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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华文学的书写者见证者(上)--朱云霞对话学者型作家张奥列
作者:张奥列  发布日期:2020-08-04 14:00:07  浏览次数: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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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广州的张奥列,1991年底移居澳大利亚。移民之前,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活跃在文学评论界,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奖。移民澳大利亚之后,依然活跃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获得海内外多种文学奖项,如澳洲华文杰出青年作家奖、台湾侨联华文著述奖学术论著第一名、小说佳作奖和散文佳作奖、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中国新移民文学优秀创作奖等。出版纪实文学《悉尼写真》、小说散文集《澳洲风流》、散文集《家在悉尼》、《故乡的云,异域的风》、传记文学《飞出悉尼歌剧院》、人物专访《澳华名士风采》等,他不仅以中文在澳大利亚写与当地相关的人和事,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学者型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在热切地观察、思考澳华文学的发展和现状,出版有评论随笔集《澳华文人百态》、《澳华文学史迹》等。可以说张奥列不仅是澳华文学的书写者,还是1990年代至今澳华文学的观察者和见证者,在《澳华文学史迹》的后记中,他说:“澳华文学是一个不断崛起、不断发展、不断嬗变的过程……我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身份,记下了文坛的岁月,留下了文学的记忆。而这些岁月这些记忆,都是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基石,是澳华文学的历史踪迹,我只是捕捉这些雪泥鸿爪,或许这也是今后澳华文学史研究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澳华文学,是澳华文化的一种呈现,也是澳洲华人历史的折射。”

 这份对文学、对澳华文学的诚挚情感,也在我与他的对话和交流中深切感知。2019年11月因得知张奥列先生会参加在绍兴举办的“第六届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通过微信问他,能否在会议之余接受我的请教和访谈,忐忑是因为作为一个入门级的研究者,我更多的处在学习之中,读了他的作品和论著之后,感觉到他的深度和广度,我担心自己无法完成对话,也担心被他拒绝,毕竟此前我们没有过任何交集,但是他非常nice,答应了我。请教之前,我把他的创作历程,代表性作品又梳理了一遍,在心中草拟了对话的议题,期待能够从他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更进一步了解澳华文学和新移民文学。记得是在会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很久,但他是一个非常谦虚严谨的作家、研究者,对于我的一些问题,坚持要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查阅资料再进一步讨论。有幸的是,2019年12月初,我作为学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成员之一,跟随中心学术考察团赴澳大利亚进行交流,出发之前,又跟张老师提出希望能跟当地的华人作家有一个集体座谈对话。海外华人作家大多白天上班,所以我们约在晚上交流,让我惊讶和感动的是,张老师邀约了十几位作家,可见他的热情和真诚,而且都是各个社团有代表性的作家,让我和同事们有了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华人和华文文学的机会。就这样,经过国内和国外两次面对面的交流,以及多次微信、邮件沟通,这篇对谈终于完成。

跨国迁移与身份转换

朱云霞: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都知道在未出国之前,您在国内已经有很多文学评论的成果,评论集《文学的选择》、《艺术的感悟》都是颇有影响的著作,能不能谈谈您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去澳大利亚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张奥列:别客气!朱老师,很高兴能回答您的问题。

其实选择出国,也是偶然的一闪念。当时我妹妹在澳大利亚,她想申请父母出国一起生活。父亲正值主持广东省社科联的工作,不愿离开岗位。妹妹转而问我要不要出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长期封闭的中国终于打开了国门,许多年轻人纷纷出国看世界。我想,有这个机会也不妨出去看看长知识,也许还可以换个活法。毕竟那时井底蛙呆久了,外面的世界很有诱惑力。

其时,我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省作协担任一定的职务,是事业的上升期。在欧阳山、陈残云、秦牧、肖殷等前辈作家的引领下,在同辈作家的互动激励下,写作开始摸到了门路,且得心应手,作品也在全国各地刊物遍地开花。那时候还去了鲁迅文学院、北大作家班学习,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文学评论写作,渐渐参与到全国性的文艺活动之中,比如参加了全国长篇小说(茅盾奖)、全国中篇小说评奖的初选工作,阅读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可以说这些都锻炼了我的艺术眼光、开阔了我的艺术眼界。当然,和学院派学者的学术性研究不同,我们属于创作界,所写评论主要侧重于和作家的交流、对作品的解读以及对读者的推荐,写这种比较快,每个月都要发表很多篇文章。在文艺界思想比较开放的80年代末,我的评论写作也渐渐地走出广东,陆续在《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上发表作品,这对我的事业来说是一种开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但我也深知,走好这条路也是很辛苦的,要付出很多精力。后来受到出国大潮的影响,我单位的同事、文艺界的很多朋友通过留学和各种关系纷纷走出国门。而我由于个人的心境、出国大潮的影响,加之家里的原因,可以申请探亲签证,就生出了不妨去外面看看的念头,也想放松一下自己。当然,没想到这一“放松”,就离开了中国文坛,在事业上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朱云霞:您曾在早期的文章中说到澳大利亚之后,即便是澳洲华文作家协会悉尼分会的会员,但已经不是专业的编辑,自己“实实在在是业余之业余”。这种跨国度的迁移、身份的转换,对您移民早期的文学写作来说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张奥列:因为离开了中国,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就看不到中国的文学作品,看不到中国文坛的信息。那时悉尼唐人街的书报店,书籍都是港台的繁体版本,报纸也是隔天从香港空运过来的。我曽看到报摊有《羊城晚报》,是七天的报纸打成一捆空运来的,一周来一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我基本上就是与中国文学界绝缘了。不夸张的说,在出国的前十多年里,我没看过中国小说、中国电影、中国电视。那时很多华人会租录影带看,谈起小燕子,我竟然不知道赵薇是谁。那时我的关注点已不是中国的文学艺术,而是自己的生存环境。

在九十年代,悉尼街头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文化专业人士,有歌手、乐手、演员、画家,有记者、编辑、教师、医生,他们大多数人一时都无法找到自己原来的专业工作。那时他们都是借钱或空手出来留学或移民的,找到工作挣钱交房租买食物是当务之急。我也是其中一员,所以根本就无暇想文学想写作。在旅澳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没写过一字,连想写作都是奢侈的念头。在异国他乡,一个喜欢买书藏书的写作人,变为一个不读书的体力打工者,这种身份的急速转换确实令人尴尬。

这种尴尬里有许多无以名状的无奈。我白天在餐馆打工,脑子很闲,就会东想西想,虽然每天工作完后,感觉身体很累,但是脑袋不累,只是自身感触很大,觉得自己出国之后的生活与出国之前的差别很大,彷佛陷入了边缘人的状况。不止是我,当时很多美院、音乐学院的学生都会选择在街头卖艺赚钱来维持在国外的生活,我对身边的这种状况很有感触,包括心理的落差,身份的焦虑,生存的困惑等等,而且西方和中国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甚至还会产生文化冲突。憋久了就想倾诉,就想释放。终于在一天半夜里爬起来,重新拿起久违的笔,写下了出国后的第一篇文字,想把这种西方的生活状况倾诉给中国的读者,就寄给了故乡的《羊城晚报》,由于是关于海外的话题,当时的反响很好,备受关注,后来就在晚报上开了个“悉尼夜话”专栏。后来这些篇章加上发表于中国其他报刊的一些文章,结集成书《悉尼写真》,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旅澳的第一部散文集。在中国写作时,因为说的是别人的作品,自以为是专家建言,有一种从容观察,下笔放纵,悉听尊便的感觉。在澳大利亚的写作,却是倾谈自己的切身生活,诉说自己的内在情感,是身在其中觅知音,有种不吐不快,急于倾诉的热切感。

朱云霞:在很多文章中您都强调了移民经验对于写作观察角度的影响,但也有非常理性的文化定位,您也说“经历了中华文化熏陶,流淌着炎黄子孙血液,我也不能抹杀传统文化的背景。我既有母国情结,也有居住国情怀,既有中华魂,也有澳洲心。”正是这种双重身份、双重背景,早就了您生活和写作的双重视角,在“东方与西方的交叠中揣摸一种新的语境,寻求一种新的话语。”在探索和寻找的过程中,随着移居时间的变化,您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知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张奥列:中国人移居海外,初期往往都有一种身份焦虑。我究竟是哪里人?身在异邦,却流淌着华夏血液,是认同母国还是居住国?这种身份焦虑,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严重。也许是民族根性,也许是族群观念,中国人极其强调血缘、血统、血脉。而西方人的身份意识却比较泰然处之。我曽写过一篇散文《梦月》(获第二届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大赛优秀奖),就从“家在哪里”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身份意识之差别。中国人是多么强调“乡愁”,看重“落叶归根”啊!你看那些经常获奖、经常朗诵的表达华人乡情乡恋的诗文,哪一篇会没有这些字眼,也正是这些字眼,才催人泪下。而大多数西方人,却觉得“哪里舒服,哪里就是你的家”,更看重当下的个体生存。

毫无疑问,我初时的写作,叙述视角都是强烈的中国人意识,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人西方社会。但随着慢慢浸淫于澳洲生活,慢慢融入于澳洲社会,慢慢接受了多元文化,我也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来自于中国的澳洲公民,我的生命是与南半球这片土地维系在一起的。所以我生活中的言行,都有一种澳洲公民的责任感,我的写作,自然也逐渐渗透了这种澳洲公民意识。特别是,我为海外读者而写作,作品在海外发表时,这种公民意识就更为强烈。因为岁月的淘洗,也让我感悟到苏轼所言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白居易所称的“大抵心安即是家”。

当然,我的身份虽然转换,但对中国的根不能忘怀,对故乡的情不会稀释,所以下笔时常常是两种身份交织,两种情感相缠,两种眼光审视,相信每个移民作家,都有这种“双重”的叠加,这也是海外华语文学与本土主流文学的一个本质区别。因为我们海外作家既有中国人的根底,同时也吸取了所在国的文化,与国内作家相比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视野更开阔了,我们的眼光、思维、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

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

朱云霞:1995年您出版了纪实文学集《悉尼写真》,“写真”让我们有一种从外部观看、欣赏的感觉。在1990年代尚在高涨的出国潮中,提供给大陆读者非常真切、直观的海外风情和域外经验,当然从作品的深度来说,不只是“观看”这么简单,是您以一个澳洲的新移民在用自己的文化经验和思维方式透视澳洲社会。能不能谈谈当时为何以“纪实”、“写真”的方式结集这本书呢?

张奥列:在中国,我主要是搞文学评论的,对别人的作品议长论短,对文学现象东张西望。到澳洲后,远离中国文坛,我关注的是当地的生活情状,想表现的是当地的社会风貌,所以就舍弃评论,转而以纪实、散文的方式去书写当地的人生百态,特别是华人的生存境况。

刚到澳洲的时候,一时也很难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但每天看到的、碰到的、听到的,却是一幅幅实实在在的生活画面。因为有中国的生活经历,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很自然就会有比较,有思考,有判断,有评价。但眼见的不等于全部,客观的不等于完全真实,所以当我写了一两篇之后,便留意从各个侧面去观察,把各种生活场面、社会细节记录下来,将自己的感受融进去。也许是受过文学批评的训练,习惯于居高临下看全局,所以就力图每一篇能揭示某个社会层面,然后以面面观的方式去呈现给读者,让读者从各种生活事实中去理解、去感悟西方社会的面貌和海外华人的情状。因为是写真,是纪实,所以我的笔墨是感性的多,抒发的多,也想藉此改变一下自己以往理性的文笔。

朱云霞:在《澳洲风流》的后记中,您曾写道:“既然生活在澳洲,写作于澳洲,就应该多去表现自己眼中的澳洲生活。”所以,在您的作品中有比较自觉的“在地”意识,从切身的处境与作为澳洲华人的文化立场,表现文化冲突与融合,写澳洲新移民的选择和追求。即便是“欧洲之旅”这一部分,也强调从澳洲华人的视角出发,对比的参照系既有中国、也有澳洲,是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

张奥列:是的,我的写作喜欢从多重文化经验中去作比较。俗话不是有“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吗?人不是全才,不可能样样精通。人生经历也毕竟有限,不可能世态炎凉全都了然胸中。所以对一种现象的理解,对一个事物的判断,比较,就是一个简单而可靠的方法。我成长在中国,自然了解国情,初到西方,一切皆不熟悉,看到的表象你一时很难把握,但借助对比,你就能领悟其中的奥秘。譬如《欧洲之旅》,不光是欧洲与中国比较,也有欧洲与澳洲比较,除了中国、澳洲两个参照坐标,还有另一个坐标,就是我站在澳洲华人的角度去观察去理解。从各个角度去比较,你才能对事物的把握比较有分寸。多重文化经验的参照,应该算我写作的一个特色吧!

朱云霞:《澳洲风流》也很自然地让我想到《悉尼写真》,但是从“写真”到“风流”,再到后来的《家在悉尼》,已然呈现出一个“新移民”资深在地“居民”的转变。《家在悉尼》的后记中,您说“人在澳洲,家住悉尼,总要‘入乡随俗’,用澳洲人的价值观融入本地生活。”您的观察角度、思维方式、文化认知也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能不能谈谈在这三个作品集中,移民经验对于您的写作来说,分别是一种怎样的底色?

张奥列:这三本书出版的时间有先后,因为是结集,所以书中的作品时间上是有交叉的。但大体上,我的写作心路历程显然是有变化的。

写《悉尼写真》时,我还是拿中国护照,但这不是问题的结症。问题是,我当时还是以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眼光去观察澳洲社会,虽然笔下也有澳洲与中国的对比,但我的文化认知还是中国的。所以还是中国语境,中国叙事,只是场景在澳洲,是中国人眼中的澳洲罢了。

到了《澳洲风流》,作品比较当地化了,我关注的是当地生活对我自身的影响,当地华人(也包括我)的思想意识能否融入主流社会。虽然我的文化认知不可能脱离中国文化传统,但是我更多的接触了西方文化,也懂得了用多元文化的眼光去看待生活,看待世界。至于《家在悉尼》,我真的是比较自觉地入乡随俗了,感觉自己的一些作品,不能全都打上“中国叙事“的标记。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我比较看重在地化书写,即本土化、当地性书写。它并非限制故事、题材的地域化,而是强调作家的视角,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写作心态,作家的期望受众,要立足于当地与当下,而放眼于普世与未来。我认为在地化书写要把握三个不同:一是目标受众的不同,首要关注与你生活密切相关的读者群,透过身边生活的典型性,折射社会的普遍性,让其作品涵义超越本土,在更广泛的领域与更多的读者共振。二是观察角度的不同,更多地关注居住国的人文生态环境,关注母国社会对居住国生活的影响,关注母国文化传统与居住国文化的互动。三是文字表达的不同,有自己生活环境的语境,有居住国的语言特色、表述习惯。如是,在地化书写,可令华语文学展现各种不同的地方性、独特性,使作品容量更为宽泛,文学面貌更具复杂多样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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