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我又差一点见了龙王。
1970年，我十五岁。那时我们兄妹五人都已经被接到了父母所在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干校实行半军事管制，父母和孩子都分别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里。我随了父亲，属于7连。该干校位于河南省，信阳专区潢川县的黄湖农场。看看这县名和农场名就不难想象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里经常闹洪水。
据说该农场原来是个湖泊，后来围堰筑堤逼退洪水修成了个劳改农场，再后来因为国家的需要把劳改犯们赶走了，就成了“五七”干校。70年夏天，连降暴雨，内涝外涝一起袭来。黄湖农场的上游是大别山区，那里建立了许多小水库，天旱时它们截流，洪范时它们放水。
这个农场本来还是个蓄洪区，如今围起大堤，堤外河道缩窄，水泄不畅，洪水只有不停的往上涨。大堤告急，因为蚁穴和蛇窝等因素，多处出现管涌，随时有溃堤的危险。一旦溃堤，十里黄湖干校将遭灭顶之灾。本来就是个湖底嘛，其国家财产和人命损失不堪设想，急需运送木桩上去固堤。可是怎么运呢？那里根本就没有柏油路。内涝浸泡，土路泥泞，不仅汽车开不了，连牛车都没法走。只有一法，把木桩放进洪水中，用人泅渡顺水把木桩送过去。
任务交到7连，连部精选了几个觉悟高，水性好，决心大的小伙子组成抢险队。我是成员之一。那时候我们7连的连歌是这么唱的：“晴天一身汗水淌，雨天一身湿泥浆。风吹不转向，雨淋不迷航。想起毛主席， 浑身有力量，刀山火海也敢闯！永远向前方。”贴在我们宿舍墙上的是这样一幅宣传画：一个保卫珍宝岛的战士，头上缠着绷带，抱着个火箭筒冲向苏修的坦克。题目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当时宣传的是，脑浆子都被打出来了，还在战斗。别说，那时我也还真不怕，大风大浪的万里长江咱都玩过，这下雨积水的小河沟子算什么啊。
从大堤下到洪水里，我们一人抱一根粗大木桩，沿着大堤往前漂。其实真的没什么危险，这是一项有组织的活动，规定好了谁也不许离开岸边两米远。脚能沾着地，洪水又没有流速和波浪，大堤上还有人关照着随时准备救援。我真的觉得挺好玩的，对，还有照片呢，岸上干部给我们照的照片，我保留至今。
就是觉得冷。虽然是夏天，但是连阴雨，没有雨衣，身上的衣服都湿漉漉的，加上在洪水中一泡，这个冷啊，一出水面就浑身打哆嗦。不知是哪位先生出的主意:喝酒。大概是看《渡江侦察记》受到的启发，让我们随身带了几瓶当地产的劣质的白薯酒，当冷得受不了的时候就灌上两口。无惊无险，经过几公里水路的跋涉，木桩被顺利运送到目的地，大堤被及时加固。
可是水还是一个劲往上涨啊，眼看着就要漫过大堤——那时也没有什么沙袋，甚至没有土来加高堤坝。
奇观出现了，护堤的“五七”战士们从大堤内侧挖堤取土，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在十里大堤上筑起一座一尺高一尺宽的小堤来挡水。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就是绝望前的挣扎，谁都明白，时间不多了，水再涨下去或是来点风浪什么的，大堤必破。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只听河对岸那边大堤“砰”的一声闷响，对岸当地老百姓的大堤崩了。先是崩开一个五米左右的缺口，可以看到那边有人跳到缺口里去堵口子，但已经无济于事了。接着就听到“砰，砰，砰，砰”几下闷响，对面大堤被撕开个三四十米宽的大口子，满盈在河道里的洪水向那边一泄而下。
我们的抗洪“胜利”了。我高兴不起来，甚至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做好事还是坏事。很明显，不是他们崩堤就是我们崩堤，拼的是物力财力和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地方土农民怎么跟国家机关比啊？缺木料我们可以扒房子，反正是国家的，他们到哪找去？
就人力而言，动员和组织的效率就不能比。再说，我们吃的是大米白面，他们吃的是地瓜干。尽管红薯现在被联合国评为最健康最营养的食物了，但那是因为肚子里已经有了油水，没有油水时总吃那个，就净打嗝放屁和返酸水了。现在他们的堤崩了，我们的干校保住了，可我们这边本来是湖底是蓄洪区啊——行文至此，感到有点走题了。
水一开始退，大家松了一口气，纷纷开始撤离。我和几个小伙伴沿着大堤往回走，临离开大堤时，感觉浑身全是泥巴，赃兮兮的，就下到水边去洗澡。这一路上他们就笑我酒喝多了，路都走不稳了。我说根本没醉。洗完澡站在堤坡上，我说，你们瞧，我还能蹦三蹦呢。说着就蹦给他们看。这就应了我妈常说的一句话：“小人发欢必有祸”。这一蹦不要紧，脚下一滑，一出溜人就不见了，顺着堤坡进了河底了。幸亏是周围有人，众人赶紧下河，七手八脚地把我给捞了上来——算是让我又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