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萧虹老师，至今只见过一面。

那是二〇一二年的六月一日，悉尼。我要去墨尔本办事，特意在悉尼中转，只为见一见这位素未谋面却已给予我莫大信任的长者。此前两年，当我冒昧地联系她，询问南溟出版基金能否也惠及新西兰作者时，她在电邮那头几乎没有犹豫，只是温和地说了一句：“可以。”经过基金评委的盲审，我幸运地成了这个基金赞助的第一位新西兰作者。

后来我常想，那一句“可以”背后，是一种怎样的胸襟。彼时南溟基金成立已逾十年，资助范围始终在澳大利亚，她本可以以章程所限为由婉拒。但她没有。在她看来，华文写作的版图本就不该以国境线切割，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同在南溟，同是漂泊，又何必分彼此？

这份开阔，大约与她自身的经历有关。

萧虹老师祖籍江西永新，一九三九年生于永新县城萧家祠，十岁随父母迁居香港，十五岁又移居马来西亚，此后辗转于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她像一枚被时代浪潮反复推送的种子，在多个文化土壤中生根、抽芽，最终在悉尼开出了自己的花。这样的人生轨迹，让她天然地超越了狭隘的地域认同。她不是香港人，不是马来西亚人，也不是纯粹的澳大利亚人——她都是，又都不止于此。她是华人学者，是汉学家，是女性史研究的开拓者，更重要的，她是一个始终把“人”放在“身份”之前的宽厚长者。

那次见面，她已七十有余，头发花白，面容和煦。何与怀博士定的餐馆。萧老师与李崇厚老师坐在我旁边，听我讲新西兰华文写作的处境，讲那些和我一样在异乡仍不肯放下母语书写的作者们。她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偶尔问一两句。那天她说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落在实处。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倾听，本身就是一种学者修养——她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女性，深知边缘者的声音需要被听见。

说起她的学术，我总有一种奇妙的感慨。

萧虹老师是悉尼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世说新语》和中国妇女史。这两个方向，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则有一条隐秘的线索贯穿其中。《世说新语》讲的是魏晋名士的风度，但那是一个女性亦不容忽视的时代——谢道韫的咏絮之才，阮氏女的新妇之智，都在这部书中留下了惊鸿一瞥。而萧老师所做的，正是把那些被历史长河淹没的女性身影，一一打捞出来。

一九九四年，她出版了第一部妇女研究论文集《阴之德》。这个书名取法古典，“阴”并非阴阳对立中的被动者，而是滋养、承载、绵延的力量。二〇〇〇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在祖国大陆出版，广获好评。

但真正让我震撼的，是她主持编纂的《中国妇女传记辞典》。她邀请了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六十多位学者参与撰稿，作者以华人为主，也有西人，所有条目都由她亲自把关。从上古神话中的女娲，到二十世纪的秋瑾、宋庆龄，这部辞典跨越了数千年，将那些被正史遗忘、被偏见遮蔽的女性生命，一一还原。英文版共四卷：“清代卷”（1998年出版），“二十世纪卷”（2003年），“上古至隋代卷”（2007年），“唐至明卷”（2014年）。中文版出了三卷：清代卷（2010年）、二十世纪卷（2016年）、以及清代卷的再版（2024年）。二十余年的光阴，六十多位学者的协作，数千万字的体量——这是一项怎样的工程！而主持这一切的，是一位身在异国的华人女性学者。她做这件事，没有宏大的国家项目支撑，没有庞大的科研经费保障，靠的不过是一个学者最朴素的责任感：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做。

一九九九年，她还出版了传记体的《长征妇女的归宿》。这本书以贺子珍、王泉媛、康克清为主线，涵盖了长征中从江西出发的三十位女性。那些在教科书里只是配角的名字，在这本书里成了主角。萧老师写她们，不是政治宣传，也不是猎奇窥秘，而是以学者之严谨、女性之共情，记录下这些坚强生命在历史洪流中的真实处境。她的笔触克制而温厚，一如她本人。

我曾想，萧老师选择中国女性史作为毕生研究方向，大约并非偶然。她自己的生命轨迹，本身就是一部华人女性在二十世纪漂泊、扎根、绽放的缩影。从永新到香港，从香港到南洋，从南洋到美国，从美国到澳洲——每一步都是主动选择，每一步都有不易。她研究那些历史上的女性，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理解自己，理解一个华人女性如何在多重文化中保持主体性。

但萧老师让我最感动的，还不是她的学术成就，而是她把学术之外的心力，投注在了帮助他人追梦这件事上。

南溟出版基金，取意《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溟”。庄子笔下的大鹏，翼若垂天之云，徙于南溟者，凭的是天池之巨力。而萧老师创办这个基金，却是以一己之力，为海外华文作者托举一片可以起飞的天池。

每年一万澳元，资助一到两位澳新华文作者出版原创作品。这个数字在如今看来或许不算巨大，但连续二十四年，从未间断，这份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更难得的是，她不只是在资金上支持。每个受资助的作者，都会收到她真诚的阅读与反馈。五千澳元或许不算多，但对那些在异乡坚持用中文写作的人来说，这笔钱的意义远不止于出版费用——它是一种承认，一种“你的写作值得被看见”的确认。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二〇一〇年，当我忐忑地联系她时，不过是一个在新西兰用中文默默写作的普通作者。她的那声“可以”，让我第一次感到，原来我的写作也被看见、被珍视。后来我们的联系并不多，只在微信上偶有交流，但她每次的鼓励都恰到好处。前不久，我写了一篇习作《金陵之会》，发到一个作家群里，也像以前一样，没地方发表，就发给同行们看看。没想到，萧老师当天私下回复我，说“关于金陵之会很传神”，又建议“是否可以稍加裁剪，更精炼”。后来，她又发来一段话：“很多人写历史小说，多数是长篇，少见短篇。你这篇把两个虽然不同政见的人却能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感情写得很生动感人。历史小说而不堆砌史实就是高手的写法。”昨天晚上，她提到自己正在临写苏轼的书法，说我的文章中写到王安石评苏轼的字，她颇有同感，还附了一张自己临帖的照片发给我。

八十八岁的老人，还在临帖，还在读书，还在认真回复我的习作。她本可以不这么做的。她早已功成名就，学术上成就斐然，公益上功德圆满，完全可以安享晚年。但她没有。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学者的本色——对文字保持敏感，对后辈保持善意，对世界保持好奇。

这种本色，也体现在她的生活态度中。

她和丈夫李崇厚老师在悉尼有一处农场，两个银发老人打理那么大一片农场，即便有帮工，也绝非易事。听一些澳大利亚作家说起过，那里很美，老人有时也在农场办点活动，顺便卖点自己种植的产品，收的钱也是用于慈善。他们喜欢旅游，但从不走寻常路线，专挑“世之奇伟瑰怪”的险远之地——加拿大育空地区，杰克·伦敦小说里的那片荒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玉门关；还有那些普通游客不会涉足的地方。她写过一系列古代文人与女性亲人的文章，左思与左棻、鲍照与鲍令晖两对兄妹，苏轼、陆游与他们生命中的女性亲人——这些题目冷僻而深情，读来令人感慨良多。

她身上有一种难得的“不对抗”的从容。学术上，她秉持中立的立场，研究长征妇女时如此，主持国际学者协作时亦如此。生活中，她经历过丧子之痛，遭遇过命运无常，但她从不把这些写在脸上。她不是刻意隐忍，而是真正超越了那些苦难。有人说，这环境不好，你就出来，为这个不好的环境做一个正面的体现，让这个环境变好一点。萧老师二十多年来所做的，正是如此。

我有时会想，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最好的享受幸福的高科技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容易变成自我孤岛的快时代。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耐心，失去了对他人的兴趣，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世界有那么多人》那首歌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它唱出了这种普遍的状态——世界那么多人，可他们不声不响。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转，却很少愿意或是真正看见别人。

但萧老师不是这样。她始终在看见别人。

我后来知道，她不只是通过南溟基金帮助华文作者。二〇〇四年，她回到永新故乡，出资为祖父萧辉锦设立铜像。萧辉锦是禾川中学的创始人之一，一生致力于教育。二〇一七年起，她和丈夫李崇厚向河南孟津五所中学捐资一百余万元建设“创意电脑室”，明确拒绝以个人命名。她还资助了许多中国的失学孩子，二〇二三年又向家乡台岭乡开云书房捐赠个人著作。这些事，她从不张扬，很多都是旁人辗转透露出来的。

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渡口。

渡口是什么？是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摆渡之处。没有渡口，两岸的人只能隔水相望。萧老师这一生，做了太多渡口般的事。她以学术研究，为中国女性史搭建通向世界的渡口；以南溟基金，为海外华文作者搭建通向读者的渡口；以捐资助学，为乡村孩子搭建通向未来的渡口。她自己站在渡口边，看着一批又一批的人过河远去，不求回报，甚至不求他们记得。

很多人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可以倾尽所有。但萧老师不同——她不是为自己追梦，而是为了帮别人追梦。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在这个时代，何其稀缺。

萧虹老师生于1939年，今年八十八岁了。因为写作，我认识了澳大利亚的许多作家，但萧老师始终是最特别的一位。我们只见了一面，却像认识了很久。她给我的那些微信留言，我常常反复阅读。那些话不只是鼓励，更是一种示范——一个人可以怎样老去，怎样保持对文字的热爱，怎样对他人的创作怀有真诚的兴趣，怎样在不完美的环境中做一点让世界变好的事。

南溟有鹏，其鸣幽幽。庄子说，大鹏徙于南溟，要靠六月的大风。而萧老师自己，就是那股风。二十四年来，她以一人之力，为无数海外华文作者鼓起了南溟之上的长风，让他们得以展翅。

我常常想起那个悉尼见面的那天，她坐在我旁边，头发花白，面容和煦，听我讲那些在新西兰写中文的人。她听得很认真，仿佛那是一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那一刻我就知道，我遇见的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慈善家，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