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才三个多月，农村已推行公社化。安宁恬适，风景如画的家乡，已天翻地覆，面目全非。回家的路上，满眼是凄苦悲凉，疲劳饥饿，以及横暴凶残，看得我一路胆战心惊。
早期公社是共产主义式的军事化管理，社员没有家，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男女分开住，几十人挤在一起睡地铺。种荘稼是大兵团作战，疲惫不堪的农民，牵牛扛犁，拖儿带母，像鸭子一样，被赶来赶去流动干活。督战队由荷枪实弹的民兵组成，若有怨言，或表现不佳，随时揪上斗争会斗争，打得你死去活来，磕头求饶，也不罢休。
在人生道路上，我走过无数臭棋，但最臭一着，莫过于从学校逃回农村。学校毕竟是学校，一切行为还带点文明的尾巴。农村就不同，说话做事赤裸裸地全不留情面。
不知是当官使人变坏，还是人变坏才能当官。总之，过去憨厚本分的老农，当上社队干部，脾气也大变，张口就骂，出手就打，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握有两大法宝惩治人——扣饭或吊打。对不听话或阳奉阴违的，轻则扣饭，重则吊打，死活各自认命。任你金刚下凡，见他们也胆破魂飞。
正是‘乍离虎口，又进狼窝，’而且是铺天盖地的大狼窝，眼前一切，除了懊悔我再无计可施。
中央给我们下达了许多任务：筑公路，开矿山，修水利，炼钢铁，办工厂，办大学，翻地三尺，每亩施肥三万斤。农民即使有十双手，不休息不睡觉也做不完。为了将劳动力使用到极限，公社严格规定了社员出工日，妇女每月三十五天，男人四十天。白天不够用夜工补。农民没钟表，计时看天色，东方发白做到天黑是一天，晚饭后出去，鸡叫头遍回来算一个夜工，二个夜工顶一个白天。出工不够或干活不卖力，交督战队惩罚。
我初学劳动，起早摸黑都受不了，何况还要夜战。夜战是军事术语，既是军事化管理，出夜工就一律叫夜战。我怕夜战，更怕扣饭或揪上斗争会挨打。只好没日没夜地拖着锄头，跟大伙儿下地瞎转。
社员——那时已没有农民了，除五类份子外，只有社员和干部——干部总想法让要社员多干活少吃饭，社员则成天整天琢磨怎样才能少干活多吃饭。对付夜战，社员各有智慧。我的方法最简单，天黑下地就将锄头上的铁板卸下，系在腰带上，黑灯瞎火谁也看不见谁，舞一根空锄把，跟着大伙这里敲敲，那里打打。直到收工，才装好扛着往回走。借休息钻进地边草堆睡大觉是常事。谁也不检举谁，往往几十人下地干一宵，除了混夜班饭吃，第二天一看，什么也没干。
有时天太黑，地里实在看不见，队里就派人扒房子烧火堆，熊熊大火能照一两里路远，火光明亮，谁也不敢躲懒。只是木料燃得快，一座大木屋，个把小时就烧成一堆木炭，照明是一点没用，大家借机就围着烤火。
更多是扒茅屋扎火把，大人地里干活，娃娃在地边举火把照明。王幺爷世代贫农，见扒他住了几辈子茅屋，伤心极了，悄悄对我说：“解放那阵斗地主，只想分人家的田地房屋，我就知道不对头，现在怎样！分到手的田地没有了，连自家的房子也守不住”。
李二婶家青狗仔，那年十二岁，上小学五年级，生产队按排他举火把，举到到半夜，困得一头栽进冬水田。火把浇灭不说，还弄得一身湿透，冻得哆哆嗦嗦话不成声。他妈在地里干活心疼极了，脱下自己的衣服紧紧将他抱住。
第二天，大队支书见这小子早早抱着碗，在食堂门口等饭吃，气不打一处来，一把揪住小家伙的耳朵，咬牙切齿地说：“大人辛辛苦苦夜战，你倒好，打瞌睡把火把弄熄，还想来吃饭。”说着，使劲一拧，吼道：“滚！这顿饭不淮吃”。小家伙痛得 “妈呀！”一声大叫，捂着耳朵远远跑开，碗也打得粉碎。
小家伙命苦，最终没熬过这场劫难，公共食堂断炊后的一个霜晨，他单衣薄衫冻死在离食堂不远的一个稻草堆里，手脚紧紧蜷曲在一起，像煮熟在蛋壳里的鸡仔，人家说是饿死的，我看像冻死的。
公共食堂开办之初，日子也很开心。一日三餐，四菜一汤.。五六天后减为三菜一汤，随后与日俱减，改为两菜一汤，一菜一汤，有汤无菜，无菜无汤。农民要求低，干活从没想要薪饷，只要能吃饱，菜也无所谓。活路尽管一天比一天重，政府许诺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也只挂在嘴上画在墙上。他们端着盐开水泡白米饭，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有说有笑，没半点怨言。
大米饭敞开吃的日子，大慨维持了两个月。那时我在学校，没赶上这段好时光。待我回到农村，食堂开始吃定量，社员按劳力强弱分为主劳(又叫全劳)、次劳、半劳、付带劳，学生，老人和小孩。定量按一斤半，一斤二两，一斤，依次往下减。
我是主劳，定量每天一斤半，后来一两二两不断往下减。一个月后就只剩一斤了。学生妇孺更少，或半斤或四两。社员被饥饿折磨得，愁眉苦脸，失魂落魄。特别是娃娃，离开饭时间还早，就像群饥饿的麻雀，围在食堂门前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不过，干部社员都没感到，更大的危机逼近，更不相信，这是大难临头的信号。他们相信领导，相信国家，粮食是有的，很快会给他们调来。
往后食堂又苦撑一个多月，口粮一减再减，减到每天两顿清稀饭。大人每顿两勺，小孩一勺，舀不够就兑水。到食堂快垮的那个月，饭已清得见底。周拐子三代贫农，端着半碗稀粥，咬牙切齿地说：“解放前天干水旱，财主敢熬这样的稀饭赈灾，我早把饭桶给他掀球”
早早到食堂等饭吃的已不止娃娃了。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浮肿，有的枯瘦，有的勾腰驼背蹲在墙脚，也有人用木瓢当枕头，无声无息地躺在屋檐下，远远一看不知是死是活。娃娃们再不叽喳了，有的坐在地上，怀抱破碗，有气无力地搭着脑袋。有的是张着失神的眼睛，焦灼地紧盯食堂紧闭的大门。真是人是铁饭是钢，才喝两个多月稀饭，除了干部，所有人都饿得人模鬼样。
农民好哄，只要给点小甜头，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干。昌国哥就是这样，三十四五的壮小伙，除了一身蛮肉，大字一个不识。历次运动都是大受表扬的积极分子。解放初斗地主，捆绑吊打，所有想得出酷刑他都用上。后来分到几亩地，半箱笼衣被和几个细瓷碗,，高兴得不得了。这次公社办食堂，以为好事又落到头上。带着民兵挨家挨户收缴存粮，鸡鸭猪羊、锅碗桌凳都不放过。吴二姐留给断奶娃熬粥的两升米，也被他连抢带夺地清走。每天晚上，干部们在公共食堂杀鸡宰羊，喝酒吃肉他都在场。这小子就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表演。两个月后，饿得拄着棍子也走不动，生产队他第一个被扔进墓坑。
以往的灾难是淘汰弱者，这次是淘汰强者，凡身体强壮，能吃能做的必定先死。这家伙身壮如牛，一天能吃一升多米。几勺清稀饭怎保得住他的命，半个月后吊得只剩一付骨头架。山区农户分散，他家到公共食堂有三里路遥，早晨拄着棍子去打饭，在距食堂还有一里多的小路上倒下。待人们发现时，早气绝身凉。饭罐还好好地抱在怀里。全生产队就数他的饭罐好，斗地主时分的，式样精巧不说，上面还涂有一层白釉，。他死后饭罐不知落入谁手，我真替饭罐惋惜。
我们生产队一百多人，大饥荒就饿死四十多。死人中，让我难忘的是党国英，初中刚毕业的大姑娘，鲜嫩活泼，爽朗坦诚，像朵娇艳鲜嫩的月季花。转弯抹角理亲戚，我高一辈。人前人后她都笑眯眯地叫我‘林叔’。她叫得坦然，我反倒不好意思。大炼钢铁时，他爹放炮，崩死在矿山，家里还有母亲和十来岁的弟弟。
公共食堂的清稀饭，尽管清得见底，仍是社员的命根子，为了多喝上几口，大家都绞尽脑汁想办法，认为：用敞口饭钵盛稀饭，看似多，实际少。用紧口罐盛，则看似少，实际多。要利用炊事员视差，多舀几口清稀饭。各种各样的瓦罐陶罐全带到食堂来了。国英家没有罐，每天捧把大木瓢，穿双自做的布鞋，风里来，雨里去，小心意意地把全家人的稀饭捧回去，再加点野菜煮着吃。姑娘没有一个亲戚是干部，大小便宜沾不到。但她对饥饿有极强的忍耐力。尽量把粥留给母亲弟弟，自己吃野菜。路上见面，仍叫我‘林叔’。但青肿的脸上再无笑容，微弱干涩的声音，让我几乎听不见。那时山前山后，每天都见她拾柴火挖野菜。那年冬天特别冷，只要断火，她全家不饿死也要冻死。
一天炊事员给她打饭，少舀了一勺，姑娘胆小不敢吵，只站在饭桶前不走，喃喃要求补上。炊事员都是干部亲戚，脾气大，一勺将她的木瓢打落在饭桶里。她伸手去抓时，烫了一手泡。以后是她母亲来打饭，过去和善整洁的农妇，此时像乞丐婆，衣服脏得发亮，头发像乱鸡窝。
大约又过了二十多天，才有人说国英死了。何时死的，没有人知道。她母亲要吃那两勺粥的空缺，秘不报丧，一直让她躺在家里。
生产队死了人，一般是由队长安排两个还有体力的社员去埋，报酬是饱喝两顿稀饭。在当时，这已是很高的报酬。很多人都想去，连自己都走不动，那里还抬得动人。我抬得动，又馋那两顿稀饭，但怕摆弄死人，一次也没敢争取。埋国英是我自愿去的，年轻人惺惺相惜，我觉得应该对她尽点什么，也相信她不会吓我。
生产队安排的另一人，是她远房舅舅。我们到她家时，薄板木匣已钉好，放在院坝中的木凳上。过去充满欢乐的家，此时墓窟般阴冷。屋子多处漏雨，湿淋淋的地上长着簇簇细弱的嫩草。进门就让人从头凉到脚。国英的弟弟国良，坐在没有热气的火坑旁，木讷地看我一眼又一声不吭地低下头。国英舅舅在院坝收拾小木匣，我只得一个人进到房间。
一家三口死活一起睡了半个多月的屋子，幽暗潮湿，像刚挖开的古墓。从窗户纸的破窟窿，透进几缕惨澹的白光。黢黑的板壁，粗糙的家俱，仍至床上的被褥，都像蒙着一层粘糊糊的潮气。
国英躺在床里边，盖着灰白的破床单，单子突起一道细微小的梁，要不是事先告知，我简直不相信下面躺的是个人。我从没单独面对过死人，而且是在阴暗幽森,与外隔绝的屋子里。在门口迟疑了好一会，才鼓起勇气走到床边。看着灰白的单子，迟迟不敢去揭，人死十多天，单子下到底是什么样，越想越恐怖。我后悔极了，不该贪喝两顿稀饭，落得孤独一人在停死人的屋子里，吓得六神无主。越想越吓，越吓越丧胆。不过，最终还是鼓足勇气，慢慢弯腰提起床单——
“啊呀——”那模样吓得我，双腿一软几乎蹲下去，提着单子半天不敢动，连转身逃跑的力气都没了。这哪是记忆里的姑娘，分明是贴着人皮的骷髅，眼窝深深陷下去，像没了眼珠。头颅又尖又大，棱角突出，嘴唇已干缩，微微张开的口腔，象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露出一排令人发瘆的白牙。生命居然如此顽强，硬拖到只剩皮和骨头才肯断气。说大饥荒人吃人，必定是谎话，在饿死的人身上，除了皮和骨头，能吃什么？
我将轻得像空骨架的尸体抱出屋子，放进小木匣。给她理好那件生死不离的破衣服。木盖没立即盖上，冬日的阳光将彤云密布的天空撕裂一道口子，蓝天白云下，寂静的山村仍没一点生气。我唯一能为她做的，就是尽量地让阳光驱走她身上的潮气，暖暖她冰冷的身心。
她母亲站在木匣边，痴痴望着女儿，没有哭嚎，没有流泪。一会摸她的额头，一会拉她的手，像女儿要出远门一样，絮絮叨叨，唠过不停。长期饥饿不仅能改变人形，更改变人性。使昔日端庄善良和霭的农妇变得昏聩愚钝。我十分讨厌她，方圆几十里，天天饿死人，就没一个是大姑娘。女孩儿家消耗少、没负担，随便吃点什么都能活下来。国英要不是照顾他们母子，省粥给弟弟吃，能死吗？
抬走木匣时，娘儿俩把我们送到院坝外的小路。在离她家不远的山坡上，我们找块平地，挖浅坑垒小坟，足足累了两个多小时。往回走时，我两谁也没说话，行尸走肉般地翻动脚步，只感到疲惫和沮丧。
太阳又躲进灰蒙蒙的云层，寒雾紧锁大地，见不到人影，也听不见鸟鸣，宇宙失去生命，阴沉静凄的小山沟凉透人的身心。
路过国良家门时，母子俩冻得缩头缩脑，像傻子一样在原地等我们。我假装没看见，救世主一样傲慢地从他们前面走过，国良突然叫声：“林叔！”母子俩便一起跪下给我磕头。他母亲还用细弱的声音说：“林叔，我们什么也没有，只能磕几个响头谢你了”。
“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我吓一跳，赶忙扶起她，又扶起小国良，让他孱弱的身子在我身上靠了一会，才轻轻拍着他的身子说：“快跟阿妈一块进去，外面多冷”。
他紧紧抱住我好一阵，才不情愿地放开。离开他们时，我愧悔难当，像被人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
公共食堂不久被吃垮，清汤一样的稀粥也没有了。娘儿俩最多又多活半个月，就先后死去。全家终于在另一个世界聚齐。留下几间空房没人料理，先是左邻右舍扒门拆窗。后来生产队修公房，一次将它拆除。两年后我回家，那块宅基地已是绿油油的菜地，几年后就再没人提起那户人家。
党国英和昌国哥死在前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少受罪不说，还落得一具小木匣装殓。后来就不行了，死人越来越多，活人都顾不过来，谁管得死的。或席筒一卷就地掩埋、或任其躺在床上，让老鼠啃得七零八落。许多空房阴森恐怖，没人敢进，不知里面的人是死是活。
食堂无米下锅，饿死人不断，各地粮库不时传出打死偷粮人的消息。政府警觉了，但不是大家企盼的，调救济粮来，而是加派公安兵，加强对粮站的保卫。解放前天干水涝闹饥荒，老百姓敢抢粮吃大户，现在有人敢悄悄偷仓库，但成帮结伙去抢粮谁也不敢。
火娃他大伯就说：“过去的大兵虽然带枪，都不忍心，也不敢对饥民开火。现在当场打死你不说，跑脱的还要追到家里逮，那个敢惹？”
死人越来越多，中央仍没开仓赈粮，但调整了政策，大跃进不提了，还下达了 “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好文件。一经宣传，干部社员按文件精神办，都看到生机。生产没人抓，抓生活就千奇百怪，各出各的招。
干部抓生活是密招，公共食堂断粮，这些人家就不断。餐桌上时而还有酒肉，七姑八姨也沾光，哪里抓来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大饥荒饿死人千千万，就没听说饿死过队长书记。
社员抓生活是笨招，白天挖草根剥树皮，夜晚到地里剥油菜叶，或揉些半生不熟的麦穗稻穗，用脸盆瓦罐炒熟充饥。想抓小偷一夜可掳一大把。但很少有人被抓，只有太倒霉的碰上了，抓住后就得挨顿饱打。
听说一种观音土可以填肚子，有人抓来吃，结果西门好进，东门难出，活活给憋死。最胆大的是盗杀耕牛，没被抓是福气。抓住后先吊打一顿，再送公安局判刑劳改——被饥饿折磨，远比吊打劳改难受。
鲁迅‘狂人日记’用人吃人，吓唬我们。那只是间接吃，已让人震慑。而真正将人肉一口一口嚼下肚的，我们县就发生多起。具体多少起，我不清楚，不敢乱说，清楚的有三起。
那年月哪家食物来源都不正当，弄点东西吃，都得在更深人静的晚上。民兵排长白天没事睡觉，晚上各处溜达巡查，抓动烟火的人家。好吃的没收拿走，不爱吃的当场倒掉。国法在他手里，稍有不从，就先捆后打。
江三哥，三十出头的大小伙，饥荒初起，婆娘娃娃先后死去。他独自硬撑下来。那天后半夜，一阵肉香把民兵排长引来。三哥坐在灶脚，正往灶膛添柴火，肉香从锅里飘出。排长突然降临，吓得他张口结舌半响不敢动。直到柴火烧完，仍木呆呆坐在那里。客人不耐烦了，摆开官架子，转到灶后 ，边揭锅盖边喝道：“这么晚了，煮的什么？”一铲下去，捞起一只手掌。再捞一铲，是煮掉皮的小骷髅。吓得他扔下锅铲往外跑，三哥猛扑上去抱住他，求他别往外说。排长吓昏了头，以为要连他一锅煮，边挣扎边喊救命。吓醒了远远近近好几家人，都以为出了人命大案。
另一次是吃外地人。省城来的公路从我县蜿蜒通过，在叫‘鬼招手’的路段，坡陡弯急，事故频发。流传有女交警夜间出没，驾驶员按她的手势过去，必定栽下陡岩，车毁人亡。故事真假难辨，车祸却频频发生，吓得本地司机晚上不敢过那里，怕遇上漂亮的女警花。
一个隆冬夜晚，又一辆小车翻下陡崖，监理部门处理完现场，将受伤的司机和秘书送进医院后，回头发现，首长的尸体不见了。首长是大领导，怎能丢得，死尸也要找回来。公安局忙成一团，老练的侦察员得知一切重要文件均无遗失，只丢了白胖胖的死尸，心中立即有数，带领民兵，在出事地挨门逐户搜查。首长很快找到，但尸骨不全，被几户农家分吃，失主领赃时，只收到一个披头散发的脑袋和一双肥实白嫩的臭脚丫。不是嫌脚臭不吃，而是来不及吃。心肝已被吃掉，剩一副滑腻腻的大肠，明明是赃物，领脏人谁也不敢拎。最后不知被狗吃掉，还是什么，总之没听到下落。不过，脑袋也不全了，脸庞和舌头被割走，吓得领脏干部真假都不敢细看。公安那次捆走五六个，虚弱得快走不动的人，判刑从两年到八年不等。
那年头，我也饿得神魂昏乱，想到锅里煮得油汤油水的领导干部，那细皮嫩肉，也恨不能啃他几口。人肉是什么味，吃过的人各说不一，有说酸，有说香。遗憾的是，直到大饥荒结束，别说吃人肉，我连人肉汤也没捞到一口喝。人肉什么味，我也说不上来。
从学校回来，母亲就进城给大哥带孩子去了，家里就剩我一人。全民抓生活，我也不例外。起初十分艰难，收割季节还好，晚上到地里揉谷穗麦穗回来煮着吃，但季节一过日子又难了。我吃过野菜，进口是一包苦水，停在胃里还是一包苦水，而且越吃越难受。再看吃野菜中毒，倒毙路旁，肿得又绿又亮的尸体，就再没勇气吃它了。
大哥在城里，每月粮食定量有限，他们连自己也顾不过来，在每月初头，还让母亲给我揣几个苞米面揉的菜团子回来，想尽量救我的命——这救得了吗？
我的朋友多，最能抓生活的当数走黑道的王云。小子有勇有谋、本领高强。饥荒年月仍吃得臀肥腰圆，体重不减。我求他携带，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小子胆大妄为，不念我初入贼道，头一次行动就带我作大案——洗劫农展馆。
农业展览馆，是县领导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炫耀在他们领导下，大跃进取得的丰硕成果。有粒大穗长的谷穗麦穗，一尺多长的苞米棒子，瓦钵大的红苕洋玉，以及奇形怪状的瓜瓜豆豆，木架上还站着一排毛色鲜亮的鸡鸭鹅，全是县里各公社送来供奉的农副业精品，千人瞩目，万人景仰。
开馆那天，开了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县领导个个出面，搂着麦克风各自发挥，大讲农展馆的政治意义。要全县人民永远都要记住这个光辉的日子，还要发扬光大，年年充实，代代往下传。
到这样的圣殿偷供果，等于吃领导们心肝，挖他们的祖坟，。在政治高于一切，叫人死活只凭领导一句话的年代，这行动无疑是玩命。倘若被抓，让我们死几回，也难解他们心头之恨。除江洋大盗，谁敢存此非份之想。王云话一出口，我吓得张口结舌，手脚发软。见我无反应，他又说，对那里的瓜瓜豆豆，不感兴趣，只唾涎架上几排油光闪亮的鸡鸭。
一年多没见荤腥，说到鸡鸭，让我胆量猛增。先别说吃肉，就是喝几口汁浓油足鸡汤，用命换也值得。于是大腿上一巴掌，斩钉截铁地说：“行，今晚就陪你们玩命……”
话没说完，他抬手就给我一拳，打得我后退数步，恨恨地说：“还想再踢你一脚，什么玩命？你不忌讳我忌讳”。说着“呸，呸，呸！”连吐几口唾沫在地上用脚一阵猛踏，据说这样可解晦气。
农展馆前临大街，右是幼儿园，左后两边是密集的居民区，十几间开敞简易的木架房。原是农贸市场，公社化后取消交易，用竹笆隔成几个展览厅。内外环境我们都熟悉，不用眼睛也能摸进摸出，盗口不用踩选，先从右边翻墙进幼儿园，再从幼儿园翻进展览馆。
午夜过后，小城安然入睡，正是撬门行窃的时刻。同伙还有牛牛，小子也是窃盗高手。三人收拾紧扎，借夜色掩护，蹑足潜踪，疾步直奔学校后墙。初次行窃就作大案，我不胆怯不内疚，反而欣喜自负。初入贼道就有如此好的心理素质，大饥荒绝对饿不死我。
幼儿园后墙有个缺口，浓黑的夜晚，耳朵比眼睛管用。两位好汉贴墙静听片刻，抬腿一纵，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我翻爬中蹬掉块砖头，“叭”的一声脆响，静夜中如晴天霹雳。我吓得不知所措，王云一掌按我伏在墙上，静听好一阵，确信四周无反应才放开我。埋怨也没用，黑暗中三人默对片刻，又轻轻向展览馆摸去。
农展馆围墙一人多高。一是嫌我手脚笨，再则外面确实需要人。他两没让我再翻墙，只留外面接应。两位果真是行家里手，抓住墙沿轻轻一纵，悄无声息地就越过墙头，瞬间消失在黑暗中。
这么黑的夜晚，我很少单独出门，何况是做贼。努力睁大眼睛，眼前仍一团漆黑，甚么也看不见。孤独让我烦燥又紧张，靠墙站一会，觉得不妥，赶忙又蹲下，双脚冻得发硬，手心却在微微出汗。
我尽量不去想被抓后，打得滚地嚎叫的盗窃犯，想那些会让人心虚胆怯失去勇气。王云出发前就给我鼓过气：“……干这行胆小不得，越怕越出事。就算失手也没关系。大不过是挨打劳改罢了。为了肚子，怕什么？就算打死，二十年又是小伙子。”
情绪慢慢镇定，该作什么呢？眼睛不起作用，我紧张地竖起耳朵，努力捕捉一切异常音响。
“嘎吱！”不远处传来木门开启声，声音尽管不大，却像利剑直刺胸膛。我屏住呼吸，凝注发声方向。脚步声拖拖沓沓不像捉贼，即便如此，我也丝毫不敢放松，伏在冰冷的地上久久不动。
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但除了近处的房屋轮廓，远处什么也看不见。我尽力辨寻后墙缺口的方向，事不得己，就往那里冲。已顾不得两位好汉了，他们是高手，抓住他们不那么容易。临阵脱逃虽可耻，总比抓住高吊起挨棍棒好。
脚步声去了厕所又回来，直到传来关门声，黑夜归于死寂，我才慢慢平静下来。虚惊过后，再不敢胡思乱想。老老实实紧抱着胳膊蹲在墙脚，严冬寒夜，薄衣空腹，冻得手足发麻，浑身乱抖。做贼真苦，今生今世只要有口饭吃，那怕是上帝安排，我也不想作贼了。
肚子空得发痛，我想到吃。一整天只吃过一顿饭，中午王云弄来的一个大南瓜，煮了半锅，半生不熟一人两大碗。此刻早饿得心中虚烦，手脚无力。饥饿产生幻觉，似乎赃物已到手。我抓着生红苕正大口大口地啃。啃着啃着身上似乎有了劲。移动一下又麻又硬的脚，又想赃物背回家后，得先煮些苞米粒吃，然后美美睡一觉。杀鸡拔毛明天干，想着想着，我似乎闻到又香又烫的鸡汤香。像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眼前出现了灯光明亮，食物丰盛的餐桌。直到连打几个寒颤，一切消失，才不禁哑然失笑。
“接着”！抬头一望，王云在墙头轻轻叫。竟管手脚麻木，我还是一跃而起伸手接。还没够着，上面就松开。那东西重似千钧，劈头盖脑压下来。我那接得住，叫声“不好！”腿一软坐在地上，“叭！”的一声空响。原来是个大南瓜，在地上摔得粉碎。
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趴在地上，上面的也伏在墙头，静静地谁也不敢少动，过了好一阵，四周毫无反应。才听上面轻轻咕嘟 “笨蛋——来了，接好”。再不敢怠慢，我赶忙翻身爬起，鼓起精神去接。一共递过来八九件，有麻袋有竹筐。
尽管我出力最小，还差点吓得扔下他们逃跑，就地分赃，两位好汉也没亏我。我共分得小麦、玉米、红苕等五谷杂粮七八十斤。又发觉少了点什么，问：“鸡，鸡呐？”
“只有毛是真的，肚子里全是棉花”。
真是饿昏了头，怎么就忘了，那是生态标本，我们学校的实验室也有。
我摸索着把摔坏的南瓜装进麻袋，才和他们一起翻出幼儿园，分手回家。
这麻烦惹得够大，县最高层震怒。认定是阶级敌人处心积虑搞破坏，属严重政治案件，责令公检法联合破案。我吃饱肚子没事干，常到农展馆外悠转，看公安局长带着一帮侦察员，手提照像机，在展览馆里里外外转来转去。最终怎样结案不清楚，几个五类份子无辜受刑，是却有其事。想起被酷刑逼得死去活来的坏份子，我十分内疚，我的初衷并非想嫁祸他们。
一夜间吃垮农展馆，我们功不可没。以后再没人敲锣打鼓，来送丰硕成果，架上的鸡鸭也不知何时撤走，这劳民伤财的歪点子。以后也就没人再提了。
初战告捷，我不仅一个多月没饿肚子，还知道怎样才不饿肚子。我悟性高，无论歪道正道一点就通。讨口要饭我拉不下脸，偷抢我一学就会。这样简单的事，何必拜师学艺。有他们一起当然好，没有他们时，不妨自己单干，搞点小偷小摸。
正伺机作案，捕捉下一个行动目标，同村的吴亮找我来了。这小子从小聪明伶俐，听话懂事，是老辈们常咵的乖娃娃。谁知他不修晚节，才饿两个多月就熬不住，偷摸抓拿样样学通，让同伴们追捧羡慕。这次见我他开门见山地说：“饲养场的猪快绝种了，再不弄头尝尝，迟几天恐怕猪毛都找不到一根。敢不敢干？”
离我家两里多的后山上，是大队饲养场，公社化后农民不淮养猪。各家各户的猪全集中到大队饲养。我家两头也被赶走。当初共集合了三四百头，几个月来不断减少。现在只剩四五十只了。抓猪解馋，我俩一拍即合。
饲养场我们了如指掌，那里不但有猪，还有饲料。饥荒年月这些都比金子贵重，交谁看管都不放心，只有队长他妈，和支书小姨妹石凤凤才有资格看守。一个老婆子，一个大姑娘，我没把她们放在眼里。何况饲料场坐落在半山腰，远离人户。这趟行动无论是偷是抢，保证都十拿九稳。
熟地熟路不用侦察踩点，黄昏后带了捆猪的绳索就出发。路上合计：抓小的没肉，太大又弄不动，逮只七八十斤的，每人连皮带肉能分二三十斤就够了。听说饲料被饲养员分完了，不然弄几十斤饲料回去，也能吃一个多月。
天黑前，我们先爬到后山埋伏。更深人静才慢慢摸下山。猪舍后坎，有几个大岩石堆成的岩洞，我们伏在里面，先得摸清情况，找准时机再动手。猪舍后墙没门没窗，里面的一切在那里都能看清。只要不是窃语，里面说什么，我们也听得见。
以往黑灯瞎火的猪舍，此时灯光通明，几盏煤油吊灯，明晃晃地冒着浓烟。横梁的环扣上，吊着半边猪肉。熬猪食的大锅扑赤赤冒着热气，飘出阵阵肉香。没见队长他妈，只有石凤凤一人在灶后收拾案子，灶脚烧火的是汤阿沟的汤屠户。老兄手段高，我们在后山伏了半天，没听到一声猪叫，他已经将一头大活猪收拾干净，炖在锅里了。石凤凤看着环扣上的肉，正安排他：“把肉割成九块，他们六个人，一人一块，我们三个也一人一块”。
屠户取下肉放在案子上，比划一阵，提刀又砍又割。看这架式，今晚肯定还有人来，再看何况屠户手中那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我心想：“完了，今晚干不成了。”懊丧地对吴亮说：“没戏了，回去吧”。
“不，再看看！”锅里的肉煮得咕嘟嘟响，四溢的香气让人欲仙欲死。别说吴亮不想走，就是我也舍不得离开。说走只不过自我解嘲，随便说说。其实我两都铁了心，就算犯天条国法，今晚也要把肉弄到口。默默又看一阵，他用手轻轻碰我，让我注意猪舍后门靠的几根干柴棒。这意思我明白，偷不成就抢。两根木棒足以对付汤屠户的屠刀。若先发制人，我们必定是赢家。只是想到那打得皮开肉绽的场面，还没去抓木棒，手就先抖起来。
割好肉，汤屠户又回到灶脚烧火，石凤凤在锅里翻肉，顺手扯一块塞进嘴，又烫得吐在手里吹，屠户紧盯着问：“熟啦！”
她伸伸脖子把肉咽下去才回答：“嗯，可以吃了！”说着，连骨带肉扯一块递给屠户，俩人狼吞虎咽地大啃大嚼。这苦了我和吴亮，累饿交加折腾一晚，又久久伏在潮湿冰凉的地上，锅里的肉香，故意挑逗的吃相，将我们的耐受力撩拨到极限。饥火直冲囟门，那还顾得天理国法。抢！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丢命也要把肉抢到口。
石凤凤这小蹄子胆小，举棒一吓，就晕过去。汤屠户的杀猪刀虽厉害，两根木棒夹击，也够他招架，前面举棒猛喝，与他对持，后面的对淮后脑勺狠狠一棒——对，必定放翻。
肉熟了，捞起来，两人在案子上大块小块地切，边切边挑好的吃。切完，装了满满两大盆，好像在等人，只听石凤凤说：“去了半天，怎么人还没请来”。
偷猪杀，原是请客。队长他妈一定请客去了，只见汤屠户低声滴咕什么，石凤凤对他说：“那你就拿块肉先回去吧！”
屠户挑了块肥膘肉放进油裾，趁石凤凤转身揭锅盖，他又抓把碎肉塞进怀里，这才提刀走了。
机不可失，我两正准备动手，只见矮墙外突然冒出两个人头，不用说，是黑道朋友。二人本事更高，竟敢蔑视杀猪刀，潜伏在人家鼻子底下。饲养员背过身，两个脑袋冒出来，待她转过来，脑袋又缩回去。石凤凤是未经事的大姑娘。知道黑暗中有八只不怀好意的眼睛在跟着她转，必定会吓个半死。好在她什么也不知道，在案板上挑了两块肉放进小桶，一手提桶一手拿灯，进自己的小屋里去了。
我和吴亮同时跳起时，窗下好汉已捷足先登抢到肉案前，我认出是黑狗兄弟，待我们跳下土坎，窜进饲养房，两兄弟已不知去向，几大块肉也被掳走。案子上只剩两熟盆肉，正好一人一盆，端着就跑。刚出院坝，前面传来励喝声：“谁，站住！”
“不淮跑！”
“抓住他！”
糟糕，淮是黑狗兄弟碰上来客，听声音有支书、队长、民兵连长和住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后两个家伙政治觉悟高，抓住小偷往死里打。上月还打死一个在油菜地里剥菜叶的小伙子。还有个带娘娘腔的人，像是工作组长毛同志——县上派下来搞中心工作的。
我正不知所措，后面饲养员又尖叫起来：“逮强盗啊！逮强盗啊！”
来客虽一个劲叫逮啊！抓啊，不过是虚张声势吓唬人，黑灯瞎火谁也没追。想到的必定是饲养场的美餐，听饲养员在尖叫，又急急忙忙赶过来。
前堵后追，我俩无路可逃，顾不得下面是沟是坎，纵身就跳。这一跳和吴亮跑岔了道，却和黑狗哥跑到了一起。他在前抱着肉，我在后端着盆，到手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扔掉。那晚月色朦胧，近处能见人影，远处就什么也看不见。跑着跑着，黑狗哥忽然不见了。我仍不顾一切往前跑，跳下一条小埂时。踩在一个人身上，没说的，淮是他。他没叫，我也没停，端着肉拼命跑。到家一看，气坏了，满满一盆肉只剩下巴掌大的几片。
我和黑狗哥是无话不说的朋友。第二天去他家，我还没开口。他就得意洋洋地炫耀起来，讲他昨晚怎样策划，怎样到饲养场偷肉。还说；出来时碰上何支书一伙，只得跳下土坎逃。后面的紧追不舍，一脚踏空扭伤脚踝跑不动，顺势趴在地埂下，追的人从他身上踩过也没发现他。场面如此精彩怕我不相信，又撩起衣服让我看伤：“你看，就踩在这儿”。
“来，我帮你揉揉”。他腰肋上果然青肿一块。我刚伸手过去，他就哭爹叫娘地嚎起来：“哎哟哟，别动，痛死了”还咬牙切齿地说：“这仇早晚要报”。
我本想说：‘别吹牛，昨晚我也在场。追你踩你的是我，不是何支书。’再看他的腰确实被踩狠了，又没敢说，怕他老羞成怒揍我。这家伙力大如牛，公共食堂断粮几个月，也没掉膘。打斗起来，我决非对手。
黑狗哥被踩一脚，到底弄到三十多斤肉吃。我担惊受怕一个晚上，到手才巴掌大的几片肉，想起就叫人人丧气。不过，最倒霉的该是去饲养场吃请的一帮混蛋，黑灯瞎火摸半夜，原本是又吃又拿，结果只能在熬猪食的锅里舀汤喝。汤屠户已走，再杀猪也来不及。想他们垂头丧气围在一起喝汤的样子，我又暗暗发乐。
生命这东西既顽强又脆弱，脆弱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传统道德，也能轻易致人死命。我的启蒙老师一生行为端方，清白善良、做人的原则是“不饮盗泉之水，饿死不沾偷盗二字”过去是人人敬仰的老学究。大灾降临，全民皆盗，他也不私拿生产队一粒粮食。这次可谓求仁得仁，一家六口，除远嫁的女儿外，不出半月，全饿毙在家。
也不是所有不囿于旧道德的人，都能活下来。憨厚的农民也无所顾忌，但心笨手拙，也难摆脱厄运。地方上每天要掳几大把各种毛贼，只要不是打劫农览馆或国家粮库这样的大案，公安局都不管。由各地自行裁处，打死打残各自认命。例外只有红光大队王兴权，就为偷一条裤子，在看守所关半年。
这小子是兵油子，一生都在部队混，走南闯北，胆大包天，甚么坏事都敢干。十六岁当兵出川打日本，日本投降又打解放军，投降解放军又打蒋介石，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又当最可爱的人，到朝鲜打美国。小子命大福大，除挣下一身伤疤，口袋里还有大把大把的军功章。战场上他是福将，挨了几个枪子儿都没丢命，离开部队就霉运缠身。四十多岁的老光棍，穷得没衣没裤，那年夏天，仅靠一条短裤混过去，立秋后短裤穿不出门，竟打起县政府国旗的主意。
十一前一天，人家按章办事悬挂国旗。中午才挂出去，晚上他就偷回家，买包兰靛染成青色。作裤子虽说短一点，那时也顾不得那么多，穿在身上确确实实风光了几天。直到一个月后兰靛退色，跨裆下隐隐约约露出五角星。他才着急，但没裤子换，那年一人发三尺布票，二人还凑不够一条裤子。
丢国旗是政治事件，县领导气得七窍生烟，限公安局长定期破案，侦察员这次不动声色，明察暗访。最终从他跨裆下吊着的五角星，找到线索。捉进监狱，没动大刑，就全招了。五星红旗虽然找到，但赃物还得赔蹲监狱。他没穿内裤，蹲监总不能光屁股。——那面红旗也命苦。
日子越来越艰难，一年过去了，还看不到出路。从报纸上看，中央政策是好的，各地都在大丰收，看来只有我们这里在饿死人。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商量，都认为是我们这里的干部坏，没有执行好中央政策。要找活路，只能抽出刀来往外杀，找能正确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他们都希望我先闯出去，找到好地点就写信，大家一起外逃。
按报纸宣传，我首先想到北大荒。那里有大片未开恳的处女地，‘捧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砂锅里。’这已让人神往，何况是八小时工作制，机械化耕作。那时，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天堂。
北大荒在哪里，翻遍大小地图都没找到。听说在黑龙江省东北角。大方向是先到北京，后出山海关，具体位置只能到黑龙江再打听。
稍做淮备就起程，除了随身小包，还带了十多斤粮票，三十多元钱。为凑这点钱，我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破釜沉舟，冲出去就不打算再回来，途中大概要走半个月，这点钱仅够啃干馒头。我还没见过火车，就决定混车去目的地了。
告别的家乡，我心潮澎湃，精神振奋。像即将离巢的雏鹰，尽管前程吉凶难料，也要向前跨出去，振翅冲向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