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得嘈杂，词语被反复敲打，直到失去重量；情绪被高高举起，像旗帜，遮住了天空。在这样的背景里，左翼在忙乎，且不谈阶级的冷峻结构，只拥抱身份的热烈叙事；且不追问财富如何诞生，只算计它应当如何被分配。而亚当·斯密，在思想的远端，不争辩，不呐喊，只像一条缓慢流动的河，以耐心对抗激流。

斯密知道，繁荣不是宣言，而是秩序的副产品。分工并非道德命令，它只是人类在有限理性中摸索出的最温和的合作方式。有人锻铁，有人磨面，不是因为高尚，而是因为擅长。

然而今天，差异被视为罪证。只要结果不齐整，便必然有人作恶，破坏平等。于是比例尺登上王座，身份取代能力，配额坐进了原本属于才能的位置。看不见的手（上帝之手），被当作偏见的同谋，效率被怀疑为冷酷的伪装。

斯密在质疑：当资源不再流向最合适之人，社会便开始用道德，奖励无能。

这，何如自利？

屠夫卖肉，不是出于仁慈，却让城市免于饥饿；面包师谋生，并未怀抱理想，却托举了文明的日常。自利不是堕落，而是人性的底色。它被规则约束，被交换驯化，最终成为合作。但左翼新理论拒绝这种朴素，竟要求人先“觉醒”，再行动；先反省，再选择。竟不顾哈耶克警告：一旦有人自信到要替所有人画定正义，自由便只能退场。当政府被赋予修正一切结果的权力，社会便不再是秩序，而是计划。

在社会经济变混中，斯密对货币尤为警惕。

他明白，纸张本身不会生长。

有人却说：赤字不是问题，货币可以无限，只要国家意志足够强。

摇头了，明白人。

历史已反复作答：当财富脱离劳动，通胀便开始说话；当印钞成为美德，储蓄者便在沉默中被掠夺。魏玛的钞票曾像落叶，古巴的货架曾空无一物。这些并非意外，而是规律。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由富变穷，就是证据。

然而，深远的异动，还是发生了。西方的教室里，历史被重写为原罪清单；校园中，真理需先通过立场审核。企业学会忏悔，媒体学会选词，私人空间逐渐缩小，政治却无所不在。斯密所珍视的，那片不被权力照亮的领域，正在西方悄然消失。

这也许并非恶意，而是一种信念：相信人可以被重新设计，社会可以被精确操控，正义可以被量化分配。斯密的回答却始终克制：人类知识有限，善意亦有限。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自由，需要市场，需要那种无人完全掌控、却不断自我修正的秩序。

时代仍在喧哗。

斯密仍在低语。

他不否认不公，却拒绝傲慢；他不反对关怀，却警惕权力。

在结果与自由之间，他选择自由。

因为他早已明白：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铺满鲜花般的词语，吸引乌合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