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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乡愁,烙在心底里的留存
作者:笑君  发布日期:2019-11-30 22:06:10  浏览次数: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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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是一抹记忆,是一缕情怀,是一腔热血,是恒久不灭的留存。

传统意义上说,生我养我的地方,便是故乡。

如今,故乡只是一个概念了。我的心中,无时无刻,都忘不了故乡的那个小村子,更忘不了故乡的那些人。

故乡,坐落在古城西南的一角,一个美丽而又宁静的原野乡村。没有山,没有森林,只有一条不起眼的梳头河从村子的南边流过。村子不大,也就二三十户人家,全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一脉相承的亲人。也有两户外姓,却是奔着亲戚来的一家人。

据说,故乡的这个小村庄,是来此落脚的第一代祖先建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建的,怎么建的,没有确切的记载。村子的西北侧,一个高坡上,卧着祖先们的坟墓。虽没有立碑,但坟茔保护得较为完好。自北向南,按长幼的次序,一代一代的排列着。我们很小的时候,便参加每年的祭祀。老人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示,哪几座是老老祖宗、老祖宗们的墓,哪几座是太爷爷、太奶奶们的墓,哪几座是爷爷、奶奶们的墓,还有……

从这些存在的坟墓,以及还能说得清的辈分推算,到我们这一辈,大约是六至七代了。因此,村子的历史可能在两百年左右。

我记事的时候,村子里的房屋只有两三排,清一色的土墙草顶,坐西朝东,很矮,几乎是挤在一块的。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家家户户都重新翻建了房屋,虽是在原地,却都调整为坐北朝南的格局。

这次调整,大部分人家都增加了房屋的间数,每家与每家之间也拉开了一些距离。因此,原来的宅基地便不够用了。于是,有人便舍弃原地,向村子的北部发展。

这样一来,不仅改变了朝向,还扩大了村子的规模。房屋与房屋之间,有院子,有场地,有路径。连接南北两端的,有主行干道。村北,依旧是一片高地,像是村子的靠山。西、南、东三面,是几座连在一起的,高低有些错落的水塘,像一弯明月,像一道城壕,不仅给村子增添了几许灵动、恬静、秀丽的氛围,也让生活在村子里的人们有了万分的安全感。

我家的屋子,应是我爷爷时建的,坐落在村子的最中央。我五岁以前,爷爷、奶奶已先后过世。六十年代调整翻建房屋时,我家自然也没有落后。而且,就在原址没动,不仅调整了房屋的朝向,还由原来的两横一院,改为一横一厦的规制,屋后有院子,门前开辟成了一块宽阔的广场。我家的屋子,在村子里最为特别。屋顶上铺的不是稻草,是从紫蓬山上砍来的茅草。茅草,也是草,却非稻草一类,根茎粗长,叶片肥硕,色泽灰黑,铺在屋顶上,显得厚实、壮观。既耐久、泄水快,又保温、防湿、防热,是山乡人家普遍采用的建筑材料。茅草铺成的屋顶,只要适时的在草层松动时,加插一些,维护一下,至少可以保二十年不用大修。

那时,我父亲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动用了他管辖下的某个生产队的几十个劳动力,一人一挑,挑了两三天,将茅草挑出了山,挑到了距离紫蓬山有三四十里地的我家。嘿,居然是无偿的,要是搁在今天,恐怕挑不起吧。

我父亲是兄弟五人,还有一位姐姐。

姑姑很早就出嫁了,可惜的是,姑夫英年早逝,姑姑便带着几个孩子回了娘家。这,便是村子里外姓人家的由来。

大伯没有读过书,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的事也都由大伯母作主。大伯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田地里的农活,二是家里家外的杂务,却又是个不知道停歇的人。一年到头,一天到晚,除了夜里睡觉的那几个小时外,总是在劳作着。外面的事,家里的事都忙完了,实在没什么可做的了,就拿起扫帚,把家里的拐拐落落,边边角角,认真仔细地扫一遍。扫完了家里,再扫门口场地。从墙根底下的滴水沟处扫起,一扫把,一扫把,一丝不苟的扫,一个点,一个拐角都不会落下,一直扫到场地外沿的最边处。甚至,别人家的场地也一并扫了。

大伯家的门口,能看到最多的东西,不是农具,而是扫帚。各种样式的,大扫帚,小扫帚,长扫帚,短扫帚,每一只都被扫得光秃秃的,不剩一根扫帚的苗。很多扫帚,还被挂在屋檐下的墙上,齐刷刷的一遛。

大伯家门前的场地上,也有草垛子。那草垛子,是按照草的类别不同,堆成同样的几个垛子。

大伯有一个习惯,经常会无端的在草垛子的边上转悠。某一处草伸得长了,某一段草塌陷了,大伯便用他那粗糙的双手,将长出来的草一把一把的,一根一根涮了,直至草垛子的一个面都齐整了,才肯罢休。然后,把涮下来的草填到塌陷处,将其磊实、磊平。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下,大伯家的草垛子,都是高低、大小差不多,一丝不乱,整齐划一的形状,土坯似的厚实。

二伯比大伯小两岁,也没有读过书,却是个很精明的人。二十岁不到,被国军抓了壮丁,成了蒋总司令的兵。在队伍里,二伯遇上了一位同乡,是对他很不错的连长,便成为连长的马弁。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二伯跟着连长一起脱离了战场,回家了。后来,二伯就在家里踏踏实实的种地,成了纯粹的农民。连长也在城里找了份工作,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秋冬农闲时,二伯便进城看连长,就像亲戚似的,走动着。

二伯是农民,种田自然是一把好手。娶妻成家后,生了一大帮兄弟姐妹,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或许是当过几年兵吧,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在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中,二伯当上了生产队长。而且,这一当,就当了一二十年。

二伯这队长,可是当得风光。队长,也就是生产队的当家人。要执行上级的指示,要安排好一个生产队的生产、生活。纵是如此,二伯的工作似乎很轻松,很有序,也很踏实。每天,除了开会,就是吹着哨子,安排社员们干活。还有,便是扛着一把铁锹,在生产队的每条田埂上跑。哪条埂上,有水漏了,就修补一下。哪块地里的禾苗缺水了,哪个冲里的稻子生虫了,哪片岗上的棉花可以采摘了……第二天、第三天,社员们的具体工作也就有了目标。

秋后,丰收时节,生产队要向国家交公粮,这是一项活泼而又严肃的事情。二伯是不含糊的,指导社员们将最好的稻子,另打、另晒、另扬、另装,待天气晴朗,选一个和风舒畅的日子,引导着大家向公社粮站奔去。那是一路的欢歌,一路的轻松,一路的愉悦。

二伯还有个经典的故事,说他在大队开会,每遇到要发言,都是最先举手,第一个开讲。他会从国际讲到国内,从全国讲到本省、本地区、本县、本公社、本大队,一直讲到他领导的生产队。有政治形势,有上级指示精神,有他的体会,还有他的决心。可谓头头是道,绘声绘色,有根有据。间或,还能插上一两段小故事,不仅获得个满堂彩,还博得了领导的亲睐。

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要抢先发言,还要讲这么一大堆呢。他笑了,说:“不懂了吧。经常开会,要讲的事都是一样的,哪里有那么多的话讲呀。先发言,从上到下,从大到小,政治、生产都给他讲上一遍,啥都不落下,一定不会出错。有了声势,还完成了发言的任务。如果,让别人先发言,人家把话都讲了,我后发言,又不能重复人家讲过的话,我讲什么呀。”想不到吧,二伯不仅是个合格的生产队长,还是“玩政治”的高手。

五叔是兄弟中的小弟,也是爷爷奶奶最喜欢的“老汉儿子”。然而,爷爷奶奶的喜欢只放在心里,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的态度。五叔读过一年书,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可他打小就没把自己当成“小老汉”,一样的和兄长们下地干活。还偷空,跟一位“朝逢”学会了算盘。成家之后,也依旧是“日出而作,而落而息”。养育了好几个儿女,还伺候着满圈满笼的鸡鸭鹅猪之类的活口,日子到也过得平安、惬意。

二伯当了生产队长,可二伯没文化,更不会算账。而且,一个生产队,除了五叔,找不到第二个能写会算的人。不用说,五叔成了生产队的会计。

还别说,这会计虽然不是官,权力却大得很,是生产队的内当家。每天,要给社员们计工分。每月,要统计每家的劳动成果。每年,要计算出全生产队的收入、支出,还要计算出每家每户的透支、盈余。

五叔的工作,看起来就是一把算盘,一支笔,一本账。也就是五叔每天都夹在胳肢窝里的东西,走到哪,夹到哪,从不离身。其实,这是一个生产队的生命,是每家每户老少爷们的饭碗。

五叔的工作很认真,也很仔细。计工分,一般是在田间地头上,现场办公。还要按规定,解释计分的依据和标准。大部分社员,连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认识,五叔会在工分簿上,指给其看,读给其听,不让每个人,更不让每一户人家有疑问。

最恼人的,是秋后决算。也就是要计算出全生产队一年的劳动成果,以及每家每户的收支情况。五叔一个人,一支笔,一把算盘,要窝在家里好几天,才能计算出结果。

那几天里,二伯虽是队长,却帮不上忙,只能做五叔的助手,当个拿拿递递的伙计。所有的社员们,只能伸伸脖子,踢踢脚,在门口转悠着,在家里干等着。

五叔的工作认真、仔细,也为他日后成为大队的领导打下了基础。不过,这是后话了。

一个村子,是一家人。当然,这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太祖爷爷的后代子孙。不用说,有支系,有派别,也就有了亲疏远近之分。大家共同顶着一片蓝天,又在一块田地上劳作、生活,看似融洽,实际上也有着很多说不清的矛盾。这些矛盾,有亲情上的,有权力上的,还有利益上的。虽然,大家都信仰和遵循着集体主义的原则,但是,在具体的接受和对待上,依旧存在着你争我夺的问题。

二伯当队长,五叔是会计。无论是谁,都对这“权力”一边倒的现象,有疑问,有看法。可是,偏偏又是在不得己的状态下,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任谁都说不得,做不得。问题是,人心不死,总有让人猜测、怀疑的空间。于是……

连年透支的人家,怀疑这工分是否记少了,年终决算是否算错了。要不然,透支的,为什么总是我家呢?

盈余的人家,跟邻家比较,劳力差不多,出工差不多,分配的结果,怎么总是有悬殊呢?

队长、会计是兄弟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别人……

尤其是会计,他一个人,怎么写,怎么算,谁也看不懂,难道就没有猫腻?

起初,只是猜测、怀疑,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人世间的事情,很怪,这个“猜测、怀疑”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点”,如同一粒微小的细菌,不经意间,在慢慢的滋生。滋生,滋生,当寻着了一条缝,捸着了一根线,就能更加有序的漫延,再有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就会像沉积的岩浆,迅速地迸发出烈火来。

有一年的夏秋之际,正是中季稻的收割之时。稻子收割了,这块田会很快下犁,耙耘后,栽插晚稻。但是,在没有下犁之前,这块田是空着的。而且,收割过的稻田,总有一些稻谷子,撤落在泥上、水里,是放鸭、放鹅的最佳场所。

七爷爷一房的一位叔叔家的自留地,稻子割完了,可稻把子还没有完全运走。我赶着鸭子路过这里,鸭子们看见黄灿灿的稻子,比丫头小子见着亲娘老子都开心,呼啦一下子,奔着稻子而去了。

本来是让鸭子捡食水底下,泥土上零星撤落的稻谷子。现在呢,还管你三七二十一,肆意的争食着。

那年,我还不足十岁。即便我是鸭司令,鸭子们也不听我的话了。无论怎么驱赶,它们照吃不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整捆的稻把子,被吃得只剩下如同扫帚苗似的稻草了。

赶来捡拾稻把子的婶婶看见了,愤怒得像一头狮子,吼道:“你个王八羔子,竟敢拿我家的稻子喂鸭!”

这位婶婶个头高,身体也很壮,是全队出了名的干活好手。此时,她甩掉了手里的扁担、绳子,扑下田去,一手揪起一只鸭子,狠命地甩向它处。可是,她的两只手不停地甩,一次也只能甩出去两三只鸭子。而甩出去的鸭子,立马跑了回来,又钻入了抢食的序列中。就这样,她甩她的,鸭子吃鸭子的,丝毫改变不了鸭子们的幸福时光。真正的应了那句古话:“双手难敌众人哟。”

婶婶站起身,看着我。我傻傻的,愣愣的,就如同一根木头。婶婶的脸都气白了,却无可奈何,竟狠狠地在我的脸上抽了一巴掌。然后,一转身,走了。

我依旧傻傻的、愣愣的站在原地,看着鸭子们还在稻把子的草里头啄着、抢着,居然忘了脸上……

大约半个小时吧,我妈来了,也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手里还拿着一把锄头,一边走一边叫着:“你个混帐东西,敢打我儿子,我不杀了你,是你养的!”

“打哪了,我看看!”妈看到我那被打得红肿起来的半张脸,更加生气,一转身,也走了,嘴里不停地的叫着:“混帐东西哪去了,打我儿子,我要你的命!”

已是傍晚时分,夕阳将一抹彤红的余晖撒在村头,显得宁静、安祥。我将吃饱了的鸭子们赶回家,关进笼子里,却发现家里没人,便又跑出了家门。

谁知道,村子南面的那口大水塘的塘埂上,早己聚积了很多人。一帮是我妈,我的几位伯伯、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嫂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铁锹、锄头等家伙。另一帮,是七爷爷家那一房的叔叔婶婶,以及兄弟姐妹们,手里同样也拿着家伙。

两帮人,各站在塘埂的一端,就像狭路相逢的两股敌对的穷徒。谁都不让谁,谁都比谁狠。一个个面红耳赤,怒目圆睁,大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只听我吗叫道:“吃了一个稻把子,多大个事!你敢下狠手打我儿子,不教训你,还知道你姓什么了吗?”

“哼,太欺负人了吧,平时我们吃亏都忍了。今个到好,把鸭子放到我家自留地了,吃我家的稻子,也太不把我们这一房放在眼里了吧。怎的,你可看清楚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说话的,是打我的婶婶。说着,还使劲地举了举手里的扁担。她身后的人,为她助威,也都举起了手里的家伙,似乎就要扑上来,横扫一切了。

我妈手里的锄头,早已举在半空中,身体前倾着,如同就要离弦的箭。这箭还没射出去,那是因为……

“铛,铛,铛。”就在这时,有人敲锣,还一边跑,一边喊着:“他狗日的,抢水了!队长,抢我们队的水了!”

敲锣的,是二爷爷家那一房的一个叔叔。他是被队长派去巡察水库放水的,一直在水渠上,好几天都没回来了。现在敲着锣,跑回来报警,一定是出了大事。

他跑到我二伯跟前,说了几句话,又拔腿向回跑去。只是,没有再敲锣了。

二伯三步并作两步,站到我妈的前头。只见他,将手一挥,其他人便立马静止不动了,就像雕塑似的,等着二伯说话。

“走,柳树队抢我们的水了,狗日的,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真不晓得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哩。”二伯说着,便最先向我妈这支队伍的反方向走去。

所有的人,什么都不说了。虽然,手里还拿着家伙,却都自动地跟着我二伯,浩浩荡荡的“奔水”而去了。我被婶婶打了的事,婶婶家的稻子被我家鸭子吃了的事,似乎已随着一阵风飘散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父亲是兄弟中的老三,据说是爷爷奶奶最看重的儿子。他很小就被惯着,很少让其下田干活,还送到学校读了好几年的书,是我们村子里读书最多的人。巧了,赶上了好时代。新中国建立,百废待举,需要人才。刚二十出头的父亲,便顺利的参加了工作,成为国家的人了。

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也在十几岁的时候,便离开了故乡,闯荡世界去了。这么一去,就是近半个世纪的隔离,便渐渐地与故乡脱节了。

其实,我并未走远,先是在人民公社做事,后又到了县城里工作。匆匆忙忙,碌碌无为,什么都没做好,也啥都没做成,反到把乡情、亲情,弄淡了,弄丢了。直至……

几十年过去了,故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从集体生产走向搞活经济,从贫困走向小康,新农村建设更是如火如荼。

但是,人世间的自然法则,是不可改变的。曾经,看着我长大成人的爷爷、奶奶们,伯伯、叔叔、婶婶们,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们,都先后的故去了。其中,有几位走时,我知道了消息,便回去送了一程。而大多数的人,是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我一无所知,根本就是个迷。

故乡离古城不远,城市的发展必然带动了乡村。可是,当城市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的程度,又必须要消灭一些村庄时,给人留下的感觉总是怪怪的。我在为父老乡亲们一夜之间,由乡巴佬变为“城里人”而高兴的同时,依旧怀着一份伤感与忧愁。

忽然间,我的故乡,我的村子,从地球上蒸发了。今后,哪里是我的故乡?我的乡愁,又往哪里安放呢?

2019年11月3日写于合肥翡翠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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