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1993年开始给报社写文章的。当初我写文章的目的不是舞文弄墨，搞什么文学创作，而是有话要说。
1993年，工党领袖保罗·基廷大选成功上台，他提出了三大治国政策:
1.坚持多元文化。
2.融入亚洲。
3.走向共和。
基廷的政策甚合吾意。于是我就斗胆写了一篇题为《基廷的蛋糕》的社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把当时已经拿到四年临时居留的“四十千”，形容为上届霍克政府已经为基廷做好的一块政治蛋糕，敦促他在适当的时候将其吞下，于党于国于民必有长远好处。
文章写好后，寄给《澳洲日报》，没要稿费，是当时的名编武力先生编发的。此文用的笔名是“华坨”，意思是在反映生活在澳洲的一部分华人的观点。
此文一获发表，让我感受到了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里，享受到言论自由的畅快。
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曾在中文系办的刊物《钟鼓楼》上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因为小说的内容是反映社会的不公，曾被系党支部书记警告：不要在刊物上随意发表文章。
从此，我开始陆续用各种笔名给墨尔本，悉尼两地各家中文报社投稿，无一被拒，文体日丰，越写越火——
那时我在羊毛厂里做夜班，一个人负责管理十几台从洗羊毛水中分离羊毛脂的离心机，生产流程全部自动化。因此经常是通宵无事可做，正好有大量的时间来构思撰写文章。
那时我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班上时间打好草稿，回家再输入电脑，这样写成的。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过：上夜班好，打一份工，可以挣两份钱。
直到有一天，施国英在编发我的稿件时对我说：读者有喜欢读自己所熟悉之作者所写的文章的习惯，建议我最好固定用一个笔名。遵从她的建议，从那以后我就只用“华坨”这一个笔名写文章了。
几年下来，“华坨”这个笔名已经被悉尼和墨尔本两地中文报刊的编者和读者所熟知，有的报社注册我的漫画头像，有的报刊搞过我的作品讨论会——新结识的朋友都开始叫我“华坨”，而我的真实姓名反倒叫的人不多了。
令我得意的到不是知名度越来越高，其实自从我辞职北大以后，对功名利就已经看得很淡了，如果连那样的名誉和地位都可以随意放弃，弃之如履，那么还有什么值得再去追去求呢？
令我得意的是，我可以畅所欲言的在社会上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意愿。
1998年5月，我的房贷已经还完，手中已有10万澳元的股票，而且已经加入澳籍。我认为靠打工挣钱来养家糊口的“安居”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去“乐业”了。
于是，我辞掉了羊毛厂的工作，报学了澳大利亚证券研究所的股票和期货的硕士课程。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大学所学的是生物化学专业，但自从毕业后已经荒疏太久，即便再捡起来，将来也是给人打工。如果学好证券，将来或许开个自己的交易所，至少也可以做个经纪人代理什么的。我喜欢在股票市场里博弈，我看好“四十千”在澳洲安居后将来一定会形成的证券交易市场。
这年在澳大利亚是大选年，各派政治势力异常活跃，以波林·汉森为首的反移民势力组成了“一族党（One nation）”，公然喊出：把亚洲人从澳洲赶出去的口号，并在民意调查中显示得到7%之多的响应。这对我们这些刚刚在澳洲安居乐业的新移民是一个警钟。要知道，澳大利亚是除南非之外世界上唯一曾把种族主义政策（白澳政策）写入宪法的国家，而且这一政策仅在二十余年前才废除。
我认为，我们华人应该积极参与澳洲的政治生活，不能坐视不理任人宰割，必须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政治诉求，必须团结起来显示我们的力量。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我们热议了这个话题。根据当时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我们应该在大选中支持工党。因为我经常给报界写文章，就准备写一篇社评文章，呼吁华人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坚持多元文化政策的工党。
文章写好后，尚未寄出，突然看到《东华时报》发出黄肇强要组建团结党的消息。我感觉，大敌当前，此时不能分散我们华人有限的政治资源。
我们华人的一大弱点是：图利者喜欢各立山头，谋义者往往自以为是。因此华人的整体社会形象，无论在哪，总是一盘散沙。
于是我写了封信给黄肇强，信中对他组建团结党提出了三条质疑：
１.新党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不可能赢得大选，只能充当在街头与韩姗党对骂的角色，在短期内对澳洲的国家政策难有影响。
２.因为此党是专门与韩姗的一族党对着干的（一时难有力量制定全面的国家政策，更没有参与政府工作的经验），因此很容易激发社会上民族主义舆论的进一步高涨，这样会逼使那些一时被韩姗迷惑的白人更坚定地走向我们的对立面。
３.它将进一步地分化澳洲社会的政治资源。当前韩姗的一族党已将联盟党政府的社会政治资源掏去了一半，“新”党的成立势必会掏去工党社会政治资源的一部分，这样将不利于工党赢得此届大选，但是目前只有工党有可能把联盟党政府赶下台。
信尾说，如果你能给我满意的回答，我将支持你组建团结党。
我并不认识黄肇强，信写好后寄给《东华时报》的辛夷楣，托她将此信转交黄肇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