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果先生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汪应果先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四十年，退休前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年10月28日，“汪应果先生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海内外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就汪应果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和教育思想展开了热烈而坦诚的讨论。

学术：通晓文理，思想犀利

汪应果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研究生就读南京大学，师从著名戏剧研究家陈瘦竹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始，汪应果先后出版学术研究专著《巴金论》、《科学与缪斯》、《解放区文学史》、《艰巨的啮合》、《无名氏传奇》等，主编《现代中国文学史》、《简明巴金辞典》等，合作编著《中国现代文学精解》、《巴金与中外文化》等论著。他虽然从事的是人文科学研究工作，但自然科学修养颇深，对量子力学、耗散结构理论和高等数学等都曾精心钻研过，这成就了其开阔的理论视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令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别具一格。

朱寿桐（澳门大学教授）在《汪应果：时代的文学抢跑者》的书面发言中认为：作为学者，汪应果有深刻的思想和痛切的社会、历史关怀，他的文字非常精致，议论机锋犀利，批判力特别旺盛，举凡社会、时代、历史、现实、甚至经济、文化、文明，都在他文学艺术之外紧张而急促的思考之列。其《巴金论》中对无政府主义的学理分析深入精辟，《科学与缪斯》中对科学与文艺关系的辩证思考，即使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仍然显得过“潮”，《解放区文学史》这本书的学术水平至今仍然是这一选题范畴最好的一本。

与汪应果相交相知39载的朱栋霖（苏州大学教授）表示，像许多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汪应果深深的爱中华民族、爱中国，他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怀着深深的忧思与情怀。在中外文化的交融升华中，汪应果锤炼出自己思想的深刻性，他以先进理念来剖析中国问题，近四十年来的一系列学术著作、文学创作，综其一点，都是对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深刻揭露与全面批判，其系列讲稿《鲁迅小说的思想内涵》对鲁迅文学世界蕴含的思想的阐释极为深刻，指出鲁迅小说对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与实质的表现均指向了专制主义——鲁迅把“吃人”作为专制文化的核心“密码”来进行归纳，不仅看到了专制社会统治阶级要吃掉被压迫者这一事实，而且揭示了被压迫者之间也在互相“吃人”的惊人事实；鲁迅所揭示的“精神胜利法”的又一含义是：在精神上自觉胜过对方时他就要取得事实上的胜利，既有精神上的自欺自慰，也有向弱者报复的意思。汪应果对鲁迅的“忧愤深广”的阐释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并不在于没有发动阿Q来参加革命，而在于正是因为中国的阿Q太多才招致失败。《科学与缪斯》真正以耗散结构等一系列自然科学理念来创新地介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宗旨在于以自然科学的思想体系来规范人的社会行为，铸造人的灵魂，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艰巨的啮合》更是道人所未道，将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为之献身的中国社会的关系概括为“艰巨的啮合”，这实质是两种不同思想精神观念体系的冲突。

赵江滨（宁波大学教授）认为，《巴金论》已经是巴金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巴金研究者都无法绕开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论著。作为一个巴金的研究者，“研究对象的主体化”同样鲜明地体现在汪应果先生身上，那就是对社会的强烈道义责任感。《科学与缪斯》是一部嫁接于科学理论和方法之上的文学史研究专著，堪称80年代人文社科界“方法论热”后的集大成之作，它借鉴系统论的方法和理论对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某些重要现象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究，两者之间的思维跨度很大，但过程充满了令人惊奇的高度吻合，结论无不在理论逻辑的牢笼之中。书中对耗散结构理论的把握内行准确，对耗散结构理论的运用圆融老道，其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终结的分析透辟新鲜，对《狂人日记》成为现代文学开山之作的“奇点”的分析别开生面。

创作：洞察现实，省思历史

汪应果既是一位在多个学术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也是一位文学创作颇丰的作家，曾用笔名曼生，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出版文化大散文集《灵魂之门》、思想随笔集《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和长篇小说《玉龙的眼睛》、《听，听，那云雀》、《海殇》、《烽火中的水晶球》、《北方的白桦树》等，此外还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有大量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话剧等，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在朱寿桐看来，汪应果较之一般小说家具有更宽阔的国家关怀和民族胸襟，在南海问题还没尖锐到触及国人普遍神经之时，其《海殇》就明确提出大国海权问题之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性；近作《北方的白桦树》对特定年代人与人关系的精彩描述中所透露出的人性和解信息，同样超越了今天人们的领悟能力。

吕周聚（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就汪应果近年里先后完成的历史长篇小说《海殇》、《烽火中的水晶球》、《北方的白桦树》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都以家庭故事、个人经历为题材内容，以自叙传小说的形式来进行写作，从现实立场出发，在对历史人物、故事的叙述中插入自己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将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性融为一体，洋溢着说真话的精神，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爱国情思和人文情怀。赵江滨认为，对历史、人生和自己家族之谜求索的强烈冲动以及对历史与社会的那种舍我其谁的道义责任感，推动了汪应果在退休之后的10年时间里相继完成了多部长篇佳作，其文字所灌注的生命力和艺术力撼人心魄。夏德勇（广州大学教授）认为，汪应果在文学写作中对民族文化优劣的思考，为民众苦难的代言，体现的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对民族和人民的大爱，其所秉持的独立人格、启蒙精神和批判立场值得尊敬。乔世华（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以《北方的白桦树》为个案进行分析，提出汪应果在写作中从不满足于吟诵书写纯粹个人的悲欢，而是将更多的目光和心力投向主人公所安身立命的时代，致力于做一个见证时代的清醒者，因此，以个人经历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复原社会环境，是其始终坚持着的写作路线。张晓玥（浙江工业大学教授）高度评价了《海殇》中处处皆在的精彩议论，认为小说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洞察富有智慧。杨新敏（苏州大学教授）对汪应果文学创作中的“口述史”部分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认为这些历史回忆更具有现实价值。

夏元文（马鞍山沃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为《灵魂之门》字里行间所活跃着的知识分子的热忱和深刻的理性思考而感到心潮起伏。在他看来，期盼祖国强大、追寻文化正能量，是《灵魂之门》的基本主题，汪应果较好地用当代自然科学的“复杂”理论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问题，希望建立一种学术思想自由的、道德和价值标准严格的新的文化体系，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出现代国民；《灵魂之门》的写作充满了“学院派”的文学特征，纵论几千年、横评东西方所形成的独特的叙述、思考兼评论的行文风格，最好地表达出汪应果对中国文化正道的独到思考。刘丽霞（济南大学教授）主要对《灵魂之门》的第一部分“神曲——天·地·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部分借助了但丁《神曲》的批判精神，又有着个性化的哲学探思，涉猎的虽是形而上的领域，但晓畅而富于文采的语言去除了阅读障碍；其同时还指出俄罗斯精神在《北方的白桦树》的故事情节设置和人物精神脉络把握上的诸种体现。沈义贞（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介绍了《灵魂之门》问世后在高校师生和社会民众中的巨大反响和一些接受案例。

黄丽华（美国大河谷州立大学助理教授）认为，汪应果的小说如《海殇》、《烽火中的水晶球》、《北方的白桦树》等均属于应时而出，目的在于铭刻那些不该被忘却的历史记忆，至于其《灵魂之门》和《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等散文写作则更为关注人的精神信仰和人类文化建设等问题。陈子平（苏州大学教授）、南志刚（宁波大学教授）、周东华（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等对汪应果的散文名篇《拒绝“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进行了分析，认为字里行间投射出的汪应果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猛士，其思想的敏锐性有助于读者走出狭隘。

教育：尊崇科学，知行合一

汪应果先后在松花江师范专科学校、南京第四中学、南京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校任教，在半个世纪的从教生涯中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与会专家结合自身受业和成长经历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赵江滨提到汪应果在研究生指导工作上的独特性，即不侧重琐碎细节，而更注重学术选题的意义、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含量等方面，更注重对研究生学术思维的培养。赵江滨的无名氏研究就受益于汪应果前瞻的学术眼光和执着的学术热情的引领和推进。张姬雯（江苏省档案局研究馆员）认为汪应果在研究生教育中采取看似跳跃、跨界的方式，将学生带入一个开放的现当代文学系统，激发学生的思辨精神，注入强烈的方法论功能，拓展学生的眼界和思维，激发学生自由而归真的创造性。郭媛媛（首都经贸大学教授）认为汪应果始终秉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思想，他愿意给更多不同资质的学生以机会，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对学生的学术选择以至成长给予最大的宽容和尊重，主张将学术精进与人生规划和发展有机衔接、互为促进；提倡学生知行合一，实现社会行为与内心的契合，在课堂教学中尊崇科学、博而不杂，体现出思维的高度和学术的宽度来。葛文军（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编导）对汪应果采取的亚里斯多德式的散步教学方式印象深刻，为其教学中的巨大人格感召力量而感染。

周安华（南京大学教授）、章俊第（江苏教育出版社编审）、贾舒（南京大学编审）、肖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项仲平（浙江传媒学院教授）、金红（苏州科技大学教授）、赵锁龙（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于东晔（江苏大学副教授）、谭飞（苏州市职业大学科员）、徐念一（江苏教育出版社编辑）等紧扣会议主题进行了发言，他们一致对汪应果课堂教学中的犀利、直率、睿智、浪漫和坦诚记忆犹新，为他在生活中的富有正义感和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点赞。大家认为，作为一个令人仰望而又使人亲近的富有创新精神和人格魅力的学者，汪应果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从业者，更始终保持了社会的批判者的身份和立场，在言传身教中自觉继承了五四时期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切关怀，体现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良知与责任感，把其很多可宝贵的品行和价值观植入学生的灵魂中，为学生成长奠定了精神基础；正如朱栋霖教授所说，从保持思想的先进坚毅和纯洁精英来看，汪应果是其导师陈瘦竹先生“正道直行”精神的深刻继承者，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典范。

年届八十高龄的汪应果先生在研讨会上表达了他的愿望：“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他们有多么的显赫，而在于他一生中能不能很尊严地把自己的爱献给社会，献给别人，即使是献给他的家庭，献给他的朋友。只要这样，他尊严地平凡地度过，他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我想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应该很欣慰的感觉到，我们一生确实把爱、把奉献给了别人。”

  载福建社会科学院主办《学术评论》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