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梦令·淡水路"
梧影低低覆院，铃响忽惊书卷。糖纸换金虫，笑语满阶飞溅。不见，不见——门外人间霜重。 花影移来移去，午后雪花如絮。小院风云骤起，不入童声深处。谁语？谁语？时光无声转冷。
第二十四章
自从去年她们家被抄过以后，学校一直没再恢复上课。这大半年来，我和秀玉再没见过面。好几回路过她家门口，两扇黑漆大门总是关得死紧，一对铜环纹丝不动。慢慢地，同学们凑在一起玩耍时，也就把她淡忘了。
为了挤进去，我们猫着腰沿着墙根往里钻。透过人缝，看见前厢房和院子之间的长窗屋檐下，摆着一具棺材。底座是黑漆的，四周还有彩雕。
人群不断地推搡。前头的晓荔、毛头突然捂住眼睛转身往外挤，嘴里喊着：“死人，死人。”
我没看清，心里更急，伸手扒开毛头和德伟。棺材里果然躺着一个老太婆。穿着和我去年去世的外婆一样：黑绸帽子、黑绸衣裤、黑绸鞋，白色纳布鞋底，帽子和鞋边都缀着黑绸花。人瘦得只剩骨架，腿笔直地伸着，一动不动。
我下意识把脖子伸长，又被那一眼吓得往后缩。
秀玉和她的两个哥哥，她的爹娘，还有那个老保姆，都围在棺材旁边，一家人哭成一团。“不是死人！”
德伟突然叫了起来，“她刚才睁了眼睛，我看见她眼珠子在转！”
是的。”
我也看见了。秀玉母亲摇晃棺木的时候，那老太太眼里淌出了眼泪。我回头时，还看见秀玉和她两个哥哥在推搡着她，哭着喊：“外婆，外婆。”
此时围着的造反队除了在一边振臂高呼口号外，也有叫嚷着要把棺材连人一起抬走。
但秀玉一家全扑在棺木上，拉开这个，又被推倒那个。有人满脸怒容，有人眼圈通红，也有人弯下腰去扶秀玉的爹娘，扶棺木里的老太太。院子里乱成一团。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太太并不是秀玉的外婆，而是她的姨外婆。
她一辈子没嫁过人，跟着姐姐、姐丈过日子。土改时，秀玉的外公被绑在烈日下晒死了，外婆随后上吊身亡。分房分地时，这位姨外婆并没有算作地主，也没有分到什么，只在乡下分得一处院舍，独自过活。
运动开始后，锣鼓又敲到她头上。她被拉出去斗了几回，要她交出当年姐姐、姐夫留下的金银财宝。她在农村实在撑不住，逃来了上海，躲在亲戚家三层阁楼底下的矮夹层里。三顿饭要递进去，她不敢出来吃，怕撞见人。就这样不见天日地过了一段日子。
秀玉的父母觉得家里已经抄过一次，索性偷偷把她接来，安置在三楼亭子间。前后门都关得严严实实，大人小孩刻意避着弄堂里的人。大半年下来，竟也相安无事。
后来，姨外婆大概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她说自己不想死在城里，说她早年攒过一口好木料的棺材，存在宁波乡下一个老雇农家里。秀玉的父母不敢送她回乡，只托人悄悄跑了一趟宁波，用卡车把棺材拉了回来，暂放在院子屋檐下。
就是这口棺材，走漏了风声。
那天，农村的造反派联合秀玉父亲单位的造反队，一起上了门。造反队要冲上三楼抓人，秀玉的爹娘挡在楼梯口央求，说老人已经不行了。正僵持着，亭子间的门忽然开了。
姨外婆穿着一身早已备好的黑寿衣，扶着楼梯栏杆，一步一抖地往下走。
秀玉和她两个哥哥，还有爹娘，一起嚎啕大哭。走在前头的几个造反派，像见了死人复活似的，连连后退。
姨外婆一句话也没说。
她慢慢下楼，走过客厅，径直朝屋檐下的棺木去。
“哐当”一声，棺盖被她推开了一半，重重滑落在地砖上，另一半斜靠着。她扶着棺沿，慢慢蹲下身，侧过身子，躺了进去。她看了看围拢过来的秀玉一家，干瘪的眼眶里流下浑浊的泪。
这时，造反队才回过神来。
“打倒”及“万岁”口号声重新响起，夹杂着一片哭声，在小院上空久久不散。
天色渐暗，北风刮起，地上的干雪被卷到空中。雪又下了起来，一阵密过一阵。最后，还是几个人一起把姨外婆抬了出来，送回三楼亭子间。棺木被拖到弄堂当中，浇上了汽油。
这是我头一回见到棺材被当街焚烧。
那是一口雕龙刻凤的棺木，黑色广漆，青蓝、绛红、暗黄的龙凤纹样在火焰里翻卷。围观的人里，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种棺材，本该送去工艺美术商店的。”
火越烧越旺，浓烟翻滚，火星四散。灰烬像雨点一样落在人群身上。雪被烧湿了，在街灯下打着旋。棺材灰和湿雪混在一起，暮色里泛起一片幽蓝的光，慢慢散去。
几天后，秀玉一家臂上戴着黑纱。
姨外婆最终还是送去了火葬场。后来秀玉说，那口棺材是家乡有名的匠人替姨外婆打的。她父母把骨灰送回宁波时，老长工又偷偷请那位匠人另打一口棺材，把骨灰装进去。虽比不上原来的那口，但也算替姨外婆，圆了这一生唯一的念想。
咚咚锵！咚咚锵！人民日报社论：“复课闹革命是现阶段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愿望。”
说我们弄堂有二三百个学生，那是只少不多。因此开学的气氛很浓厚，大伙在弄堂里相遇，在灶披间、走廊、楼梯口撞上时，都要说上一句，开学了，开学了。
春走了，夏也去了，我们可以上学了。
返校的那天，天空一片蓝澄。我的小学坐落在复兴公园附近的淡水路上。
学校由数幢二三十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拼联而成，小礼堂、音乐室、跳舞房、乒乓室一应俱全。操场原是洋楼前后的花园，地方不大，却有一小块沙地，几根竹竿支起的排球网，篮球架、草坪，还有做早操、跑步的水泥地。
六岁那年入学，胸前挂着小兔、小猴的画片，在人群里寻找贴着同样动物标记的教室。从那一刻起，这所学校在我心里，便与弄堂、与家，并列为一种近乎神圣的存在。
淡水路是一条幽静的林荫小路，两旁梧桐高大茂密，夏日浓荫蔽日，暑气在树下消散。洋楼与石库门比肩而立，据说三十年代，艾青、萧红、丁玲、沈从文、焦菊隐等人，都曾在这些搁楼、老虎窗、亭子间、前厢房与后客堂中居住过。这条暧昧的马路，承接着某种知识沉淀的重量。
一年多未曾来过学校。
那天，两扇紧闭的大门忽然敞开。门旁贴着长对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白底黑字的小学牌子已经陈旧，紧贴着一块“教育革命司令部”的牌子，红漆描得分外鲜亮。
传达室的窗户被钉死，虚掩的门内，一只小煤球炉正燃着，铝壶突突冒着蒸汽。木箱里的黑煤球堆得满满，火钳、舀灰的小揪都还原样放着，像是刚刚离开，又随时会有人回来。
操场中央用木板搭起了一座台子，两根木柱立着，巨大的喇叭挂在上头，《大海航行靠舵手》反复播放，声音震得很响。
上学期的班主任冯芷玲老师，仍然是我们的班主任。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着蓝白、粉绿的小碎花连衣裙，淡雅而安静。她让我想起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的薇拉，只是她的两条辫子细细的，没有电影里那么粗。
冯老师家就在学校所在的这条马路上。她家前花园紧挨着诸圣堂，院中有一尊圣母抱婴的雕像，尖顶的十字架立在高处，贴墙的几棵橡树古老而沉静。
我们常在去老师家的路上溜进教堂花园。小院清静，侧门半掩。夏日里，梧桐遮住了烈日，也挡住了路人的视线。清晨的阳光下，小教堂显得冷冷清清。彩色玻璃隔开了炽热，里面总是凉快。
男同学爬树捉知了、逮西瓜金虫，我们用水果糖纸和他们换。回家后，把金虫放在西瓜皮上养着，让细细的爪子在手上爬来爬去，忍不住夸张地尖叫。
春天，嫩芽抽出，阳台上的花开得肆意。红瓦屋顶在流金般的阳光下，与花色叠映，像童话里才会有的景象。
到了秋天，树叶稀疏，脚下是厚厚的落叶。抬头望见枝桠间碎裂的蓝天，眯起眼睛避开直射的阳光，满地斑驳的枯叶仿佛都成了金色。转着圈，兴奋地喊着：飞吧，飞吧，七色花——
仿佛下一刻，它真的会从花园里飞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