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地兄在《我的文学观（也答劲帆兄）》一文中提出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个是：永恒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必去用文学去追求普世价值，因为今天看来正确的东西，明天可能就变成错误了。这种说法有合理的内核，政治是生活中变异性极大的东西，当政治错误时，文学紧跟错误政治就会糟蹋自己，时过境迁就失去了价值。作家们需要保持警惕，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然而，我认为这种说法还是太笼统了些，看上去很有时髦，却缺乏科学应有的精确。
人类的价值观的确是处在历史变迁中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价值观，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历史是人类知识和道德观念不断积累的过程，过去与未来有着继承关系，有嬗变的部分，也有相对长久的部分，甚至有无法变动的部分，这些无法变动的部分便可称为普世价值，比如人的生存权应该得到人类自身的尊重，不可以随便杀人，如果连这一点你都认为今后会被否定，那人类都无法存在了，遑论文学。我们也不能因为人类价值观会有变化就否定任何信仰的追求。屈原爱国，爱的是楚国而不是大中华，从历史的角度看，他在悖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潮流，似乎是落后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爱国的真诚，不能否认他的诗歌的文学价值。这就像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一样，我们永远达不到绝对真理，但无数的相对真理使人类愈来愈接近绝对真理，没有相对真理就没有绝对真理，我们不能因为达不到绝对真理就放弃对相对真理的追求。即便是在文革那样人妖颠倒的时代，官方意志成为主流价值观，但是在人民中仍然存在着人类的良心，譬如张志新。按照田地兄的逻辑，所有的价值观都会变化，所以对文学来说都没有表现的意义，不论那是四人帮的价值观，还是张志新的价值观。如此一来，这个世界就没有是非可言了。文学是审美，是非则是与审美相关的事情，真善是美的，假恶是丑的。如果文学完全无关于是非，那也就与审美绝缘了。试想，读者对贾宝玉与薛蟠形象美丑的判断，难道不是与他们人品的优劣相关吗？
田地兄说：“难道你看生活的时候不带着你自己的爱与恨吗？难道你的笔没有流出你的价值观吗？那你就是在为政治服务。我要说的是——这，都不关文学的事。” 作品表达了爱憎就不是文学。那么我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学，文学难道与感情无关吗？文学难道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空中楼阁吗？难道只是排列组合的文字游戏吗？生活中时时处处存在着是非，作家没有是非，没有爱憎，又哪里会有感情能够感动读者？我说要有是非，并不是说要在文学作品中明目张胆地讴歌或者鞭挞，而是主张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应随着人物、场景和故事自然流露。我们应该反对的是在文学作品中进行概念化的道德说教，而不是把是非善恶一概抹去，否则就如同把婴儿与脏水一道泼走了。事实上田地兄自己的创作就在否定他的理论，在他的电视剧本《穷爸爸富爸爸》中，主人公王富贵为了帮助老战友，放下自己家庭不顾，跑到澳洲当战友孩子的冒牌陪读爸爸，为了维持那孩子的留学费用，他出去干苦工，田地兄写的都是他的好事，把他当作善良人物加以赞美，有明显的倾向性，按田地兄自己的标准，这也不是文学。
田地兄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文学只要写出人与社会的矛盾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价值判断，只需要宣泄。这意味着，他主张的宣泄是不带任何倾向性的。其实，宣泄这个词本身就含有很强的主观性，是内在的东西向外界倾吐，而不表示外在的纯客观描写。倾泻必包含情感，有情感就有倾向性，不管你承不承认。如果田地兄说：“我所说的宣泄就是纯客观的。”那我只能说你用宣泄这个词用得不准确。作者写作是否真的能做到完全不包含自己的价值判断呢，我是持怀疑态度的，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作者不可能把生活中的矛盾全写到作品中，必对生活素材有所选取有所剪裁，选什么不选什么，你想表达什么，本身就会包含作者的价值判断，读者也可以从你的作品中读出你的价值判断，比如我读过好多篇田地兄写情爱的作品，我得到的印象是，作者主张性爱是美好的事情，不应该加以禁锢。田地兄又说“要有审美享受，要有震撼。你写到人的内心深处了，就震撼了。”田地兄写了那么多作品，是否都严格遵循了他的纯客观原则，我说不好，有多少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只有靠广大读者评说了。我只想说，我看鲁彦周编剧、谢晋导演表现右派生活的电影《天云山传奇》时，看到女主角用板车拉着生病的男主角在风雪漫天的山路上艰难跋涉的场景，我的眼泪唰唰只流，心灵强烈震撼，这种震撼是我在读田地兄的作品时没有感觉到的（虽然我也很喜欢田地兄的作品，但那是不同风格的东西）。如果你说这是政治而不是文学，那我要说，虽然它涉及了政治，但它更重在写了人性的美好。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中有一篇《上海女人》也是这样震撼人心，一个上海姑娘千里迢迢到甘肃劳改农场寻找未婚夫，最后执意把冤死的未婚夫从坟墓里挖出来烧成骨架，把骨架背回家乡。这样美好的人性，这样震撼人心的文字，你都认为不是文学，那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还是那句话，文学写作是作家个人的事，且需要多种风格，各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写就好了，不必在创作方法上非要论出个高下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