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这个词已经差不多被人给用烂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了在许多的时候，人们是为了自由而自由，也就是很随意地理解自由。如果在加上很多的文化体系里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有时会不受一点拘束的到处用的原因了。因此自由在以往不但悖离了它文字的本意，而且就是它的外延也有许多歧意。因此有必要重新打理自由，这绝对不是使自由变的不自由，而是使它心平气和地自由下去。

  自由的英文对应的是ｆｒｅｅｄｏｍ，而ｆｒｅｅｄｏｍ是可以称为“自由度”，或者加上限制性的词为“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自由在词语里通常被理解为和限制，拘束等的反义，由于这些词和好多的词相近义，诸如枷锁，解放，管制，压迫，欺侮等等有或多或少，直接间接的联系，因此人们可以在很多的时候不假思索地用”自由“说事儿。这反应在世界观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还原主义（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一种是整体主义（ｈｏｌｉｓｍ）。还原主义世界观认为个体之间存在着清晰的边界，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而整个主义世界观则强调整体性。因此前者独爱”自由“，而后者偏于”妥协“的自由，或”不自由“。在人群中，西方人大多数情况下习惯于用还原主义的观点分析和处理问题，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比较强调用整体的观点看问题。这方面最现成的例子就是中医学和现代西方医学之间的差异。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整体主义的观点被强势文化给忽略了，而还原主义在西方的社会学，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占有了很大的市场。比如法国的萨特就曾明目张胆的主张”他人就是地狱“，比如自然科学中的实证论，分析论等等。整体主义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在于这个观点本身，而在于持有这些观点的人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处于弱势，因此是一个传播不畅的问题。还原主义世界观比较崇尚自由，因为它强调个体的普遍性，或者说是个体或部份的全能性。认识到整体的重要性是在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之后的事情。而这似乎是由西方人自己发现的，和东方的整体论的传播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和东方人的整体论是不期而遇，不谋而和的。在这些理论提出之后，许多的中国学者很兴奋。特别是在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期，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曾经真的为之高兴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真心实意的高兴。现在看来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正处于”文革“结束，伤痕文学搞得大家不堪回首，另一个就是召开了”科学大会“，似乎科学的春天又来了。当时似乎全国上下都学叶剑英的”攻城不怕坚，攻书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其实这也是中国社会”军队化“　”全民皆兵“的一种反映。尽管如此，一个颇具讽刺性的问题是刚刚结束的”文革“和以往的”五四“，许多中国人都曾经热衷于反中国的传统，孔子是刚刚被批判过的，而且还有更多的。似乎能够幸免的是中国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说，那和毛泽东认同的矛盾论不无关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学科学的势头似乎很猛。而科学，民主，自由又似乎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民主和自由的讨论又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以致于到后来有人提出了”自由化“，而被当局看成是”资产阶级阶级自由化“，成了反对”蛇舍污染“的靶子。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本意一直就没有被人所搞懂。之后就又静悄悄下去，以致于到如今很多人并不真的理解”自由“，更别说被人误用和烂用了。

一、什么是自由？

  自由的英文是ｆｒｅｅｄｏｍ，有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自主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独立性（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自我决定性（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自主管理（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这些多是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有关的，所以它们的反义可以是ｃａｐｔｉｖｉｔｙ；另一层意思是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ｎｃｅ，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　三是有ｌｅｉｓｕｒｅ，ｌｉｃｅｎｃ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ｐｅ等意思。可以说这个词的内涵十分广泛。其实,上述三个层面的意思是很难同时得到满足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多种限制的环境中，ｇａｒｒｅｔｔ　Ｈａｒｄｉｎ曾经写了一本叫做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ｌｉｍｉｔｓ的书。他从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问题入手探讨了人类生存的问题，以便为美国人寻找自由生活的方法和策略。他的这些策略着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似乎有些狭隘，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是人们都在千方百计地探求着自由。大到社会，小到个体无不如此。

   在“自由”的三层意义里，自主性，独立性和自我决定性等体现的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一个个体的存在和唯一属性，因此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ｎｃｅ，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则体现的的是维护自主性，独立性和自我决定性的条件和过程。是自主性，独立性和自我决定性的体现。ｌｅｓｉｕｒｅ，ｌｉｃｅｎｃ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ｐｅ则体现了自由的程度。这三者反映了自由的重要性，存在所依附的条件和所能带来的益处。 现代社会里人们通常把民主、自由和理性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因为民主的过程实际上体现了个体之于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我决定性的权力和程度，民主可以体现机会是否均等，权力是否受到制约，优先权是否合理。因此民主和自由通常表现出一致的目的性。而理性更多地是民主和自由所依赖的一种人文素养。理性和理性的人群和社会可以更好地支撑民主和自由的经营，而非理性（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则通常引发纠纷，并导致冲突，破坏民主和自由所依附的生态。

   在中国的文化里，因为个体通常会被自觉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所以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无视或摧残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自我决定管理的权力，这些在很多的情况下被家族，族群的利益所取而代之。因此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自由的概念。家长制，族长制，以及首领制等大大小小的集权体制把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我决定管理的权力剥夺的一干二净，这其实是没有是对人性的压制。

二、自由的功利分析

   从上文可知自由体现了个体的存在，体现了个体的唯一属性。那么这些会有什么用处哪？显然如果一个个的个体的存在和唯一性被得以确认，那对于个体而言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它为个体的充份发展提供了前提，降低了个体存在所承受的来自其它个体和外部环境的压力。处于这样状态的个体是可以充份发展的，能耗是最低的。对于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群体来讲，其内部能量也是最低的，因此相对于其它非自由状态也是最稳定的。

   实际上这样的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英国ｂａｔｈ大学有个叫ａｌａｎ的生物学家曾经从生物学的视角观察过“自由”的限度，并写了一本叫做“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的书。因为此君生物学家的背景，他的描述更多地具有模型的意味。这和一段时期那些物理学出身的人利用热力学研究自由大致应该属于一种类型。只是前者更注重实物观察，而后者更注重理论推演。但不管如何，这两种观察和研究都发现个体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绝对的自由，而通常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自由。更有意思的是，似乎个体之间在很多的情况下并不真的趋向于绝对的自由状态，比如生物个体之间存在着有形的和无形的联系和协调。比如细胞培养过程中的“接触生长”现象。这是当细胞生长到一定树木彼此接触之后就停止分裂繁殖的一种状态，常常由正常的细胞表现出来，而那些癌细胞则不受这个限制。类似的就是热力学中所谓的“麦克思维妖”，麦克斯维是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位大物理学家，其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曾经从事的电磁学研究。所谓的“麦克思维妖”是指个体在形成群体时所依靠的一种约束力量，即维持从无序到有序的一个“促进者”。这些方面的信息告诉我们，个体处于群体状态就要失去“自由”。在社会学中有一个“社会化”的概念，表征的是自然人向社会中人的转变过程，说的是人必然接受社会的游戏规则而被接纳于社会之中。这表明社会化其实也是一种自由丧失的过程。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在个体失去部份自由的同时，能不能获得某种有利于自由的报偿，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提供这样的报偿，那么这个社会是“向心”的，反之则是“离散”的。

三、自由的心理期待和动态人性

   在我看来，人类认知的自由应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科学意义的自由，这类自由完全可被客观地表征。如果需要举一些例子出来的话。我觉得社会中存在的鳏，寡，孤，独，以致于流浪汉，乞丐都要比那些身兼数职的社会名人，家庭成员要拥有更多的自由。另一类的自由就是属于心理范畴的了。也就是人对自身自由程度的认同。因此每个人很难对自己之外的人的心理自由感受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个问题也正如庄子说水中的鱼很快乐，而他的朋友反诘“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而庄子回道：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道鱼很快乐呢？这类问题一样。

 能够被科学表征的自由是机械的。并不是人们心理所期待的自由。人们期待的自由应该是意志的自由，或者说是自由意志（ｆｒｅｅｗｉｌｌ）。科学意义上的自由可以也可以不符合人们的意志。符合人们意志的自由需要的，可以被人们接受，反之，这种实实在在的自由反会成了人的一种不自由，成为积压在人心中一种很讨厌的张力。比如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都有一种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而这在封建社会的统治规则中，人民被视为“草民”，不得参与社会管理，更别说有选举官员的权力了。因此我们称这样的社会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事情并不尽然发生在封建的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有时，处于这两个阶层之内的“帮派”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剥夺其它“帮派”或不属于任何帮派的人的意愿或意志。甚至于在西方的那些资产阶级民主社会里也一样。因此自由与否并不和“幸福”“快乐”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因为后者主要和意志或意愿的实施和满足有关系。在某些人眼中的自由，可能正是另一些人感到不幸福，不快乐的原因。因此在谈论诸如自由，权力，义务，责任，道德等等这些人文话题的时候，就一定要首先搞明白哪些是人的意志或意愿。而搞清楚这个意志或意愿的问题就不得不先搞清楚人究竟是如何想的。而这些也正是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需要研究的。当然，这也是政治学或社会学所应该研究的民意问题。常听有人感叹说社会是一个大舞台，感叹人类社会多么复杂，多么难于把握，多么使人无可奈何地迷失。实际上人这种生物在生物学上是非常一致的。而人的生物学属性也是一样的。需要衣食住行，需要友情，爱情，需要被认同，也就是名誉问题，需要发展等等。人类的这些需要其实也就是人性的直接反映。

我曾经试图把人性分为三大要素。以为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灵性这三种属性的相互交替可演化人性的整体。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我就接着考虑人性的特征问题。在这期间，我曾经尽力地去了解在我之前的人们对于人性特征问题的一些观点和论述。但我没有得到可以让我感到特别满意的发现。因此我在这里就勉为其难地提出人性的动态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动态人性的观点。

（初于2004年3月31日发表在《华夏文摘》

附：跋

  由于上文通常被一些媒体不经意地屏蔽，幸亏还能在CND主办的《华夏文摘》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以生物学的观察理解人的"自由"的问题，并提出“自由度”受限，体现局限性的现象。当然，这类"局限性"主要是指人所依附的生存环境中那些影响人"自由存在"的限制条件。其实，如果考虑到人和其他生物的两个重要不同之处，即人有"社会属性"和"心理属性"，那么我觉得影响人们对"自由"与否的感知主要还是人的"社会化"途径是否多元和是否通畅。它们直接影响“人”的“社会阶层流动”和“生活感受”。

   这可以透过许多人类社会现象加以印证。比如，人们一般不是特别畏惧物质生活的贫乏，但确实不希望信仰、意见表达等刷“存在感”的手段被限制。这是人们强调的一种“自由度”。另一种就是社会流动，比如大家所说的"内卷"和"躺平"，"内卷"限制了人的社会化，直接影响了“生活感受”，促使人心灰意冷，看不到“希望”。在这样一种生存境遇里采取"躺平"(其实类似于许多生物的"休眠"应答，比如芽孢菌等产生孢子体等)确实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化”。其实，"躺平"的确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化"过程的“应答”。处于这种生存状态下的人难免会觉得缺少“自由度”。感到"举步维艰"。

    "社会化"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直接影响"阶层流动"，处于社会中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化的难易程度不只体现一个特定社会建制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该社会建制的质量，包括是否充分保障了公平公正等原则，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中立"。胡乱写几句，算是对先前《自由论》观点的一种补充。

于2021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