奈孤獨地留在故鄉的雙親。
半個多世紀的歲月，我目睹了故鄉的變遷，見證了她的發展。她跟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發生了巨變，然而卻也衍生出一些不愿見到的事與物。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舉家逃難至中山鄉下。那時的故鄉并不富裕的。除了不少人在國外以苦力為生外，餘下的都是以農耕為主。我家親戚基本上都是靠國外寄回一點微薄的金錢維持生活。祖屋雖高大寬敞，但很殘舊，后廳中間擺放著祖父母預製的又大又陳的令人生畏的棺木；客廳中，祖宗牌位按輩分整齊地排放在專門設計的高高的擱樓上。在那陰沉的祖屋里，駝背瘦弱、滿臉深壑，雙手如雞爪的祖父母，是唯一的住客（兒子都外出，女兒全出嫁），我們舉家的回歸，多少增添了一絲生活氣息。但我對這個家始終存有距離與恐懼感。“尊貴”的祖父母令我不敢接近，即使無意拉我一下手，我都會全身顫抖，大哭一場。我對這個陰暗古老的大舍，毫無依戀之情，而門前種的幾株橄欖樹，荔枝樹，以及我就讀的廟堂小學附近寬敞的農地，才是我是我流連往返的地方。那時年幼的我根本不懂天下事，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還是無憂無慮地享受童年。及至戰火燃燒至廣東鄉下，加之我的四姑因姑丈無法寄回生活費而餓死于家中，大姑媽又因無錢治病死去時，才讓我開始領略到戰爭的氣氛以及帶來的苦難。這些，即使時隔半個多世紀后，仍然在我的心靈中留下永久的傷痕。
離開家鄉幾十年後的八十年代，我又回到鄉下。整個農村的面貌大為改觀，令我刮目相看。一幢幢的樓房整齊排列。紅色雙磚砌成的墻，手腕粗的帶有響聲的拉門，有了自來水，不少人家還用上抽水馬桶，富有的人還自備發電機，真是一個現代化的農村。當然這一切不是靠農業的收成，而主要是倚仗國外的匯款。顯示了新一代的華僑在國外實力的增長，這是當年以苦力為主的長輩們是無法比擬的。然而此時全村已少見青年。偷渡的，合法的都離開了故土。留下的是婦孺老者，以及享受著國外寄來的外匯而生活的，或因各種原因無法耕作的，很自然地將農耕活轉移給從較貧困地區的來的農民。他們在空地搭個棚，一個小小的，連遮風擋雨都有些困難的小棚，擠進了一家老少，這些被稱為“番薯佬”的新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勤勞苦幹，他們對自己在異鄉，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比起原來地區的條件要好得多，普遍十分滿足。新老居民語言完全不相通，但卻能和平相處，儘量多攬包一些農活是他們唯一的心愿。在那些空空的高敞的樓房後面，他們奮力掙錢，人口不斷擴大，很快就改變了鄉間的人口結構。現在想來，這就是由貧瘠地區農民向富裕地區大轉移的原始雛形。
前年，我又回到故鄉，一方面祭奠我的雙親，一方面也想再次吮吸故鄉的芬芳泥土氣息。雖明知祖屋由於長久無人居住，已由親戚租借給他人，但在祭奠雙親后，還是抱著一睹曾經孕育祖輩故土的心情，去溜達了一圈。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然而，帶來的是卻是無限的傷感，故鄉已成為異鄉了。走進村子，在那顆高大的榕樹下，仍然圍坐著不少老幼婦孺，嬉笑談天，然而鄉音已改，全無同聲同氣的溫存親切感，心中一沉。再沿著小道走近故居，大門緊鎖，敲門無人應答，失落感如同一只突然從天上落下的大錘，重重地壓住了我的心胸，讓我透不出氣，我萬分惆悵，但最後也只能懷著沮喪的心情踏上離開故居之路。
如今，故鄉與我僅剩下血緣、雙親墓地的一絲絲維繫，其他已全然與我無緣。物在人非，無比感慨。但一回想，我由鄉村走向城市，又由城市走出國門，不是追求“人往高處走”的理念嗎？農村勞動力的大轉移不也是循著這條軌跡運轉嗎？靜靜地一番思索，頃刻醒悟，心也平氣也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