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天 · 闲书、大案记”
石阶未扫尘先厚，炊气沿檐各自收。几册残编轮到手，袖中无语只低头。 未闻雷，先起骤。墙头忽有脚声连。梧桐不语枝仍在，一巷人心各自悬。
三十九章
大家原以为，爽直不羁的宝妹姆妈，会一直骂下去，骂到宝妹回沪为止。
谁知那骂声忽然停了。
像一根拉得太紧的弦，骤然松脱。弄堂里寂寥的让人有些不习惯。
后来有消息，绕着几道弯传来。烟纸店老板娘——也就是那位小姨老板娘——回浙江天台养病数月，随乡里人信了耶稣。回来后，她在弄堂里讲起“福音”，声音不高，却日日不歇。
宝妹姆妈第一个跟了去。
从此每日夜深，她跪在床边祷告。水门汀冰凉，她跪得笔直。
有人笑说：“白菜靠种，奇迹靠祷。”
话没落多久，宝妹真调回了上海里弄生产组。
至于真正的原因，是宝妹大哥去了新疆，她成了独女，政策里有条口子。但在弄堂人心里，三分人事七分天——这事，还是与她夜夜跪地分不开。
信上帝，在当时并不是可以摆在台面上的事。
龙龙姆妈也入了会，却始终不敢明说。
石库门与公寓不同。公寓门一关，各过各的日子；石库门里，门一关，就等于敲铜锣。
住一幢楼谁家几点做饭，谁家出去了，钥匙托付给谁？大伙都是互通声气的。
“阿二头回来叫他饭已煮好，闷在草窟里了——”
“灶披间炉子上的汤，叫阿拉阿妹头拿起来小心些。”
这类话，你隔着墙都能听见。
所以龙龙姆妈忽然一到饭点便把门锁得严严实实，等于在弄堂口喊：“阿拉屋里厢有秘密事体噢——！”
冬天还能混过去。到了夏天，亭子间闷得像蒸笼里的咸蹄膀。她汗流浃背，祷告也祷得气喘。时间一长，瞒不过去。
一天傍晚，灶披间炉子边，她自己开了口。
“以前三林塘娘家都是姓洋教的。小辰光我就去过教堂。我倒不是看见宝妹调回来才去信的。伲阿爸讲，三林塘现在大家都又信回洋教了。我嫁出来这些年一直没信，乡下双胞胎的房产，一直没分到。”
她抿了抿嘴：“恐怕是上帝在惩罚我。”
郑家姆妈插进来说：“你不是一直听阿福根讲政策？房产还没解决？”
“现在还讲啥阿福根啦，“伲阿爸讲阿福根也被打倒了。靠他靠不牢了。”
她顿了顿：“当年豆腐店喊我出来帮工，一对双胞胎大娣小娣寄在娘家。十几年下来，房子没分到不说，本来可以做上海人，现在成了乡下人。”
“侬就知足吧，”有人说，“幸亏是农村户口，插队落户总算逃过一劫。”
“这倒是真的！”龙龙姆妈低头吃吃的笑着说，一脸的欢喜。
天堂远不远不晓得，但只要与日子拴在一起，就有了答案。
弄口那棵梧桐，一年年落叶。人走了许多，巷子清冷下来。
运动三年多。大学停招。中学里积压的学生，一片红去了农村。教室被腾了出来。我们几届小学生，前后接踵进了中学。
七十年代头里，我进了邻近复兴公园的一所中学。
梧桐叶半黄半绿的操场上，我们排排坐着，听工宣队王师傅讲国际形势。
“美帝国主义还没消灭，又出了苏联修正主义。亚州、非州、拉丁美州形势都不乐观。资本主义宁可把牛奶倒进大海，也不给穷人喝。台湾人民冬天连煤都没得烧……”。
中学上课松散。十分钟作业做完，余下读报纸、背语录。语文课是批判稿，抄几段语录，喊几句口号，结尾不是“万寿无疆”，就是踩上一脚。
给我们的闲暇时间太多了，如何打发呢？就是看闲书。
抄家时，书烧了不少。但弄堂里的地下传书巷道还通着。闲书在我们手里击鼓传花。
三国、红楼、水浒，镜花缘、隋唐、三言两拍、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小五义、广陵潮……这些旧书，父母床头柜里还能翻出几本。纸脆字竖，繁体字靠连蒙带猜，反正都能读。
金光大道、牛田洋、苦菜花、迎春花、敌后武工队、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红岩，是市面流通货。
三家巷、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啼笑姻缘、夜深沉，从阿姨叔叔手里借。
至于基督山伯爵、约翰·克里斯朵夫、呼啸山庄、战争与和平、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包法利夫人——有这类书的人家，多半早被抄过家。不是烧了，就是收走了。
即便如此，中学阶段，这类书在我们圈子里也并不算稀罕，只是轮到你手里的时间很短。白天晩上，传到你手里，是什么时辰都得按钟点算。
四册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我用手电筒钻在被窝里，几夜就读完。
那时所有的图书馆门口都贴着两条斜封条。我们书包里人手一本红塑封皮的语录小册子。
因此，夜里在被窝里翻闲书，白天在学校里背语录，是我们的基础教育。
梧桐叶落在操场上，诗与非诗人家的袅袅炊烟都这般升起。
其实弄堂里流传的那些小说，并不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家心里有数。
那是我们这些刚进中学的男生，翻墙爬进向明、比乐、东风、五爱、五十五中，一中心、二中心、三中心小学，甚至淮海路上泰山公寓弄里的社科院党校里弄出来的。
说是“偷书”，也不全是硬闯。
多半是里应外合。比如，＂某某的父兄在那里工作，答应借我们几本。摸熟门路之后，下回再去，混水摸鱼，多带几本出来。顺手牵羊，算不上惊天动地。
文化广场的书更好拿。
那里成捆成捆的书，与一架架钢琴堆在一起，无人看管。钢琴擦得亮，书却像没人要的废纸。我们去看过几回，知道哪堆是文学，哪堆是历史。
后来那年文化广场大火。
黑烟在学校操场上空翻滚。老师和工宣队忙着锁门、关窗、清点人数。我们却成群结队，翻过篱笆，往火场跑。
等我气喘吁吁赶到时，只见马路两边堆满抢救出来的钢琴。漆面反着火光。那些成箱成捆的书，却无人问津。
火光里，纸边卷曲。
卢湾区图书馆的书也堆得像小山。车库廊棚里，书籍横七竖八。认识个熟人，拿几本出来，不算什么大事。
抄家物资里，图书是最没人计较的。
月黑风高时，男同学蹲在墙根。等看门老头喝了几口白干，打起瞌睡，轻手轻脚扛走几捆书。没人追。
每天放学路过长城电影院门口，黑市图书就在那儿交易。交换的，买断的，都有。封面用旧报纸包着，像卖违禁烟。
一个阳光很足的午后，隔壁弄堂的王金海书包鼓得像博士生一样。
他摊开一套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清晰的蓝印章盖着“社科院党校”。
“只卖不借，五毛。”
我们翻了几页，密密麻麻的文论，看不太懂。不是小说，太正经。价钱又贵。
我把口袋翻给他看，一毛钱。
旁边同学又掏出五分钱。“就这些。”
他咬着嘴唇，僵着。
那时候八分钱就能去沧浪亭吃一碗葱油拌面。最后书还是卖给了我们。
那套书如今还在老家书柜里。纸页发黄，蓝印章还在。
就在我们吊儿郎当翻书的时候，上海文革民间第一案的风，刮进了弄堂。
寒夜，警笛声一阵紧过一阵，在空旷的马路上回荡。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北京路，一夜之间贴满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炮打张组长”的大字报。
整个城像被人掀了一下。
我们弄堂，也挤进了惶恐的行列。
警车的呼啸声忽然停在我们黑洞洞的弄堂口。灯光在墙上晃。
急促的拍门声，砰砰砰，震醒整幢楼。
我爹正在穿衣要去开门。我娘一下子按住他。
“你心脏不好，我去。”我娘拖着鞋跟，披着棉袄，把半扇石库门吱呀一声推开了一条缝。
还没等她探身看清，门外的几十个人像一阵狂风，猛地撞开门板，涌进来。我娘一个趔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他们已径直往楼上冲去。
等到几家的门里纷纷亮灯，邻居慌慌张张披衣出来时，郑家姆妈家的小儿子郑申强，被人簇在中间，半推半架地下楼。
他没有喊，也没有挣扎。
郑家姆妈连滚带爬地摸下楼时，申强已经被塞进警车。
车门“砰”地一声合上。
警笛拉长，在狭窄的弄堂里来回撞击，灯光一闪一闪，照得墙壁发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