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下的小日子》
风急雨意浓，
人前背后话当细。
问你何处来，
问你何处去。
为了到天明，
今日只是秋而已。
而已，而已，
烟火才会自相依。
不问潮头谁是主，
只求灶火常生起。
大历史下的小日子，
一餐一饭且安睡。
且唾，且睡，
灯影低了又一层。
世途万万险，
先把此生过了它。
第八章
我家前面的弄堂斜对面，有一栋卫生局大楼，七八层高，是方圆几里最高的建筑。
突然有一天开始，那里每天都有成叠成叠的纸片从上面撒下来。白的、黄的、粉的、蓝的。像雪，又不像雪。
那年我九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们小学停课了。
于是，我就加入了一群天天跑来捡传单的人。我们一群一群的孩子，兴奋得不得了。
风一吹，纸片朝哪个方向飞，我们就朝那个方向追。
几十个孩子，一边尖叫，一边跑，在马路上穿来穿去。
车子在我们身边按喇叭，我们也不怕。
男孩子把纸片拿回家，折成飞标。
他们故意在弄堂的水门汀上甩得“啪啪”响。然后再朝我们女孩子头顶乱飞乱扔。
记得我们小学“停课闹革命”的那天。
临近中午，第四节课的铃声一直没响，老师也一直没有走进教室。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隔壁中高年级教室里，传出阵阵掀桌倒凳拍椅的噪杂声。我旁边的德伟已经溜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他满脸通红地跑回来，说：“老师都在礼堂里！我姐姐说，大家都不用上课了！赶紧去大礼堂，闹革命！革命啦！革命啦！”德伟的姐姐德华是高年级的。他一边喊，一边往外冲。于是我们全班也跟着起哄，你推我，我挤你，从楼上教室里一窝蜂地冲出来。我们一边跑，一边也喊：“革命啦！革命啦！然后连滚带爬地都冲下楼，挤进挂着马恩列斯毛像的小礼堂。
当我们冲进小礼堂时，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墙上挂着的麦克风里唱着“拿起笔，做刀枪，文化革命当闯将，杀！杀！杀”的新歌。
讲台上是给我们上体育课的洪老师，手里拿着铁壳子话筒，大声地在喊叫，也招手让我们过来。有好多老师站在台上，他们头上戴纸糊的尖帽子、胸前吊着纸牌，弓背低头，帽子的尖角冲着台下。还有很多老师站在台下。
我们被高年级的学生挤到了后面，惦起脚也很难看清台上的全部，于是我们就跳一下，跳一下，“一二三四……”数起台上弯着腰，头上一顶顶尖尖的鬼帽子。然后再读他们胸前牌子上的字。比如“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阶级家的孝子贤孙、狗特务、腐化分子……”等。
然后再一边跟着台上洪老师的口号，涌来涌去，也有一些大胆的学生跳上台，朝戴鬼帽子的人吐唾沫、扮鬼脸。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喇叭里又放了一首新歌。
小礼堂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场内一片嘈杂。我人矮小，既看不清，也听不明白在说什么？
我惦着脚，也只能看见台上那一顶顶的纸糊尖帽子。
这种尖帽子以前是戏文里小鬼戴的，尤其记得有一出越剧戏，名叫“情探”
说有个书生名王魁，穷苦潦倒时，赖在妓院吃软饭，高中状元后，一纸休书，将痴心的风尘女子敫桂英抛弃了，羞愤的敫桂英接到休书自缢身亡，一丝悠魂哭到海神庙状告王魁。海神爷便派了一位判官及两小鬼及桂英＇去勾王魁的命。一路过青州淌沂水，越黄河飞泰山。那俩地狱里的黑白无常小鬼，戴的就是台上这种帽子。
“打倒资产阶级走资派，打倒修正主义！打倒美蒋特务”
台上的口号把我思绪拉了回来。
“从今天起，学校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停课闹革命号召，同学们可以回家了，什么时候复课会通知大家。”
自此，我便闲晃在弄堂里整一年。
我家出门，沿着弄堂向右一拐，是一幢幢我私下叫作“洋石库门”的建筑。
我这么叫它，是因为那里的房子和我们不一样。地基打得很高，门前还有一排宽阔的台阶，和两旁的花岗石斜坡。我们小孩子，可以把那里的斜坡当作滑梯，一趟一趟地往下滑。
那一带有几十幢楼，家家都有抽水马桶。住在那里的人，看上去也和我们不同。多半是旧上海留下来的官员、洋行职员，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在自来水、电灯公司做事的，也有做生意的，还有听说是搞文艺的。
从那里走出来的人，头发总是亮的。
像是刚用梳子仔细梳过，又抹过发蜡。
衣裳也总是整齐。女人穿旗袍和高跟鞋，男人穿长衫、西服，也有手里拄着一根司的克的。
连他们的小孩也和我们不一样。
男孩子穿白衬衫、背带裤、毛衣背心；
女孩子穿格子背带、花色连衣裙。
只要看一眼，就会知道谁住里弄堂，谁住在外弄堂。
那一带的楼，有好几家，我是经常进去的。
一号楼里住着一个叫喜喜的男孩，是我同班同学。他还有个姐姐，叫欢欢。
文革刚开始没多久，弄堂里就传来一件事。
说他们的父母，被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打得受不了，后来夫妻双双上吊了。
大人们讲得很低声。
因为他们不是死在家里的。我只觉得这件事像是离我很远，但是又因为喜喜是我的同学，仿佛又觉得离我很近。
我只知道有说——
这对夫妻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们父母死后，喜喜和欢欢很快就被他们亲戚接走，从此他俩如断了线的风筝，消失在风里。很多年后，我与喜喜在马路上相遇过一回，他告诉父母已平反，我问他们姐弟后来去了哪里？他说去了亲戚家，姐姐插队去了乡下，我问他，过的好吗？他回了句：“记人篱下你认为呢？”
这话让我至今想起还透着悲凉。后来又遇上一回，他脸上有些喜气的告诉我：政府落实了政策，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在花园公寓顶层，搭建出来的新屋，他今天正要去买油漆涮一下。
这对父母是我们弄堂，在文革中的首例死讯。
他们家隔壁是英娣一家，英娣和我是同班，她娘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加入了造反队。
英娣她爹是黄浦江上开小火轮的，一个月休假一次，他喜欢吹口琴，每次英娣爹休假的时间，英娣娘就骂她爹不参加革命，只知道吹口琴，英娣爹便还嘴：“我吹的就是革命的曲子！”
“你以为我听不懂吗！”英娣娘很凶。“我让你别吹红湖赤卫队，知道韩英是叛徒吗？”
新石库门楼房里有时也会飘出的一些优雅的钢琴旋曲，不时还夹杂着洋唱机的苍凉皮黄声。
五号里峰峰的爸爸和他爷爷是唱京剧的，她爷爷还会拉胡琴。
文革时抄家，他家在弄堂里被烧掉很多书和唱片，满墙的大字报说他爸爸是日本特务，他爷爷和他爸爸一起被一辆卡车带走，后来只回来了他的爷爷。
我去峰峰家，他爷爷高兴时，会让我们遂个唱一段样板戏，李铁梅、小常宝。记得他曾经鼓励过我一句话说：“京戏讲究个气息、咬字、圆，腔、韵味，难得的是你唱的蛮有韵味的，有机会好好学。”
还有就是清晨送牛奶的工人那清脆锐耳的自行车铃声，一定也是在这片区域迥荡。
光明牌牛奶是装在一个厚玻璃瓶，掀起一层被牛奶的油花浸润过的厚纸片后，吸一下。价格是每瓶一角六分。我家不可能会有订牛奶的钱，最多就买一袋三块钱的光明牌全脂奶粉。
有一年的秋天，寒风吹起，暮色降临的早，我和同学大燕、英娣一起又悄悄的把我爹那辆嘎吱嘎吱二十八吋的老坦克自行车偷了出来，准备绕小马路去幽静无人的思南路学骑车。
我们轮流一人骑，俩人后面扶，且骑且行沿合肥路往思南路幽僻处去。
我个子矮小，不能正儿八经的坐车上骑，只会一只脚伸进三角架，踩一下踩一下，这我刚踩上去，大燕和英娣没有及时扶好车子，我便擦着路边的大饼滩门板，辟辟拍拍连着摁碎数块窗玻璃，人也跌进大饼炉子里，幸好炉子是熄了火的，我的一条腿透着卫生绒裤，也被玻璃划出几道口子。
当我爹娘与大饼摊负责人同时赶来时，那负责人对我爹娘说：“小姑娘摔的够呛了，明天单位里自己配玻璃算了，你们赶快去医院吧。”我记得那次我爹在带我去广慈医院包扎好伤口后，让我等着，他走去隔壁小卖部，买了袋三块钱的奶粉，让我补补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