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福辉走了……”消息来得太突然,以至让我怔怔地，脑中只留下一片白。我想起就在昨天还翻阅过我的那本长篇小说，为的是查找吴福辉为我的小说所写序文里的一段话，时间怎么衔接得这么准？会不会是他给我发来的灵魂感应？为的是临走前再聊几句？
说起他的这篇序文，那是在二零一六年，我写完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北方的白桦树》，由于考虑到作品的内容涉及五七年反右及其后的“饥饿年代”，在大陆已明言是禁言领域，我只能投到了台湾秀威出版资讯科技公司。他们在经过编辑审阅、市场调研后给了小说很高的评价并同意立即出版。编辑在给我的信中，还建议增添一篇序文。于是我思考再三，想到了好友吴福辉。其实我与他，平时联系很少，但我俩都是一九七八年恢复研究生制度的第一批考生，这一届情况相当特殊，这实际上就是被极左政治加上“文革”耽误了二十多年的人才集中爆发，考生中大多年龄偏大。为此，邓小平不仅取消了过去所有的政审限制，还特意把报考年龄放大到了四十岁。由于首届研究生专业设置门槛相当高，并不像现在这样遍地开花，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届研究生并不多，年龄踩线或接近踩线的就那么几个大人。他们尽管分散在四面八方，但却很快就都知道了对方，我们相互仿佛建立了量子纠缠，惺惺相惜，相互欣赏，仿佛之间有一种无形的心灵默契：只要有求，对方必应。就这样，我把秀威公司发来的小说样稿连同赐序请求一起发给了福辉。
过了大概一两个星期，我才得到了他的回信。开首就请我原谅他没有及时回复，原因是他已经长期不使用邮箱了。他告诉我，身体出了一些毛病，没有大碍；至于序文的事，他显然是接受了，因为他只提了一个要求：“不要催。”我当然答应，顺便问候他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他回答说是眼睛患了严重的青光眼，并解释说，这也就是他很少使用电脑邮箱的原因。他还告诉我今后他估计很难再写作了。
接到他这封信，我心里很懊悔，因为我自己就是深受青光眼之害的病人，我太了解它对眼睛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而我居然请他在电脑上阅读我那三十多万字的小说，更何况台湾的书籍是竖行版，字体小，阅读时眼睛极易疲劳。但是他连一句推诿的话都没有，完全应承下来了。他那巨大的友情热浪令我倍感温暖。我在感动之余，只能按照他的要求耐心等待。
二、
《北方的白桦树》写的是京师大学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其后“右派”“准右派”被发配到北国黑龙江工作生活的故事，作品有自传体性质，但个别细节做了一些加工。它通过青年教师岳翼云与俄罗斯混血美女张樺茹那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反映出全景式的中国大陆“饥饿年代”的生活画卷。
作品属于“反思文学”的范畴，但它与以往的“反思”又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突破在于一改以往“反思文学”的思维定势，把当年的“右派”从极左政治路线的“受害者”“控诉者”变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当代英雄”来刻画，他们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他们的人格力量，他们的人性魅力，他们的远见卓识，他们基于对历史的深刻理解而对真理的不懈坚持，远远超出那个时代。在那个“极左”肆虐的年代，他们拒绝屈从和臣服，坚决把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作品还突破了“反思文学”的反思仅仅停止在“极左”迫害的界限，而是直指造成罪恶的总根源，以及从体制、观念直至信仰层面的迷失：作品结尾处出现了一个“祂”字，以此点出了我们理应追求的终极价值。这样的人物形象和理念在全球华人文学中，的确是从未出现过但却已被历史现实所证实的，在今天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星光灿烂的被屈死的英灵姓名，他们早已被封上了民族脊梁的“英雄榜”！
三、
在我等待他序文的时间里，心里的确也出现过些微担心。我想:像我这样彻底讲真话直话的作品，以他所处的语境，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再说我已在国外生活多年，我已习惯于按照澳大利亚的宪法认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他所处的环境，与我却大相径庭，他能认同吗？不过细想后，我更相信他：这一切对他都不是问题。
接下来我就是静静地等待了。然而，大概仅仅过了还不到一个月吧，他的序文竟然就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想到他在这段时间里，熬着眼疾，看我那冗长的小说样稿，一边还要为我构思、撰写文章，算一算时间真的是十分紧张了，尽管我没有催他，但他分明是自己在“催”自己啊！一想到这，我的心顿时被灼得发烫。
他的序文题目是：
“推荐序：归来后的反思”
令我放心的是，序文全然没有触及到我的担心。相反，他在序文里流露出对小说由衷的喜爱，这种喜爱完完全全是发自内心的。序文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读长篇小说《北方的白桦树》，整个儿的感觉就是‘亲切’。”首先当然是对作者我的认知：他说;“学者出身的作者汪应果是与我几乎同龄，按旧的说法可算同科同年，都是一九七八年带着曲折经历入校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所读学校虽在中国分属一南一北，可也因此相识了。这部小说包含的激情，识见和想象，多彩地融进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经验，阅读恍惚间仿佛就是照我写的。”
接着他如数家珍似的举出小说里许多细节讲述着他与我共同享有的经验; 比如同样具有童子军和少先队的双重经历；热爱俄罗斯文学，学《怎么办》中的英雄拉赫美托夫；敬仰十二月党人和他们高贵的妻子；一样地都到了北方学习和工作；以及第一次见到北方同学们信息传递用的“交字结” （而且特别强调这是看了我的小说方才知道的名称，其实也是本人写作时临时起的形象的名称），直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使其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乃至我俩由于“阶级路线”共同拥有脸上的“红字”（刺字）……等等，最后他感叹说，“抱着与小说这么多的‘一样’来阅读小说，对于我还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
接着他就对作品进行了分析。作为知名学者，他的分析十分精到、到位。他指出，我的小说属于“反思文学”的范畴，而且是属于“归来后的反思”，它的特点就是：“过去绝对忠诚的事物，光彩业已剥落，从困惑到有所悟。”短短的一句话，精炼地指出“反思”的审美价值观已彻底反转了。
随着对人物的点评，他介绍了书中“有一个动人的发生在白樺林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具有强烈的质疑精神”，“它有全面发展的人格，站在时代高度追求真知，同时不可免地带有自信与自恋、自省相互纠结的典型性格”。他提到“典型性格”四个字，联想到前文讲到我俩都崇拜十二月党人以及拉赫美托夫，我立刻明白他不露痕迹地看懂了我——想塑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英雄”的典型。他果真是高手！加上那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抒写，他认为小说“构成了这种浪漫型‘反思’文学的特征。” 我想这就是他对小说的定位。
他特别欣赏小说的叙述、议论，虽然指出了手法并不新潮，但“作品里的许多叙述文字，具有流畅而尽情倾诉的质地，没有真切体会是写不出来的。”于是他又情不自禁地引述了几段令他产生强烈共鸣的细节叙述段落，评论说：“如果叙事与议论结合，‘反思’的意味及批判的尺度，便会随着人物命运的展开逐步深入。全书的华彩段落往往是叙述、议论结合的最好的地方……直到‘尾声’，序与议的配合，贯彻到底……抒情和许诺，都熔于一炉了。”
序文在酣畅淋漓地评介了小说内容形式后，写了一段精辟的理论总结，他说：“我一向认为文学的演进不是翻筋斗，翻得越多越长就越好。文学的一些基本东西，如纪实与虚构，模仿地写和象征寓意地写，情绪爆炸和冷静过滤，从来就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应该在古代文学阶段就已存在，不过未成体系，没有那么自觉运用，所以还不叫什么“主义”罢了。他们的先后出现有其道理，但严格意义上并无优劣差别。我们应当尊重那些还有兴趣、还有目标在使用老办法写新故事的人，尊重在后现代照写现实小说的作家。”
他这番话虽然是为我的作品说话，但却真正是掷地有声的至理名言，完全与我同感。其实文学最可贵的就是作家“自由意志的表达”。文学的诞生完全是出自人性需要，它源自远古人类山洞里的讲故事.这个最基本的因素，就一直延续下来了。不管后面怎样发展，故事始终是小说的内核，其中的关键是有没有内容？内容的深度如何？如果内容贫血、即使是大戏幕间小丑多翻几个筋斗，搏得了满场彩，但终究留不下什么。这正是国内目前文学作品乃至文学界“砖家”“叫兽”们普遍的现状，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形式大于内容”。福辉与我又一次量子叠加了。
序文结尾处他写下了“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九日雾霾中之小石窟”这几个字。
四、
《北方的白桦树》出来后，我也发给了我的一些往日的学生和同行朋友（现在也大多成了国内知名的教授），他们都回馈了我不少溢美之辞，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但我发觉真正产生强烈共鸣且读懂的，就是吴福辉。我想这是跟我俩的相同经历尤其是相似的知识结构有关的——我的学生和好友都没有那段“红字”的生命体验，更没有经过俄罗斯文学的熏陶。从这个意义上说，吴福辉的确是我这部小说的知音。他这一走，弦断瑶琴，令我黯然神伤。
我想起他讲到的眼疾给他今后写作将带来困难，猛然想起一个问题，便问吴福辉教授治丧委员会的组织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张明远先生，请他看看这篇序文会不会是吴福辉教授为他人著作写的最后一篇序文？张先生特地上网查过后回答我说，估计就是。因为其他所有序文的写作日期都已终止在好几年之前了。我想，也许，这也可能是他最后留给人间的一篇文章……
基于这个估计，加之小说在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万分珍惜地写下这篇文章，作为我的献祭。
在我的小说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宇宙本无所谓希望或绝望，但祂却为顺应天道的希望开启了一扇门。”
也许是福辉对我的回应吧，他在序文的结尾也写了一段话“……但各种梦的袭来，套用我们年轻时爱说的一个短语，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为一代人的终结，岂有他乎！”联系到他最后的“雾霾”“小石窟”的居住生态环境的用语，似乎有点悲观了。不过我知道他不是悲观的人，因为最后的两年他携夫人远渡重洋安居加拿大，明显是奔着希望去了。在那里，他和我的生活轨迹又开上了两条“一南一北”平行的轨道……
别了，福辉兄弟。
谨把我的这篇悼文，敬献在你高悬天际的瑶琴前，永远回响着意蕴深长的余音。
2021.2.1于墨尔本
载悉尼《澳洲新报》新文苑98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