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打黑”起源于重庆市。“唱红”就是唱红色歌曲，“打黑”就是打击黑社会，这两者本无必然联系，唱红就唱红，打黑就打黑。一种是文化生活，一种是法治手段，风马牛不相及。把两者联起来，就成为一种政治风尚，或者说是一场革命运动。意义就大不一样了。
说起来，中国人都有好几十年不搞运动了。这一搞起来唱起来，还真是轻车熟路的，并不陌生。许多半老不老的男人女人，穿起绿军装，戴上红星帽，腰扎红绸巾，扭起来跳起来，威风竟不减当年。重庆的唱红已唱到北京。在八达岭长城上，四、五千重庆人穿得红彤彤的，齐齐唱《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又接着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现在“唱红”已经遍及全国各地，城市的公园里，电视台，大剧院，都在唱红歌。有些公园里唱红的和围观的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如赶集。也有些上访民众身披状衣，前胸和后背写着大大的“冤”字，也在北京景山公园大唱红歌，大跳“忠字舞”。一时，恍觉时光倒流，曾经的峥嵘岁月又回来了。
所谓红歌，一般是指多年前的那些革命歌曲。文化大革命时，大概人人都唱过（除了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而且那个年头你也不得不唱，除了革命样板戏，就是红歌，你别无选择。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也是黑歌。如果你正值青春年少，你不唱红歌唱什么？
唱红歌的岁月，正是我们的青春期。在革命浪潮中，年轻人的荷尔蒙与革命激情一齐迸发，做了不少错事、傻事。而唱唱红歌，是那时唯一的浪漫。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红歌已像树木年轮那样牢牢印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所以，对红歌我们感情复杂。有时友人聚会，也会拿起麦克风吼几句。对样板戏也如此。我知道有些人能将京剧《沙家滨》一字不差背下来。事实上，许多退休老人、社会闲人等多年前就已经在公园唱歌，自得其乐。如今生活好了，也有空闲，唱唱歌也开心。他们能唱的歌，大多也是红歌。他们除了会唱红歌，还能唱什么？
所以唱红并非是谁谁的发明。
也有不少红歌旋律优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在他们创作生命最旺盛的时候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寄托了他们的某种信念，也许是借此表达内心隐秘的爱情（这是一种艺术的移情作用），也许是出自纯真的革命理想。这些也是人类艺术遗产的一部分。当然红歌的歌词受当时历史影响、局限，肯定有些是糟粕，是违反人类文明和精神价值，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
唱歌纯属个人自由，各人爱怎么唱是个人私事。艺术切忌强迫、限制、规定等等干预。如果将唱歌作为政府和国家的政治行为，规定必须唱什么，不能唱什么，要大家都来唱，像重庆政府那样当作政治任务来执行，要求做到人人会唱，像当年唱样板戏那样，则让人感觉好象文革又来了。
据说重庆有些精神病人通过“唱红”，居然治好了精神病，因此他们让精神病人都来唱红歌。这个我不反对。精神病人的心理治疗，听音乐、唱歌也是其中之一种。再说，如果天天吃了饭唱红，唱来唱去就是那几首，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本就无多大区别。
又据说，在重庆，监狱服刑的罪犯如果唱红唱得好，也可以获得减刑。这就引起人们不少争议。罪犯服刑，是法律对他们所犯罪错的惩罚。如对罪行有深刻认识，确有立功表现，获减刑是应该的。若凭着唱歌唱得好就减刑，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这又不是唱歌选秀。也有人提出，让这些罪犯天天在那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或《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这些歌，实在是极不严肃的事。这就有点走火入魔了。
至于说唱红能推动经济发展，化解社会危机等，那是胡扯。国内媒体报道，重庆市女农民工吴远碧因病无钱手术，自己挥刀剖肚放出腹部积水，抢救无效死亡。唱红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