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日至25日我在北京、西安、延安等地游历,觉得在西安的游历尤其具有历史感,让人回味无穷。
小时候读历史知道了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也知道了西安有个“捉蒋亭”。原来是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西北军首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放弃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先要消灭共产党而后才能抵抗日本侵略之意)的主张和剿共政策,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动了兵变,对蒋在西安的行营临潼华清池进行了包抄。当天晚上张杨一士兵不小心持枪走火,惊醒了在华清池五间厅酣睡的蒋介石。蒋先生误以为是共产党的部队来袭而乱了方寸。蒋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仁人志士,担心遭到报应,于是仓惶出逃,以45岁高龄从后窗爬上悬崖陡壁的丽(加马字旁)山,又躲在虎班石东边常人难以站立的夹缝处,就在此被“捉”,后在此所建之亭就叫做“捉蒋亭”。这段自己觉得过于简单的历史在这次游历中得到了补充。
9月12日我参加了西安东线一日游。到达临潼丽山脚下后,乘坐索道车上山,然后步行40分钟左右下山,经过唐玄宗和杨贵妃亲手种植的两棵爱情连理树(皂衣树),很快就到了蒋先生曾经藏身的虎班石处,但已不见“捉蒋亭”的字样,却见一座称作“兵谏亭”的花岗岩建筑高高地面对秦始皇陵方向矗立着。“现在可不能叫做捉蒋亭了”,一位年轻的导游开始向我们游客解说历史了:这个亭子是1946年为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由国民党将领胡忠南、陈诚、卫立煌等人发起、由黄浦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募捐兴建起来的,起初称作“总统蒙难处”,后来又改称“正气亭”,对此过份溢美之词毛泽东很生气,于1950年改之为“捉蒋亭”。1986年根据台湾人士的意见,为了和缓两岸关系,再次改称“兵谏亭”至今。
从“捉蒋亭”到“兵谏亭”的变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字句的变化,而且是对历史原貌的修正和补充,体现了中国大陆这一边改革的精神和包容的气度。蒋介石消极抗日而执迷不悟,张、杨二人不得已而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这是个最基本的历史真相,已盖棺论定,然而“捉蒋”的说法却在细节上有所偏差和出入。当时张杨的部队搜山时发现了蒋,一军官喊道:“总统在此,不得无理!”即请蒋下山。蒋见不是共产党,心中的石头掉了地,神气了起来,命令这名军官说:“我不下山,叫张学良、杨虎城来此见我。”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由不得蒋了,士兵们执行张杨的命令把蒋“扶”下山去,“逼其就范”,但还不能说是“逮捕归案”。当时蒋在全国的威望如日中天,没人能够依法逮捕他,所以“捉蒋”之说不符合历史真实。
谏,旧时臣子或部下规劝君王或尊长采取自己的意见,为之“谏”;跪而规劝,叫做“跪谏”;哭而规劝,叫做“哭谏”;用武力规劝,临之以兵,使其必从,叫做“兵谏”。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都曾经对蒋介石跪谏和哭谏过,但都不为所动,不济于事,后来发动兵谏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对蒋兵谏”之说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具有词语科学性。“兵谏亭”的称呼不褒也不贬,留有广阔的空间,任人自由评说,有利于民族团结。而“捉蒋亭”的称呼明显含有对蒋贬低和羞辱的色彩,有“胜者王、败者寇”的味道。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毕竟接受了张杨和中共所提出的条件,实现了国共合作、全国一致抗日,最终取得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其中蒋先生的历史功劳很大,后人应当充分肯定,以示公正。“兵谏亭”取代“捉蒋亭”是理所应当的。

此事使我觉得西安人可真是大胆和开放,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同“人民公敌蒋介石”照张相在大陆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终于可以了,说明人们的政治惧怕心理已经逐渐消除了,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必备的条件。对任何历史人物的神化和妖魔化都是不正常的。人们已经开始用多个视角来评价蒋了。蒋先生并非一无是处,他除了领导全民族抗战直至胜利和败退台湾时坚持“一个中国”外,在文化基础建设上也有一定的贡献。别的不说,只说一件。几百万件故宫文物和中华国宝,历经13年的辗转,躲过敌人的隆隆炮火,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最后一件不落的落户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万代炎黄子孙保存了宝贵的历史遗产,这与蒋先生当时正确的决策和执着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对于他的罪与错,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也不应着重于追究其个人的历史责任,而是要注意分析其内因和外因以及相关联的其他因素,才能得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总之,不以成败论英雄。
走近蒋介石,要与他对话,于是我拍了这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