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童年经历的许多事情，也会深深地刻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今天，当我已是一个花甲老人的时候，童年生活的点滴片断仍然历历在目。写下来，或许还能看出历史的一些痕迹。
老师的戒尺
在报纸上时而看到一些为人师表的老师粗暴体罚学生的新闻，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禁不住有些愤慨。万事有个度。记得从前的老师虽然也体罚学生，但很得体，不失老师的尊严，学生也能忍受，起到了一定的督促和教育作用。
我读小学是在1950年代的初期。教初小算术的是一位姓马的高高瘦瘦的中年老师，穿一件长衫，剃一个短平头，在教室里踱来踱去时双手总反搭在背后，掌心里捏着一把戒尺。这把戒尺有一尺来长，暗红色，份量很重，现在想来似乎是红木或仿红木一类材质做的。班级里有几个男孩，包括我自己，因为白相心重，上课不专心听老师讲课，思想开小差或做小动作，所以回家作业不是做错就是少做，回答老师问题也是吱吱唔唔的，因此难免常吃老师的“竹笋烤肉”，或是屁股上，或是手心里，痛虽痛，但不伤筋骨。可见旧时老师为了师道尊严虽也体罚学生，做出一付穷凶极恶的样子，但很有分寸，多半是象征性地打上几下。冬天裤子穿得厚，所以老师一般不打屁股，改打手心。我生来怕痛，遇到马老师打我手心，他举尺还未打下，我的手就缩了回去。打几下就缩几下，嘴里还哇哇地叫，惹得同学和老师都忍不住笑。马老师看似一个清瘦高个硬汉，但也不乏对弱者的怜悯之心。有好几次，他不忍心打了，将戒尺交给我说，你自己打吧，要打得重。自己打自己，能打得重吗？从中也可见老师对学生的一份爱心！
后来，到了高小，学校里开始禁止体罚，但上课时，马老师还是将那把戒尺带到教室里，放在讲台上，只是让它起到一点威慑作用罢。有一次下课，马老师忘记把戒尺拿回办公室，我们几个顽皮的同学，大着胆子将戒尺藏在黑板后，奇怪的是第二天他也没有查问。我们又偷偷将那把戒尺放回到他的办公桌上，居然相安无事。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把戒尺，也渐渐地淡忘了。
亲历“刮痧”
影片《刮痧》上映后，曾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人们或许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中国民间十分流行的通俗医道，到了美国竟会酿成一场如此激列的中西文化观念上的冲突。曾记得5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也多次亲历过“刮痧”。
有一次，因为放学回家时淋了雨，第二天上课有点头痛脑热，精神萎靡。中午回家吃好饭，母亲从五斗橱抽屉里寻出一块民国初期的“袁大头”，拿了一把盛豆油的调羹，坐在小竹椅上，让我脱去上衣光着背伏在她双腿上，开始为我“刮痧”。因为身体瘦，硬梆梆的银元刮在背上，当时的感觉像是在刨丝瓜皮，背脊骨痛不可忍，刮了七八下就想挣扎脱身。但母亲不允，一面声声抚慰，一面不停地刮，直到我像杀猪般吼叫方才停下。擦干净背上的油渍，一个时辰之后，感觉还真舒畅了许多。
不用看医生，不用打针吃药，头痛脑热之类小毛小病，用“刮痧”的民间医道总能治好。从中医的角度解释，这是刺激疏通了人身上的经络的结果，西方没有中医，当然无从理解。从人道的角度看待，自然就有些问题。
除了“刮痧”，还有“拔火罐”，有人用煮熟的鸡蛋剥了壳，外面包一层纱布给受了风寒的小儿擦额擦身，效果也不错。白嫩的鸡蛋吸收了小儿身上的寒气，变成了青黑色，小儿的病也就好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民间流行的通俗医道渐渐淘汰了。但是，对老一代人来说，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积淀为一种生活方式，改也难。
玩打仗游戏
男孩小时候一般都比较顽皮，白相心重，做游戏也喜欢那种刺激点的方式。那时候，居家附近地势开阔，活动空间很大，不远处高地上有一片小树林，旁边还有一条小河。我们十几个小朋友，下午放学后常常聚在一起，玩打仗游戏。也许个头长得高吧，我常被孩子们推举为“司令”指挥作战。
首先，我们模仿打仗电影里的情节，从树上折下枝条，编成一个帽圈，上面枝叶茂密，套在头上作伪装，以迷惑敌方的飞机。又从书包里取出木头驳壳枪，插在腰间裤带上，手上挥舞着一根树枝做大刀，有的小伙伴还拿出了弹弓，装上泥丸子当作实战武器。敌我双方划地为界，各后退百余米，然后隐蔽前进。短兵相接时，各方“司令”一声令下，发起猛烈的冲锋，在一阵“冲呀”，“杀呀”的吼叫声中，将“敌人”摔倒在地，迫使其投降。哪方投降人数多，哪方就算吃败仗。顽童的狂野和诚真，在这种游戏中得到了尽情的渲泄。
这样一场打仗游戏玩下来，个个汗流满面，冬天头上还会冒热气，变成了大花脸，弄不好裤子也破了，鞋子也丢了，有的小朋友回家免不了被爷娘吃一顿生活。所幸我母亲比较宽厚，她一见我浑身上下弄得象个“泥冬瓜”，并不打骂，只是叫我快擦身换衣服，告诫下次不要再顽皮了。可是下次又重复了上次那副模样，但母亲照例不打骂。
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惨剧”，敌方一个小朋友，被我方弹弓击中了前额，立时肿起了一个浓血包，弄得双方家长发生了争吵，才感到事情严重，在大人的严格禁令下，以后就不再玩打仗游戏了。
送钥匙
5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有一天上午，母亲突然发现父亲上班去忘带了一串钥匙。想到父亲因此而会遇到诸多不便，母亲心里很急。那时候根本没有电话可打，唯一的办法是将钥匙给父亲送去。当时，父亲供职单位在西藏路苏州河畔的上海市煤气公司。解放前很小的时候，我常跟随父亲去上班玩。于是，一向不是很大胆的我，忽然鼓起了勇气，向母亲表示我去给父亲送钥匙。我家住在闸北公园旁，当时还没有通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交通不是靠骑自行车，就是靠两条腿走路。母亲问我认得路吗，我果断地点了点头，生怕回答不干脆母亲会改变主意。
在母亲的声声嘱咐中我上了路，沿着共和新路跨过铁路走到了天目中路十字路口。本来，我应该左转弯一直往前走到西臧北路，再右转弯一直往南就是泥诚桥（现在叫西藏路桥），苏州河畔两个巨大的黑色煤气罐距离很远就能看到。然而，也许是太紧张，也许是太兴奋，不经意间，我竟鬼使神差般地来了个右手转弯，沿着天目中路往西走。走着走着，觉得有点不对劲。忽然，一座像泥城桥一样的大桥出现在我的眼前。正当我心里一阵激动的时候，我的小脑袋轰地一声炸开了：大桥的左前方怎么没了两个巨大的黑色煤气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我急得大哭起来。很快召来了许多过路人。一问一答，原来我走到长寿路桥来了。
待到我再回头赶路，小心翼翼地走到煤气公司，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见到父亲，递上钥匙，我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父亲心疼地抚慰着我，责备我母亲不该放我一个人来送钥匙。我带着哭声说，那我不送钥匙来，你怎么开办公室的抽屉啊！一句话，惹得父亲的同事们全笑了。
父亲很快买来了面包让我吃。休息了一会，他带我到公司门口，叫了一辆三轮车，写上我家地址，多给了一点钱，让三轮车工人将我送回家。三轮车骑出几丈远，父亲又追赶上来，从身上摸出笔和纸，抄下三轮车的牌号，关照三轮车工人一定要将我安全送到家。我坐在车上回望父亲，他还远远地站在原地目送着我。童年时代的一次不平凡的小插曲，让我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感受到了父子情深的滋味。
我家屋后那条河
小时候，家住在闸北公园旁一个叫童家浜的地方，屋后有条河，河面宽约五六米，深约二三米，小河的一端连接一条通往苏州河的大河，也连接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让我做了许多关于这条河的美丽的和可怕的梦。
解放初期，这里还没有自来水，这条小河就成了丰富的水资源。人们吃井水，用河水。那时河岸上绿树成荫，河水清澈明净，妇女们洗衣洗物，都离不开这条河。夏天的傍晚，许多男人和小孩，都站在河边水桥上洗澡，那感觉好爽。
我小时候看涨潮的景象，不是在苏州河，也不是在黄浦江，而实实在在是我家屋后的那条河。看似平静的潮水，推波逐浪，如果你稍不注意，一刻儿功夫，水桥就逐级被淹没了。河水满上来，离堤岸越来越近，河面也显得更加开阔。多少次，我和小伙伴站在河边，看涨潮，心里不由害怕起来，这河水要是涨个没完，岂不越过堤岸，淹了我家的院子和房屋？
在河边叉鱼, 是我们这些孩子的爱好。我们用自行车旧钢丝，磨尖了头，弯曲排列成三角形或五角形，绑在一根长竹竿上当鱼叉。潮起潮落的时候，小鱼喜欢浮出水面，逆流而游，张着嘴寻觅食物和呼吸新鲜空气。从下午到傍晚，我总能叉上十多条鱼。但鱼小，并非都能吃，更大的乐趣倒在一个“玩”字。
因为小弟在河里出了事，这条河在我心里就播下了可怕阴森的影子。透过它平静的河面，我看到了一张血盆大口，正等待着吞噬活泼可爱的儿童，它成了我心中一条充满伤悲的河。许多年过去了，一看到这条河，耳畔就会响起当年母亲那呼天喊地的恸哭声。
后来，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这条小河完全被工厂的排放物污染了，河水逐渐变黑变臭，小鱼也绝了迹，昨日的美景不复存在。再后来，小河被填平了，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只有在我的梦境中还留下它的美丽和恐怖。
200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