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 · 其年其月

其年其月，天久晦、山河无色。望四极、云行不定，光沉如墨。万里关河声自断，九重门阙风难入。正四方、气候在无言，时将迫。   半城车寂，一线天沉，旗影斜垂遮旧屋。远天层层压城来，无人敢问风何来。   史未启，篇先寂。令未传，人先识。凭江山在目，纪年难得。后世翻书应见此，不信只余一页述。记当时、谁语已成文，难漏迹。

第四十九章

我们弄堂里送报送信的邮差叫老冒。

他一年四季穿绿衣绿裤，骑一辆旧绿自行车。除去星期天，每天两回，从弄口窜进来，又从另一头钻出去。

那会儿的邮差和户籍警一样，很少换人。几十年盯一片地界，谁家搬进谁家搬走，谁家添丁谁家出事，他都清楚。

弄堂里的人见了他，总要拍两下肩膀，搭几句闲话。

老冒剃着一个五十年代电影里，常见的特务那标准中分头。脸不大，眼睛细，五官挤在一起。他一张嘴说话，整张脸就跟着往一边歪过去。

久而久之，大家便叫他“阿歪”。

沪语里“歪”读作“花”，于是又成了“阿花”。

阿花脾气好。

他那辆车一进弄堂，就有人隔着窗喊：

“阿花来啦？三号里有信吗？”

“六号里挂号信来了吗？”

他会马上抬高嗓门将信息报岀来：

“五号张家要敲图章！一号有挂号信！二号来拿杂志——”

他越叫，脸歪得就越厉害，然后整条弄堂就笑声一片。

多年以后，弄堂在我记忆里慢慢褪色，椅子、墙面、窗格都模糊了，唯独阿花的音容笑貌仍清晰。

闭上眼，仿佛还能听见他车铃一响，从深巷拐进来。

那年春天，浮云低低掠过。

黄昏时分，我娘在后门水槽旁刮鱼鳞。阿花在门口咔一声支住车脚，朝屋里喊：“阿嫂！贺喜啊！”

他说着随即递上一封信。

我娘手上都是鱼腥味，接也不是，放也不是，只得冲屋里喊：

“老四！出来拿信！”

我走出来，看见信封上的红章。

几天前我已刮到风声，我被分去卢湾区住房装修队，这是一支由社会闲散人员拼凑起来的，首次招收中学毕业生的集体所有制单位。

我接过信，满脸的不高兴与无奈。

  黄牛皮信壳我都懒得拆，转头对着阿花就嚷：

“这种单位？还想吃喜糖啊！吃你个头的！”

阿花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摆手：

“不吃糖，不吃糖——”

说完赶紧跨上车，像怕再被骂似的，一脸诡笑的溜烟骑走了。

我娘在后面呵斥：

“不要没礼貌！人家送通知，招惹你啥啦？柿子挑软的捏！”

硬的柿子，我也没地方去找啊。

那时我兄姐还在农村。对我爹娘来说，这份工作已算久旱逢甘露。

我当了一名漆匠学徒。提油漆桶、爬脚手架、涮粉刷墙、刮腻子。三年出师，月薪十八块。

可我再沮丧，却阻止不了爹的激动，他特地赶去淮海路书店买了两本木工油漆书，递给我说：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你有了手艺，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回：“爹，你是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我能挑副漆匠摊养活自己吧？”

我爹知道我有情诸，他停顿了一下，说：“生计跟理想两回事。先做起来。”

其实若没有这十八块工资，我决计不会去报到的。

那年月，五块钱够吃一个月午饭。葱烤大排、菜底红烧肉一毛二，黑洋酥、肉包几分钱一个。

上班使我第一次口袋里有了钱。

跟大燕、菊娣去南京路兜兜、淮海路逛逛，如今也敢进面馆叫碗一角五分的腰花虾仁盖浇面；烈日下买一块一毛九的光明小冰砖；上海首次进口黑汽水可乐，我竟也去赶时髦尝鲜。

单位还免费给一张六元的公交月票，无上限乘车。

  那时的同学新工人之间，最看重的，就是这张公交卡了。

我经常在休息天，换着线路出游。

这周44路到漕河泾，看农田河浜；下周坐20路电车，当当当外滩绕一圈。

上海人乘车，踩上踏板就会喊上一声：

“月票！”然后售票员回一句：

“拿出来看看，不要空叫好吧！”

车厢里马上你一句我一句：

“你怎么晓得我空叫？这么挤的车子，我没法拿好吧，等松一些自然会拿的，急什么啦……”

   售票员这个时候要闭嘴，否则全车厢会一起帮腔埋怨这挤死人的公交车。全程话语不断。

  如果是五分钟一辆车，乘客会强烈建议高峰期间应该二分钟一次等等。

  然后等车一动，人群稍松，便从包里掏出票，举起来晃一晃，口中还要嚷一句：“月票，看看清爽”

售票员自然也不卖帐，再来一句：“看见了，放放好，不要等会叫皮夹子没有了……”

日子就这样往前走着。

春叶转深，夏绿转黄，秋风一起，满地落叶。我也就这样活着。

一九七六年，这块土地便接连传来死讯。

一月，七月，九月。

我们弄堂上空，飘过三次丧葬哀乐。

弄口的大树在寒风里抖动，枯叶被卷起，在地面打转。

行人踩过去，沙沙作响。

这一年的西北风刮得比往年狠。

报纸说，这股寒流是从内蒙古一路压过来的。两千公里的路，风到了上海还不肯收。

我爹从旧车行花三十块钱，替我淘来一辆破自行车。

 晓荔阿爸给它拆了又装，拧紧全部松动的螺丝，对我说：“骑骑还是可以的，中途不会掉链子。”

我开始了骑车去上班。大楼、工厂、宾馆、医院、洋房、石库门，一处处刷过去。油漆味跟着衣服走。

街上的人都裹得严严实实。帽子压到眉毛，围巾缠到鼻梁。

楼顶、树梢、远处的天际线一片灰白，像被同一层雾罩住。

一月的电视里反复播放的画面是：

十里长街站满人，花圈一排排推进。镜头扫过献花的小孩，又扫过海面，说骨灰撒进了海里。

清明过后，豆腐店大毛从新疆回来。

他说他绕道去过了北京的一个地方，那里全是花圈和诗词。”

他带回了几张抄来的诗句。

我娘看了一眼其中一首，说：“这是在骂后娘哭亲娘。”

大毛还说，他看见大卡车在一辆接一辆往里开，车上全是穿工作服、戴柳条帽的人。

三层搁楼的小郑老师和自行车铺楼上的大华也说，这几天的报纸在批“孔子与宋江”

夜里风大了，但弄口的路灯下，仍有一簇簇人站在那里小声说话。

又过几天，那里发生的事被定性为“清明事件”。

七月，河北唐山大地震。第二天的报纸大标题：

“英雄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当居委会例行将当日报刊一塞进玻璃框时，弄堂里关心的人就一下围上去。

  有人读了一条内容，关于世界各国主动提出援助，被我们严正拒绝，并印了一批毛主席著作分送过去。

  因为那时我们已是一个既无外债，也无内债了，可能是不想欠人情债吧。

但私下里有人会说：这是丧家收份子钱嘛，为何要拒绝？”

这种话还是不要扯开的好，结果弄堂里俩人为当年日本赔款，究竟是赔了没有，争吵了半天。

  勇强又提他爷爷当年在八一三被炸掉一条胳膊的事，爱珠大姐也说起她奶奶乡下的房子被日本人炸掉等等。

没过几天，里弄堂的茜茜慌里慌张跑来说，她叔叔婶婶在唐山科学院，家里还有两个小表弟，这几天联系不上。

她父亲在政府部门，通过关系进了赴唐山的医疗队，当天已乘飞机去了那里。

过了些日子，茜茜说她爸回来了。她爸在余震不断的废墟地震棚旁，找到了那

五岁和七岁的俩表弟，小孩说，他家在房梁砸下那一刻，父母把他们抱在怀里，自己被压死的。茜茜爸就把他们带回了上海。

九月还热着，天窗里光线却发灰。国丧期间，大街上每人手臂都戴了一块黑纱。

学校、商店、机关挂满白纸白幡。

影剧院停演，广播里整日放哀乐。

十月一个初秋午后，遗体在布置瞻仰。

忽然又有特大惊悚消息传出，坏人被抓了起来。然后街上又开始了一轮的敲锣打鼓。

报纸说，这场就是他们几个挑起的，如今这场浩劫已全部结束。

反正十年前开始时，也是这样的喧哗，这样的敲锣打鼓。

电视里一边在播放长长的队伍在瞻仰遗体，还配着诗朗诵。

画面一换，镜头切向全国各地愤怒的群众，在高喊打倒这些人的口号。

  举着你办事，我放心的牌子跳民族舞的年轻人，音乐从万泉河水的弦，拨到了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的调，舞姿基本没变。城楼上人站立的姿势基本没变，

口号锣鼓声也相似。十年了，唯一不同的是——当年我们冲出弄堂跑到街上去看热闹，现在去居委会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