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正常的人，不管出生怎样，无论父母贫或富，总会有个一生中最难忘的童年时光，让他一生缅怀，一世难忘，我也是。我的童年由三岁到十一岁，都在苏北的山城先达市中度过的；我从幼稚园到小学高小六年级的小学时代，则是在先达中华学校上的。
印尼独立不久的先达市，当然没有现在的热闹；人口还少、市容简朴；它还保存许多荷兰殖民地时期的痕迹，晨光（Morning）戏院还是古老白色的荷兰建筑呢。有许多华人、马达人会说荷兰话。我家所在的女皇街（今苏多摩街），街上还有戴甲八拉（Kapala荷兰人的头头帽）如绅士般的人行走；路中央的交通指挥高台上，一位警察，一边吹着警哨，一边噼噼啪啪地转动他头上的红绿色牌子，不是红的，就是绿的，没有黄。因人稀车少，秩序井然; 这种人工转换的交通牌子,早已被电子红绿交通灯所取代.
由我家到中华学校，必须从后门，穿过一片杂乱无章的民居，然后沿着那缓缓而流的小溪，到了三叉巷口，往左通过 “大道板廊（panglong）”就到。中间那条路则穿过一排数十家的木板屋，也可抵达中华学校；三叉巷右边那条，巷口那家养有猴子的，是小孩最不敢靠近的无手阿伯家；经过那里，接下的是一片较宽敞的住家区，两株高大、浓荫覆盖的老榕树，耸立在路中央，经此就是女皇大街了，有名的《瑞安家私》店就在路口。
我的童年，分为坏孩子和好学生的两个极端阶段。前者，因父母不在身边，没有人管带，也没有可畏可怕的人教导，是我最调皮、最蛮野的童年。后者，父母在身旁，父亲的那把红条家教藤鞭，把我的野性驯服了，从此变成成绩优良的好学生。
1950年，先父应美国丰年（GoodYear）园林公司的要求，到距离先达市一百多公里的园丘小镇英佛（Wingfoot，先Akabana），开了家专门供应园丘小镇日常用品的店铺，因此把家搬去.我因读书和健康关系，必须留下和叔父一家共住。没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很自然地玩野了。放学回家，丢下书包，匆匆吃了午餐，就往大道板廊冲去。在那里，我的朋友已等待多时。
那大道板廊，俨然是我的第二个家，除了上学、吃饭、洗澡，就整天在那里玩，玩得泥泞满身。因为，那是真正的儿童乐园。它前宽后窄，占地大约一千平方米。向东与中华学校隔街对立，是它的大门口，右边和独立节的军营接连；左边与小溪为界；后方，狭窄尖小，是板廊主人的住家区。有株巨大，长得如电影《阿凡达》的高大浓密的老榕树，树下是土地公和那督神的家，那是我们最不敢接近的地方，却常有印尼族小孩偷拿那督神的香蕉。板廊中央，宽广非常，是我们活动最多的地方。那里种有六株高耸、垂根及地的大榕树，是板廊架板让客人挑选的天然板架，也是我们钻入藏身捉迷藏的好躲点。除此，大片的晒板场，任我们在有弹性的木板上跳。
板廊的后方，建起几座存放晒干后木板的仓房，那是下雨时玩跳的地方。因有横樑，不知是谁找来一条长索，紧绑在樑上，下方穿入一片板片，便是我们的秋千架了。每每看到横樑上有洞时，知道已有黑蜜蜂住进，就拿支玻璃瓶，将瓶口套上洞口，然后拿个石头敲打樑木，不一会，一只黑黑的大蜜蜂不堪受干扰下，坠落瓶子里，成了我们的俘虏。关好瓶盖，到处展示战绩；或把它尾部的针拔掉，击上一缝衣线，把它放入空气中去飞。
在大道板廊里，我们无所不能玩。玩男生的游戏：兵追贼、抓迷藏、抛空罐（丢kongkong）、打藤段（Patoklele）、打玻璃弹子（Guli）、放风筝、打泊泊竹枪、花蕾水枪、瓶盖飞轮、线轴战车、铁钉步枪……连女生的玩意儿也玩：绣花枕、跳月光舞、跳房格、老鹰抓小鸡……玩得不亦乐乎。玩死的也玩活的：打架鱼，蜻蜓、蜜蜂、蟋蟀、红蚂蚁……不是抓它们打架，就是把它们当飞机玩，玩到它们死去才甘愿。
啊，顽皮的童年早已随空远去。 一转眼，我已是几近古稀的老人。叹童年的玩物因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达，早已被后来的儿童遗弃无踪。可怜我的孙子们，再也无福领会到我们那个时代的天真情趣，享不到大自然界的涵盖给予，只是被电子拖住走，缺了那份童真！
大道板廊，当然也与时俱进了，当年的板廊和儿童乐园，早已不复存在。面对中华学校的一面，已变为成排的商店，而其后一段，亦即是我儿时的第二个家的地方，因没有机会窥见其貌，不知变得怎样。这一切，都只能在记忆中寻找。嗯,我的先达童年,始终跟随我,伴我到年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