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田地兄撰文提到男作家、女作家的問題，說女作家越來越多，男作家越來越少，“象黃惟群、吳棣、勁帆、李明晏這些老手不知都去忙什麼啦，在‘文苑’版三天打魚三十天曬網”。我很榮幸被田地兄列入作家且為老手之行列，雖然很清楚自己到底只有幾斤幾兩。我不知道其他男作家都忙什麼去了，但田地兄的猜測對我是適用的：“男人白天在外面掙錢，晚上回到家可能還得做家務”。最近碰到朋友都問我最近怎麽寫得少了。就文苑版而言，我豈止是三十天曬網，簡直是三個月曬網，雖然我最近在《東華時報》的其他版面上發過幾篇政論文。
生為男人是很辛苦的，有很多的責任要承擔，沒有誰可以依賴，一切全靠自己，男人的平均壽命比女人短便是一個證據。在海外，除了日常的工作和家務外，還要寫作，就更加辛苦了。說起來，我的這種辛苦是自找的，出國前在文學研究所工作時本是極舒服的，我不用坐班，就待在家裏讀書寫作，每周只要去單位半天參加例行的政治學習就可以了。許多文章是在家裏抱著孩子寫出來的。因為不安分的個性，跑到國外來，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倒不是原單位不要我（九五年回國探親時院長說始終給我留著位置，歡迎我回去），而是老婆孩子不願意回去。在這邊生活，要吃飯就得幹與專業不相干的活，要實現自我價值就得幹與吃飯不相干的寫作。
我不是田地那種思維敏捷、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才子，文章寫得慢而苦。平時白天上班，回到家吃過晚飯後所剩的時間就不多了。坐在電腦前寫作，才覺得是開始做正事，但寫晚了就發困，趴在桌上打個盹，一下就困著了，困一陣醒來後又接著寫。自今年二月起開始自己大動干戈整修房子，隨後又是搬家，更是沒有多少時間寫作。房子剛忙得差不多了，心想可鬆口氣寫文章，不料有了一個做小生意的機會，籌備事宜又是忙了好一陣，最近在悉尼Central火車站往長隧道方向去的那個檢票口緊鄰位置開張了一個賣光碟磁帶和電器的固定櫃檯。一是想為寫作多積累一些不同的體驗，二是希望能利用看店的空擋讀書寫作，第三當然也是希望賺些錢，在澳洲這個地方“作家”先得吃飯，能養家糊口，才有餘力寫作。但願生意走上正軌後能有多些時間寫作。非常歡迎願意向我提供素材的讀者朋友來店裏與我攀談，您順帶或許能買到價廉物美的商品。
蒲松齡開茶館請過路人講故事，據此寫出了《聊齋志異》。司馬相如也是開過酒館的，與他私奔的老婆卓文君一起當爐成了千古流傳的佳話。古代作家以當官謀生的居多，比如王安石當過宰相，蘇東坡和白居易都作過太守。白詩中還說道：“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日子是過得不錯的，但與老百姓的貧困生活相對比，又覺得心中不安：“吾今何功德，不曾事農桑”。作家最講究是於心無愧，活得有尊嚴，職業的高低貴賤倒在其次。陶淵明當縣令當得不開心，挂冠而去，不為五鬥米折腰，寧肯回鄉務農，“戴月荷鋤歸”。李白在朝廷當過一段時間的翰林，放蕩不羈的性格受不了宮廷生活的束縛，也一甩袖子走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叫我不得開心顏”。李白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到處遊歷，不從事什麼職業，好象是不愁吃不愁穿。孟浩然、柳永則從來沒有當過官，好象也是到處玩，“煙花三月下揚州”，“今霄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還特喜歡泡妓院。介紹他們生平的文章中，都不曾提及他們的經濟來源。我看這倒很可以成為學者們的一個研究課題。作家的社會意識與其經濟狀況有很大關係。曹雪芹從鍾鳴鼎食之家跌入瓦竈繩床，就跌出了一部《紅樓夢》。根據一些零星資料看，中國古代社會對於文人還是比較尊敬的，不管其有錢還是無錢，一些達官富賈樂意與文人交朋友，并提供資助，李白多半就是靠這些人才得以周遊天下。西方也有這種傳統，許多貴族聘請家庭樂師、畫師。一些作家在其作品的扉頁上寫上將此書獻給某某公爵伯爵，基本上就是這些爵爺提供了贊助，於是他們的名字也就隨這些名著傳了下來，比買一棟帶不進棺材的房子更值。諾貝爾不是憑他設立的著名的諾貝爾獎而比其他科學家、實業家更加流芳百世嗎？
在澳洲這個地方，有錢的華人很是不少，他們喜歡把錢花在能顯示排場的方面，或者買豪華轎車招搖過市，或者到賭場一擲千金，文人們辦報紙、出書，要想找點贊助真是難極了。據我所知，“悉尼八怪”出合集時，全是自己掏腰包。九位女作家出小說合集《她們沒有愛情》倒是找到了兩筆贊助，一筆出自亦商亦文的孫浩良先生，另一筆则出自澳洲人公司，與純粹的華商華官都是無緣的。
所以華文男作家就越來越少，女最家相對而言就顯得越來越多了。
發表於1999年10月7日《東華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