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与怀报告文学随笔集《北望长天》
对着何与怀先生的报告文学随笔集《北望长天》，久久不愿翻开。里面写着的那些名字：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会让人心痛、悲哀。北方的故国，似正处于歌舞升平、和谐繁荣的时代，这些名字刻满了对她无比沉重的记忆，让人宁愿忘记，不愿提起。但是，当打开这本由十六篇报告文章集成的书时，我立即被深深地吸引了，我欲罢不能，一篇接一篇地读下去。这里有伟大的人物，有传奇的经历，有深刻的思考。我读着，眼泪不时模糊了一行行的文字……这就是真实的文学的魅力，是真理、正义、灵魂的力量。我想说什么，却不知从哪开头，心中思绪千言难尽。暗夜中的星辰，唤醒渐趋昏睡的记忆，敲震日渐麻木的神经。一颗颗，银光耀眼，又交相辉映。渐渐地，星光变成火炬一样明亮，照亮了世界，不，是具有多维空间的世界。我的心，也燃起了一炬思想的火把，变得通亮。
历史真实的空间
熠熠星光，一个个聚光的焦点，把我原来零散的听闻、不完全的记忆、还有全然不知的事情，交汇、排列，呈现出了一个被当权者力图抹去、隐去的历史、用智慧和血写的历史图形。
储安平，一个民主人士、正直的报人，五七年作为《光明日报》总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写了反对“党天下”的文章。被戴上一顶特大的右派帽子，在文革中又被抄家毒打。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剛好與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儲安平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但沒有成功，一个星期后，又神秘地失踪，至今生死不明。夹边沟，甘肃河西走廊、祁连山下一个劳改农场所在，一九五七年，当局把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三年半后，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四十年后，一个叫杨显惠的人，寻访了一百多位当年的幸存者，从他们所讲的故事，含泪写出《告别夹边沟》—让人惨不忍睹的真实故事。林昭，一个才华出众的北大女生，五七年写文投身“大鸣大放”，结果被打成了右派。从此，她没有停止过反抗。写诗、写文、上书，表明思想信仰，自杀、绝食、写血书，表示不屈的意志。受尽酷刑的她，于六八年被判处死刑时，她用血写道：“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王申酉，一个有写日记习惯的热血青年，在日记和书信中写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思考，对极权专制进行了勇敢的批判。祸从笔出的他，在狱中等来的“四人帮”倒台。一九七七年春，上海市革委会根据中央指示在“五一”前镇压一批反革命，一天之内通过了五十六个死刑决案，平均六分钟一个。六分钟，决定了王申酉毁灭的命运。《北望长天》的主人公群中，还有为人熟知的英雄遇罗克、张志新、天才青年沈元、诗人公刘、昌耀、作家巴金、刘宾雁，艺术家郁风、翻译家梁宗岱、理论家王若水、经济学家杨小凯。他们都是从反右到文革前后这段历史时期遭受过磨难、迫害、甚至被残酷杀害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北岛诗）
何与怀先生在纪念巴金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不让后人知道过去则是双重背叛，如果还是把巴金生前的警告视为不过一种杞人之忧，不啻是对这位逝去的世纪老人的亵渎！”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可能重蹈覆辙。要记住历史，记住真正的历史，那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流传永远的真实。那段历史，蘸着英雄们的血，写在岁月风尘淹没的文稿和诗行里，刻在胸有正义的人们心碑上的。
自由思想的空间
罗丹有一个著名的雕塑作品《思想者》，曾被放在他设计的“地狱之门“上方。一个健壮的男子，屈膝而坐，低着头，一只手放在下巴上，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下面发生的悲剧，他在思考。这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人类思想的象征。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灵魂、人会思想。一个灵魂高尚的人，会以悲悯之心看人间的苦难，会思考痛苦之源。
在上世纪四九年以来的中国的思想领域，由马列主义、毛思想演化出一个个的新概念，又触发一个个的新的运动，运动又整倒了一批批有头脑、有见识的知识分子。自由的思想在如此之气候下，没有喘息的余地。大地上只有最高指示—执政者的声音。整个思想界可谓“万马齐喑”。《北望长天》中十几个各具性格又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文化人物，都是对人间怀着悲悯之心，正义之感的思想者。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部书虽然不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专著，但书中人物并不是偶然的选择和简单的罗列。透过文采激扬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人物的精神和思想的脉络，可以感到在高压之下自由思想的脉动，看到当代知识分子中追求真理，追求思想自由，付出极高的代价。在思想认识上，他们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我们虽然为他们悲惨命运难过，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他们站在历史的思想理论认识的山顶上，充分地体现出了生命意义、人文的精神和思想的价值。例如，早就著文反对一党专政的储安平，五七年提出“党领导国家并不意味着国家为党所有“，反对“党天下”；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遇罗克写出了《出身论》，批判“血统论”；圣女林昭控诉暴政和愚民政策，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人权”和“自由”的观念；后来被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王申酉，批判“反右”、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主张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北望长天》中的一些篇章，还写了人物的思想发展和变化，从而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认识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出了他们的认识过程和思想的成熟发展。被共产党开除过两次的刘宾雁，开始是因为揭露时弊而成为右派的，到重新拿笔的时候，仍不改初衷，观察思考“人妖之间”，“干预生活”，到后来他所抱守的“第二种忠诚”，使它自己成了他原来想贡献力量的党的敌人。被迫流亡海外的他，感到痛苦迷茫，但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中国的问题和出路。澳洲莫纳什大学教授杨小凯，文革中时的中学生，写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认为中国应该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新的“巴黎公社”。为此他坐了十年牢狱。出狱后他以自学成才的学力，成为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何先生在文章里详细介绍了杨教授很多经济学观点，并特别介绍了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和瞻望。他和国内的经济学家之间，进行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上具有“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的论争。他强调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的因素认识“好的资本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他反对工商人士入党兼职人大，认为这更促使“官商勾结”以权谋利。他提出修改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政治迫害，等等。到他生命最后岁月，他的宪政理想已经发展到了基督教宪政。他的思想，经历过巨大的飞跃，从他的观点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思想和学术理论的接受和运用。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北望长天》里，何先生用了较长的篇幅写思想理论家王若水。介绍了他从五七年写贯彻“百花齐放”的文章，才华受到毛泽东欣赏，后因为批极“左”思潮，在毛那里栽了跟头，被“四人帮”指为极右而遭到批斗的经历。还详细介绍了发生在八十年代的邓小平领导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做为运动焦点的在周扬、王若水为一方和胡乔木之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上的论争。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何先生之所以如此详尽地介绍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观念的论争，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思想理论上的基本原则问题，是要党的文化还是人的文化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文化用阶级论、斗争论来把持着思想殿堂的门槛。在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面前，人们谈“人”色变、噤若寒蝉。“四人帮”倒台之后，该是结束统治者用所谓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为名搞极权统治的时代了，该给人性、人道、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以应有的肯定的时候了。然而，在一党专政的社会里，思想解放的步履是如此沉重。中央内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又牵动了思想领域。当时胡乔木就指出：“精神污染”不是思想问题，是政治问题。谈“异化”实际上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对派的纲领。在全国性地学习胡乔木的文章，大张旗鼓地“清除自由化”、“反精神污染”时，王若水独自挑战理论上的庞然大物胡乔木，写了《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其后又写了一系列关于“人道主义”以及“异化”问题的文章。集成《为人道主义辩护》专书。其中的文章，就是一篇篇“人性”、“人道”、“人权”的宣言。他写道：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你是谁？”“我是人。”以人道主义为代表的反封建、反愚昧、反官僚主义、反拜金主义，追求科学民主，追求自由进步，追求个人价值、个人幸福、个人权利的思想，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在思想领域成型。人是思想的动物，也是被动思想的动物。很容易被影响甚至催眠。被灌输的思想，顽固地在头脑中形成思维定势。很多人仍然用从执政者那里被动接受的错误思想方式思维。没有接受新的、合理的思想观念，旧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就不肯退出人们的头脑。在一片断壁残垣的思想废墟上，竖起一个个思想大厦，不如在平地上建造一座座高楼大厦容易。执政者的限制和禁止，思想界的建设工程进行得缓慢。做这项工作的人，不只是专业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有无数在网上发表见解，做出讨论的普通人，还有海内外的学者和文化人。《北望长天》的作者，就是积极推动思想进步的海外学者之一。
人文精神的空间
古人说过：“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果人生只是为衣食温饱而活，可能活得安全得多，烦恼也少很多。如果只是跟着执政者的教育和宣传的思想方法而思考，甚至只想为权势之人保有权势、既得利益者保证既得利益，就更不能算是思想，只能算是盲从和附庸。真正的思想，是带着“忧”的思想。是具有同情心、悲悯心的，是由己及人地感受和思考的思想。看到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看到弱者被欺凌，感到同情，渴望平等、公平和正义，从而思考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忧”是为天下而忧，对象是人类本身，而不是只限于某个国家、集团、民族。人道主义的立足点，是为所有的人，而不是国家、制度、权利和利益阶层。它是从人性、人权、人的价值这些观念出发的理论。
一个人道主义者，是在超越国家政治、社会关系、利益得失的高度来思考的，是怀着一种尊重人性、热爱真理的道德情感来思考的。而这种精神，就是独立的人道精神。《北望长天》这部书，就反映出了这种精神。评论家冰夫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说，书中“看到的‘道德诉求’与‘审美阐述’都是围绕着‘人性美与艺术美’的课题进行的。”评论家陈行之先生，写了一篇名为《他镌刻了一座心碑》的精彩序文，其中说到，作为海外学者的何与怀先生，写出这样的书极为不易：“一，需要抵御乃至于抗拒某种力量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这意味着你必须怀有一种崇高的道德使命，具有为了张扬思想而受难的勇气；二，需要以相应的思想学术水准和道义高度来处理手下的素材。”对历史的、社会的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从来都不是中性的，都是有着带着道德上的、价值上的判断的。思想不可能全然离开政治问题而存在，然而，具有道德感和使命感的思想，跟服务于政治的思想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前者从人的角度出发，不为政治所左右，更不为执政者或是某个利益集团服务。在分析问题上忠实于真实，忠实于道德良心。不刻意回避政治，而是更从政治问题上探索更深的社会道德和历史意义。在《北望长天》中，我看到了作者许多具有社会道德感的思考和对人物精神的道德及审美的发掘。有不少独立论点，包涵有犀利的批判和义愤，也有对人性，对爱、对高尚灵魂的激情的、诗意的赞美。例如，在《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一文中，对于沈元的死，郭罗基归结为死于‘群妒’，就此，何先生指出：“暴政可以是双重的，不仅有独裁政权的暴力专政，为独裁政权所愚昧的民众也可推波助澜施加多数暴政。人性的卑鄙，制度的罪恶，沈元案件提供了一个令人万分悲愤的标本。”在纪念张志新的文章中，何先生指出，对张志新的遗忘和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他说：“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毋庸讳言，张志新并非严格意义的‘思想家’。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可是，在那个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或诱惑，几乎全部的职业‘思想家’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这个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而即使现在，不少‘思想家’由于各种原因也不准备对文革以及其它各种政治运动的死难者、受害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或者有研究也难以公开发表。”在纪念王申酉的文章中，何先生在结尾处引用了钟沛璋先生的话：“展望未来，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新世纪的到来，中国要想‘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语)，就需要千千万万像王申酉这样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不为个人，而‘为穷人翻身’，甘愿为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人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知识分子要成为独立的力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申酉的热血《供词》，是为了唤起现代的青年。这也是我的期待。”《北望长天》中最后的一篇文章，《但愿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最后一课》，写了地震后的思考，也是读杨恒均的小说《最后一课》所做的感想。作者把此文做为全书最后一篇文章收录，是有其深意的。动物都会以牺牲来换取幼小的生命，更何况人。为什么我们在地震中失去了这么多的孩子？悲剧、教训面前，需要的是改变和行动。何先生在文章中说：“《南方周末》编辑部2008年5月22日文章，更是代千万读者，直截了当表达一个愿景：‘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确，如文中所说，在救灾中，国家正以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这是一个转型契机。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中国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痛定思痛，陷入麻木的思想会苏生，而思想也将推动社会前行。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刷新执政理念，是现代化文明的开始，民主、人权之普世价值被接受，在思想文明道德领域里进行新的建设，是全面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我读何先生的文章，也随之想到这样的远景。
该收笔了，一种寂寞感，孤独感袭上心头。但愿这种感觉并不真实。罗丹塑出的思想者，虽然是强壮、却是孤独的。书中所写的中国当代的思想者，心灵是伟大的，却更是孤独。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思想者应该越来越多。在中国，有人直言表达思想观点，审查历史、批评现实。在海外，也有不少像何先生这样关心祖国、有社会道德感、有理性的批判力、对真理和人性美充满爱的学者。思想着的人，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到的似乎寥寥有数，但是科学告诉我们，实际上他们的数量是难以数计地多。
我不由想起了鲁迅早年做的一首小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2010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