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晨风，感悟夕阳。从春天开始，经历夏、秋、冬，再到春天，周而复始，不曾有过变化。

春有柔媚，夏有豪情。秋是什么？是收获，却也有着更多的悲壮。

走在翡翠湖的大堤上、小丘旁、丛林里，与青枝互动，与红花分享…… 忽然间，驻足注目，视野中的绿色，已经从鲜嫩、苍翠，过度到了成熟、老辣，甚至……

一代伟人毛泽东笔下的“春风扬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展现的，是不尽的春色，是气吞万里的豪迈之情。

中秋以后，天虽高，云却淡。太阳虽美，西风却带着凉意。山川纵是披上了一层红纱，却也被一丝丝的黄韵浸染。曾经，如同长袖善舞的杨柳，却显得骨感疲惫。不得不承认，秋风真的可以剥夺很多令人不忍舍弃的东西，却又增添了缕缕割舍不掉的相思。

清初文人李渔的《笠翁对韵》中有一句：“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似乎就是最好的注脚。

五十年前，我是个乡下的牧牛顽童，相伴的是头垂垂老牛。这老牛，个头大，却很瘦。与我差不多大的另一个顽童，放的是一头年轻的牯牛。两头牛，耕田犁地都很卖力。但是，年轻的牯牛，经常不听话，好跑。而我的老牛，则老实温顺得多，牵到哪就在哪，要犁便犁，要耙就耙，决不做任何小动作。

牛的乖不乖，能干不能干，跟我们两个顽童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注重的，是牛与我们亲不亲，听不听我们的话。

每天傍晚，牛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便让牛在田埂上吃草。有时，还让牛在塘坝里洗澡。最享受的，是我们在牛的背上睡觉。牛是通人性的，知道怎么与牧童相处，决不伤害半分。无论牛走到哪里，它的背总是平稳的，就像我睡觉的床。

我们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让牛赛跑。两个顽童都坐在自己的牛背上，一只手扯着缰绳，一只手拍着牛的屁股，让牛们跑起来。可惜，我的老牛，身子太沉，步伐太乱、太拖沓，没有了年轻时的灵活。其实，老牛懂得我的心思，想赢，但事实是残酷的，它跑不过那头少壮的牯牛。不用说，每次比赛都是我和我的老牛输，而且输得一点悬念都没有。

秋天到了，牛们辛苦了一个春夏的果实，就在秋风带来的惬意中实现了。每家每户的坛坛罐罐装满了，生产队打谷场上那一个个圆滚滚的粮囤也装满了。喜悦与幸福挂在了农家人的脸上，更是充盈在了老少爷们的心坎上。

不知为什么，我的老牛，却在秋的季节里病了。它的脖子上长了个疱，而且越长越大，几乎要阻断了它的呼吸。它不吃、不喝，不停地踢着腿，不断地喘着粗气，那个难受的样子，真的叫人不忍面对。

老牛病着，没过一个星期，就站立不起来了。躲在地上的老牛，四肢平伸着，头却抵在墙上。 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个铜铃，没有一点儿精气神，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

我去看过老牛。见到我，老牛就像见到了亲人。它死命地眨了一下眼睛，头也想抬起来。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头根本动不了。汪汪的泪水就挂在眼角，像是跟我说：“救救我吧，我快不行了。”

队长和其他的几个人商议，要把老牛杀了，分肉。我不敢去看它了。因为，我无能为力。

最终，我的老牛被杀了。老牛是被抬到打谷场上杀的，我就在现场。只见杀牛的人，拿着一把足足有两尺多长的刀子，从牛的喉咙处，直直的插进去，连手都没在其中了。刀插进去了，还在里面左右的转动了两下子。血从刀口处喷了出来，像破堤的洪流，直往外冒，还散发着热气。

老牛几乎没有争扎，只是嘴张了几下，眼睛依旧睁着。我感觉，那最后的余辉就聚焦在我的身上，似乎是在向我告别。

我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是喜是悲，却很害怕。在我的心里，老牛是我的相伴，也是我的朋友，却在丰收的季节里，病了，死了。老牛死得无声无息，死得寂寞无奈，死得悲壮无言。

人世间，无论什么季节，死了一头老牛，就如同失踪了一只蚂蚁，无人关注。但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却是不得不说的大事。

1927年，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运动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把工人、农民、士兵组织了起来，掀起了支援“北伐”的高潮。但是，这样的革命直接危及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也危及到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统治基础。就这样，帝国主义支持并策动国民党内的新老右派，加紧破坏革命，并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1927年8月，党的“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使对敌斗争有了正确的方向。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可是，起义是在白色恐怖下准备的，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发起的。能够参与起义的部队，只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团。其中，第一团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以及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由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工农武装组成；第三团以浏阳农军为主，加上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分组成。

这支部队，虽是4000多人浩浩荡荡的队伍，却只有第一团有些战斗力。另两个团的战士，不仅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还缺少武器，很多人的手中只有梭镖，基本上是没有战斗力的。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

1927年9月10日，工农革命军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袭击起义队伍，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了200多人枪，团长钟文璋失踪，部队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第三团于9月11日在铜鼓起义，占领了白沙镇。由于麻痹轻敌，9月14日，被敌人两路包围，只得向上坪撤退。

1927年9月16日，各路起义部队，均陷入在优势敌人的包围之中。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

1927年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中，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转进。以图保存实力，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秋收起义，由于敌强我弱，缺乏作战经验，加上某些领导者在指挥策略上的失误，使得起义连连受到挫折，后来又遇到敌人的伏击，以失败告终。 

起义是在秋色中进行的，是在“马蹄声碎，残阳如血”中结束的。多么无奈，多么苍凉，多么悲壮，又多么刻骨铭心。但是，它的影响，它的作用，它留给后人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

在此之前，毛泽东没有掌过军，也没有谋划或参与过军事。但是，凭他的学识和见解，一定知道起义是不会成功的。那么，他为什么又坚决主张起义，还亲自来组织和领导呢。因为，毛泽东从革命的实践告中，从共产党人的血泊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几十年后，习近平同志作了最中肯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伟大的贡献，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艰难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和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斗争中所创造的。”

秋色中，我依旧在翡翠湖边漫步，我的心却在近百年来的岁月中蹉跎。我的老牛，是我难以言说的酸楚。秋收起义，给我们的感受到，不仅是波澜壮阔的场面，是革命者前赴后继的大无畏精神，是在黑夜中寻找光明的果敢和决绝。

秋，是不朽的形象，更是不灭的思考。

 2019年9月25日写于合肥翡翠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