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这个名字，对今天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十分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我们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每当听到看到这个名字，心中就充满了敬仰。
也许是历史的原因，在那个年代，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有着非常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几乎家喻户晓。而草婴先生，就是这些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名著的最优秀的翻译者。当时，他在中国文学翻译界享有的声誉，除了戈宝权先生等个别几位权威人物，是无可比拟的。
时光飞逝。如今，草婴先生已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了。最近，笔者和书画家徐永铨先生一起，随同草婴先生的老朋友曾遇女士，到华东医院看望了病中的草婴老人。
走进病房，草婴先生端坐在轮椅上，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对我们冒着盛夏的暑热赶来看望他表示感谢。草婴先生虽然年事已高，又在病中，但面容清脱，精神尚好，思路清晰，听力也不错。都是上海人，我们就用上海话随意地交谈。当我们告诉他，我们年轻时都是他的“粉丝” 时，他慈祥地展露出满面笑容，并表示谦虚地轻轻摇摆着手，说：“都是过去的事了。” 语气中包含了一种深沉的沧桑感。
谈话间，我凝视着面前这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脑海里象过电影似的，回望他走过的漫长的文学翻译之路，感慨万千。
草婴先生原名盛峻峰，1923年出生于浙江慈溪骆驼桥名门望族家庭。那是一个乱云飞渡，风云变幻的年代。1937年，日寇的铁蹄又开始蹂躏我们神圣的国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仅14岁的他，随父母家人避难上海。他通过顽强刻苦的自学，掌握了俄语。其间，偶然结识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姜椿芳给了他很大帮助。
1941年，盛俊峰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草婴””， 正式走上了他的翻译人生之路。在谈到为什么起这个笔名时，他说： “平淡的人做平淡的事。我用‘草婴’这个笔名，就是因为白居易的那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好像一棵小草，即使火烧也好，被人踩也好，但有了一定的条件我还是会重新长出来，我不会随便地屈服，就像小草的精神。而‘婴’是小的意思，小草的婴儿，比小草还要小的意思。”
或许是一种宿命。草婴先生坎坷的人生际遇，充分验证了他为自己起的笔名的全部涵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文学被封杀。“文革”中江青把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也因此受到牵连遭到迫害，并成为“文革” 中最早批斗的对象。被关押一年后，草婴成了监管劳教对象。1969年，草婴被派到农村割水稻。那时他瘦得皮包骨头，体重只有90斤，割稻子劳动强度大，结果割了几天后就大出血，幸亏送医院抢救还算及时，切除了3/4个胃，才保住了性命。
1975年1月，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不久的草婴，又被赶往一个建筑工地搬运水泥，这年，他已经52岁了，体重不到100斤，却要扛100斤的水泥包。一天傍晚，天已经有点黑了，一辆卡车运来了水泥包。草婴到卡车边等候搬运，人还没有站稳，车上的人却松了手，水泥包压到他身上，只听到自己身上发出“咯噔”一声响，就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他被送到工地附近的瑞金医院，诊断结果是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1公分多，不好用绷带，也没有药。加之他当时的身份，没有资格住院。 医生让他一动不动地在木板上躺半年，等待腰骨自然愈合。医生对他的家人说，假如病人随便动一下，就有断骨错位的危险，轻则下肢瘫痪，重则有生命危险。半年时间里，草婴只能保持一个姿势，仰天躺在木板上，吃喝拉撒都在上面，稍微动一动就感觉天翻地覆的痛。
后来在回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时，草婴先生说：“胸椎骨压断了，做人的脊梁骨没断。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所走过的道路，都是无怨无悔的。因为我觉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里，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最应该做的工作，所以我不曾有过自怨自悔的情绪。我精神上始终没有垮，精神上还是比较健康的。”
这就是“草婴”！ 广大读者深爱的“草婴”！ 透析着其中深刻的涵义，平凡，扑实而坚韧！
草婴先生从事俄语翻译工作的早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姜椿芳的引领下，为党的革命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1年6月，苏德战争曝发后，姜椿芳与塔斯社上海分社商量创办中文的《时代周刊》，并邀请草婴参加翻译有关苏德战争的通讯、特稿等等，当时，这本杂志的影响面很广，国内的人都是通过它了解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的。因为翻译通讯的缘故，草婴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都一清二楚，有朋友开玩笑说他是“二战老兵”。
全国解放后，华东作家协会成立，草婴成为最早的一批会员。1952年后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及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俄国和苏联文艺作品。1960年参加《辞海》编辑工作，任《辞海》编委兼外国文学学科主编。从1978年至1998年，系统翻译了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作品，包括三个长篇、六十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外国文学组组长，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兼翻译委员会主任，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中国译协副会长，现为中国译协名誉理事。
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翻译界元老级大师，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名份” 去争一席之地，反倒“千方百计”推掉了送上门的机会。“文革”结束那一年，草婴恢复了创作自由。有一天，上海译文出版社来了几位客人，他们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希望请草婴出来做出版社的总编辑。草婴考虑，如果担任了这个职位，就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从事翻译工作了。领导们最后答应了草婴的请求，支持他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草婴先生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翻译完成了400万字的12卷本《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如此巨大的工程，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但是，在草婴先生拒绝了这项正式任命的同时，意味着他也失去了很多待遇，甚至关系到现在的退休金。在旁人为之惋惜的时候，他却依旧那样心地坦然、平静如水。他反对现在一些人浅薄的心态。他说，做学问，还是要有踏实的精神才好。
草婴先生走上文学翻译的人生之路，是受到鲁迅先生的直接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国内首次出版了《鲁迅全集》共20卷，后10卷都是翻译作品，定价20元。他省下父母给的零花钱去买了一套，简直如获至宝，并从中获得启发。他还买了许多进步书刊，比如《萍踪寄语》、《苏联见闻录》等。他认为要让穷苦大众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就要先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因此他决定先学习俄语，自己可以阅读苏联的报刊，以便进一步了解苏联，进而介绍苏联。当他进一步接触到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后，“深深地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其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草婴先生翻译的文学作品，完全是一个艰苦的再创作的过程，有他自己鲜明的特色。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是：“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精品。这在世界翻译史上是一个奇迹。出版社曾经找过另外的翻译家来翻译，但是译文虽然如同照片一般的精确，可是用冯骥才的话说，就是在那些如同照片一般精确的译文中，见不到托尔斯泰的灵魂，托尔斯泰从那些译文中跑掉了。人们终于相信除了草婴先生的译文，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握住托尔斯泰的灵魂。冯骥才说，如果请汝龙来翻译肖洛霍夫或托尔斯泰，肯定很难达到草婴笔下的豪迈与深邃。甚至无法在稿纸上铺展出托尔斯泰像江河那样弯弯曲曲又流畅的长句美文。”
俄罗斯人民对草婴先生的非凡成就也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们说：“草婴这个名字，意味着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草婴先生告诉我们，1985年，他应邀首次访问了俄罗斯。辽阔的俄罗斯大地，给予他心灵很大的震撼。是这片古老而伟大的土地，养育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几代有深远世界影响的文学巨匠。1987年，他又随李岚清副总理再次应邀出访俄罗斯。为了表彰他在中俄文学交流领域里的杰出贡献，1987年，他荣获苏联作家协会颁发的高尔基文学奖；2006年，俄罗斯作家协会又授予他名誉会员的称号。
晚年的草婴先生，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我觉得一个文学翻译家，主要就是做原文作者同译文读者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要做得宽阔、平坦、容易走。”
今天，当我们心怀敬仰，同他面对面交谈，回望他走过的漫长的文学翻译之路时，终于明白了这座“桥”的负重和历史意义。他的亿万读者，正是通过他架起的这座桥，走进了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宝库，感受到了思想和艺术的巨大魅力。
写于2010年8月12日——13日
最近获悉，草婴先生病重，谨以此文，祝他延年益寿……
草婴先生在华东医院病房与曾遇女士合影
草婴先生在华东医院病房与涌泉版主合影
草婴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病房与作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