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文學
小余的最貴重財產點了七次火，仍舊靜若處子。這七百澳元買來的名車，曾經使老闆在廠門口恭候他的姍姍來遲，親切地對他說“拜拜！”小余連罵了幾聲“Shit”，說：“看來你今天好事多磨。”我說：“是誰說來著：最後勝利的取得，常常是在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他拿我這樣的賴皮朋友也沒治，只好又擰動鑰匙。毛澤東思想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外國老爺車也受到感召，“突突突”地喘息起來，終於動若脫兔，把我們的歡呼聲和一團黑煙拋在後邊。
悉尼機場，碧空萬頃，陽光明媚，起落的飛機轟鳴著從我們頭上掠過。我前一次光顧此地是在1990年4月22日，抵達澳州的第一天。那是在破曉之前，飛機在悉尼上空盤旋了約有十分鐘之久，我從機上俯瞰大悉尼，只見一片漫無邊際的燈光的海洋，不由得想起拉斯蒂涅站在高處面對燈火璀燦的巴黎發出的挑戰：“巴黎，讓我和你拼一場吧！”今天是1991年4月13日，我抵澳還不到一年，近一年來，在大悉尼拼搏得很苦很累，對未來作過種種設想，想讀學位，想做生意，想中六合彩……卻獨獨沒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能把妻子、女兒接來澳洲。“六二〇”前抵澳的四年臨時居留者們的家屬都還一個沒來，我這“六·二○”後抵澳者卻先以B類課程辦陪讀把家屬弄來了。我也許是走通這條途徑的第一人。其實，每個中國學生都有辦陪讀的機會，我的與眾不同之處只是果斷地抓住了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而不是象許多人那樣疑心重重地放棄了它。
離開祖國時，妻送我到機場，再三叮囑我“到了國外，爭取早點進入大學，辦陪讀把我們接出去。”我連連點頭，心中卻十分茫然，“此去經年，暮靄沈沈楚天闊”，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再見面，不知今後會發生什麼。我愛我的祖國，愛我的親人們，愛我所從事的高尚職業，我本不一定要出國，可是“六·四”的槍聲和那讓人扭曲靈魂的政治清查、洗腦、表態破碎了我的心和最後一絲幻想，我出國與其說是尋求什麼，不如說是逃避什麼。當殘陽染得血紅的祖國大地從飛機窗口漸漸隱去時，我的眼睛濕潤了：我得到了自由的天空，卻失去了立足的大地；祖國啊，你快點強大起來，自由起來，民主起來吧，我的命運是和你聯繫在一起的呀！讓我同時擁有你的天空和大地吧！
我和妻結婚後兩地分居長達六年也沒能調到一起，祖國的“人民政府”並不關照這對子民，外國的資本主義政府卻十分人道地幫助我們實現了團聚夢。團聚在異國對我們家庭來說是喜劇，對我們國家來說卻是悲劇。
我們進入候機大廳，出口處的行人快走光了，仍不見她們的影子。正納悶時，只見一個機場職員舉著一張寫有我名字的紙片走出來。我急忙上前：“是我。我妻子需要我進去幫忙嗎？”他神秘地一笑，說：“隨我來。”
進到裡邊大廳，遠遠就看見妻子和女兒靠在一個高欄杆邊朝這邊眺望。我向她們揮手，女兒高興地晃動著小辮：“媽媽，看爸爸來了，爸爸來了！”四歲的她還能認出我來，真讓我高興。我朝她們奔去，卻被機場職員叫住了。看上去有些倦意的妻子迷惑不解地對我說：“他們不讓我們出去，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被帶進一間辦公室，門旋即被鎖上。辦公桌後一位高大肥胖的中年婦女命令我坐下。她的五官似乎呈輻輳裝朝鼻尖擁擠，樣貌很兇：“我是移民局官員。”好傢伙！我敲朋友家門時有時便惡作劇地自稱“Immigration Officer”嚇唬人，現在輪到我挨嚇唬了。轉頭看看四周，門和牆都是厚厚的玻璃鋼，插翅難逃。
“請你回答我一些問題。”其語氣象是審犯人。她詢問了我的姓名、出生日及抵澳日期，這是驗明正身，接下去就是“綁縛刑場”了：“根據電腦資料顯示，你已經逾期居留了。你和你家屬必須離澳。”
天哪，這是怎麼回事？我懵了······
看着那位北京姑娘抽泣着從英語學院的辦公室出來，我就知道除非校長邁爾斯是同性戀者並且拜倒在我的牛仔褲（當然不是石榴裙）下，否則我不會有戲。輪着我去晉見了。邁爾斯來自英國，眉宇間流露出英國貴族式的傲氣。我對他的最初印象是不錯的。來澳後的第二週，我便找到了工作，第一天上課就不得不遲到了。我忐忑不安地向邁爾斯說明緣由，徵詢是否能允許我每天來晚一點而不扣減我的上課出勤率。他說：“我不能說你可以來晚，但這種現象在本校很常見，我能理解你們的處境。”我以為這是暗示他將採取睜隻眼閉著眼的態度，此後便放心地每天遲到半節課。學校從來不公佈每個學生的出勤率，到學期結束時才公佈。我的出勤率只有83%。此刻，邁爾斯攤開雙手：“很抱歉，我不能給你出勤率合格證明。”我說：“您曾表示過理解我的具體困難，我認為您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是的。但是同情心不等於我能違反政府的法規。”這要命的政府法規，規定海外學生必須保持90%以上的出勤率，每週打工不得超過二十小時。這是魚與熊掌的問題：保住了出勤率就很難保住工作，沒有錢繼續讀書；顧全了工作，則很難保住出勤率，就沒有權利繼續讀書。總歸是讓窮留學生讀不成書，這或許就是澳洲人的黑色幽默。我以極富有感情的聲調說：“您知道您不給我合格出勤率意味著什麼嗎？意味著我徹底失去了進大學的機會，意味著我的家屬殷切希望的來澳陪讀成為泡影，意味著我被你逼成黑民。”他深情淡漠地聳聳肩，：“這並不是我的事情，剛才那位女生聽說不能進大學，哭了，我也愛莫能助。”
不能動之以情，我只好誘之以利：“我願意續報本校課程，您難道不想賺這筆學費嗎？”他嘴裡只簡短地蹦出兩個字“No way(沒門.)” 事實再次證實了同學告訴我的話：這家夥不是老闆，錢於他無所謂；他打心底里討厭中國學生，而屬意多招日本、南韓學生。我看多費唇舌沒有用，丟下一句：“但願你也有遇到麻煩的時候。”便出了門。
抱著最後一絲希望，我馬不停蹄地跑了許多家號稱解決出勤率難題的留學事務所，得到的回答都是說現在風聲緊，沒辦法。當我筋疲力盡、萬念俱灰地沿著喬治大街往“家“趕時，，已是夜深人稀，涼風襲人，眼前的路燈，像是父母妻兒充滿期待的眼睛。他們哪裡知道我來澳不到半年就要成為黑民了，而我還不得不編造美麗的謊言去圓他們的夢。我的鼻子一陣發酸······
胖女人命令我把衣袋裡的所有東西都掏出來。我一邊掏一邊分辯道：“我想你是搞錯了，我仍持有學生簽證。”
“我們的電腦不可能出錯。”
“如果我逾期居留了，貴國駐華大使館怎麼可能發給我家屬陪讀簽證呢？”
她啞住，想了想說：“你現在能出示護照嗎？”
“護照放在家裡。”
她翻查我掏出的東西，從中拈出一張借書證：“這上邊的地址是你現在的住址嗎？”
“是。”
“我們可以到你住處查找你的護照嗎？”她逼視我的眼睛。
我坦然答道：“當然。”話雖這麼說，心裡卻打鼓，我自己倒沒事，可別牽連了同住的哥兒們。
下班後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萊德芬(Redfern)貧民區的那個窩，我一眼就看到客廳桌上攤著當日(1990年9月X日)的《新報》，頭版頭條以醒目標題報導了墨爾本十多位中國留學生因超時打工被移民局拘捕的消息，重要段落還被劃了紅杠。二房東上海人老翁正幸災樂禍地對著大夥哇啦：“墨爾本抓人了，嗨，悉尼肯定也快了，我只要打一個電話到移民局，你們這些‘六四’後的都得倒霉。”這傢伙四十多歲，摳門到了家，與同住的所有人的關係都形同水火，與他親弟弟都曾老拳相向，互相“操娘”，操的是同一個娘。平時誰也不搭理他，這會兒他卻按捺不住地要與人攀談了。大夥兒聽得直冒火，想揍他，悄悄一商議，又覺得風頭上還是少惹麻煩為好，不如換個法兒整他。
數天後，我們突然“勝利大逃亡”一齊搬走（反正住這破房沒交押金，不會損失），把老翁給晾了。他只好花錢登廣告招租。萊德芬是警察經常出沒的地方，中國學生避開唯恐不及，哪有人來應召？原來六個人分攤的租金這下他老翁一人背吧，他心疼得哇啦哇啦也沒人聽了。
胖女人見我神態坦然，便似乎不急於馬上去我的住處搜查，問道：“你說你仍持有學生簽證，那麼你現在就讀於哪所學校？”
我答：“Australian Academy of Dramatic Arts(澳大利亞戲劇藝術學院)。”
她瞪圓了眼睛：“Very interesting（非常有趣）！”我不知道她是指什麼東西有趣，但是回想我報讀這所學校的過程倒的確非常有趣。
“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這話一點不假。那天我正好丟失了工作，一個懶覺睡到太陽親吻屁股才起床，想起國內的朋友------一位小有名氣的青年舞蹈家-------託我幫她打聽報讀學校的事。我曾寫信委婉地勸她別來澳洲受這份洋罪，可任我怎麼說，還是無法打消她期盼光臨藝術聖殿悉尼歌劇院弘揚中華舞蹈藝術的強烈願望。沒辦法，受人之託，只好趁著這會兒有空去幫她跑跑啦。翻報紙一查，只有這所戲劇藝術學院與舞蹈搭點邊，於是誠惶誠恐地去瞻仰這所學府。
學府只佔著一幢舊式樓房的一層樓面，少少的幾間教室是用木板分割開的。很帥氣的伯克比校長熱情接待了我。當我詢問完有關事項起身告辭時，他隨口問了一句：“你自己是學生嗎？”我據實相告，學生簽證再過幾天就要過期了。他笑了笑：“你報讀我校，我可以幫你解決出勤率問題，你還可以申請家屬來澳陪讀。”
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上大學才能申請陪讀嗎？”
他說：“不，不論A類還是B類課程，課程在一年以上都可以申請家屬陪讀。本校是三年制的B類課程，已有學生辦成功過。”
“是中國學生嗎？”
“不是。但我想中國學生也能行。”
“可是你有什麼辦法能解決我的出勤率問題呢？”
“你帶上我的信到OSO（政府海外學生辦公室）找我的朋友阿瑟先生，他會幫助你的。等他把你的出勤率問題解決了，你再來交學費，所有費用每年才2750澳元，不貴吧，為什麼不試試？”
絕望中出現一線生機，我決定一試。
晚上把此事與同住的哥兒們一說，個個都說從沒聽說讀B類課程辦陪讀的先例，否則那些無孔不入的移民事務所早就大做生意了，所以絕不可能成功。福建來的傑克遜和武漢來的約翰雖有合格出勤率也毫不動心，為省錢準備放棄續讀機會，儘管他們一個有很能打工賺錢的孩子她媽，另一個有新婚十天就獨守空房的妻子。
我說：“我並不指望能辦成陪讀，只要能續我簽證，也算得到一頭，萬一一舉兩得呢？”
第二天我到海外學生辦公室核實了一年以上B類課程確能辦陪讀，問到成功率有多高，工作人員的神情也很不以為然，只說：“你可以試。”隨後我找到阿瑟先生，他否認與伯克比校長是朋友關係，說他只是分管該校而已，叫我補些病假條給他，兩天後聽結果。
心急火燎地總算把兩條熬過去，剛到上班時間，我就撥通了阿瑟先生的電話。“事情全妥了，你可以向學校交學費了。”他說。我分析他肯幫忙的原因，大概是OSO不想把太多的學生逼黑。
以後的事一帆風順：我得到續發的簽證，即著手辦陪讀，從遞上申請表格到家屬拿到簽證，前後只花了四個月。人人都說我幸運，先前的懷疑者追悔莫及。一家留學事務所知道我的成功信息後，立即打出廣告：“A類、B類課程辦理陪讀，本事務所已有成功先例。”我成了活廣告，居然引領了後來的辦陪讀新潮流。
胖女人繼續盤問我，不放我走，大有陪我過夜之趨勢。我說：“你何必那麼費事。我妻子手頭有我的護照複印件，你按我的簽證號在電腦裡查查不就行了？”
她還算沒有固執到家，於是小心翼翼將門打開一條縫，讓我向等在門外的妻子說明原委，她則橫亙其間，大有一婦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我這才領悟到移民局物色一位胖婆幹這差事的妙處。
她接過複印件後，將門重新鎖牢，坐在電腦前背對我敲打鍵盤，轉過臉來時，已是陰轉晴了，堆了一臉笑：“你們可以走了。”
“回中國嗎？”我故意調侃了一句。
“不，出機場。”她面露尷尬。
門打開了，我奔出去，把女兒抱在懷裡吻個不停。
推著行李走出海關，一道閃光嚇我們一跳。哦，原來是等候多時的小余為我們拍下了一張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
汽車奔馳，妻和女兒興奮地瀏覽著窗外市容。我覺得眼前的情景象是在夢中，真的是回家嗎？我們的家真的是在澳洲嗎？對未來生活和命運的憂慮突然湧上我的心頭······
發表於澳洲《大世界》月刊1994年7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