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梅／萧蔚）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好！

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四十年就这样弹指一挥间过去了！

我们有缘相识。这四十年里，风风雨雨，许多事情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可说实在的，那些与我们西安医学院口腔系（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朝夕相处，生活和学习的日子好像仍然就在我的眼前，时时浮现，永远挥之不去。尽管珠流璧转，时光荏苒，我想，那些“青葱”岁月的美好记忆，那种大学的情愫会跟随我的一生。

上大学，的的确确是我人生最最重要的转折，感谢我所有的恩人，感谢四十年前恢复高考制度！

没有上大学之前，我连普通话都讲不好，口音里带着山西老家浓浓的酸醋味，五年的大学生活，把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造就成为一名从高等学府走出的口腔医生。

我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地区的一个乡村里。家里有兄弟姐妹五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我父亲在西安工作，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农村户口，留在乡下生活，按照我家乡的说法就是“一头沉”。父亲常年不在家，所以，家务活都是由我们几个大孩子帮母亲来分担。我们家里养着一头猪、一只羊，院子里跑着几只鸡，我和长两岁的姐姐负责一起割草喂羊，拉土垫猪圈，到村里的池溏抬水，浇地喂牲畜，还要到井里打来全家人的饮用水。就是那种辘辘井，把一桶水从深深的井里给摇上来。农忙季节学校放假，我们在家里干农活，印象最深的就是割麦子。酷暑盛夏，麦田里，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没有一片云彩，没有一丝的风，那叫一个热，我们只能穿件短袖衬衫干活，可是我对紫外线过敏，裸露的胳膊上起了许多的疹子，后来开始发疱，接着是渗出，疼痛难忍，许多天之后才能结痂愈合。我想，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虽然艰苦一些，但的确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品性和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令我一生受益。

    我觉得在我的生命之中，总是有贵人相辅，我的第一位贵人就是我的父母。母亲把我生到１９５８年８月８日这一天。也许正是这一窜吉利的数字给我一生带来好运，一路走来，处处遇到贵人。我的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学，可她抱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就是她的孩子都要上学才会有出息。我的家境不宽裕，父母省吃俭用，可他们从不计较我们学习上的任何开支。每每复习考试期间，母亲也是默默地大包大揽所有家务，不许我们插手。尽管家里孩子多，但气氛很平和，能感受到她对我们的关爱，鼓励和信任。我的母亲性格刚强，做事利落，任何事情都不甘心落后。她很会做针线活，从选料到剪裁，再到缝制，自己一个人一条龙服务，让我们兄妹几孩子的穿戴在村子里总是＂时尚＂的。我家的几个孩子，平时穿得整整齐齐，再加上学习成绩不错，让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很待见。我想，在村子里，大家说起我们家的几个孩子，按照现在的说法大概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吧。后来，母亲在几个孩子的帮助下，自学拼音，认字，竟然操着乡音能读少年版的《红楼梦》，字写得也蛮漂亮。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把要好好学习当成是一种使命，相继考上大学，这在当地传为佳话。　　

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我们村办学校读出来的，高中是在公社办的学校完成，我的母校是我人生的第二位贵人。几十年前，我们村子里没有一台电视机，更没有电脑，消息非常闭塞。我们的知识除了来自于书本之外，其余都是从老师们那里得到的，老师讲什么，我们就在脑子里勾画和想象出什么来。村子里有一位语文老师是个黑五类子弟，他的知识渊博，课讲得极好，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非常喜欢和敬重他，他也尽心竭力地好好教我们。班上由我负责到点敲钟下课，可上陈老师的课，我常会忘记敲钟。学生的作文他会认真批改，指出可圈可点的地方，有评语，有建议，好的作文会传阅。这位老师为我们日后高考打下良好基础，我们兄妹几人都先后受教于他，他算是我们家的恩人了。说来也巧，我上高中时也遇到一位被下放的语文王教师，据说他家成份高，是地主。这位老师讲课极为生动，在他的课堂上我第一次接触到柳宗元的《黔之驴》和白居易的《卖炭翁》之类的文言文和古体诗词。还有一位物理老师，他经常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对我们给予重望。他上第一节物理课的时候对全班同学说：“你们一定要学好物理，脑子里有了科学知识，将来就可以到城里当工人啦！”　我小的时候，村里的条件还很差，不通电，学校教室里没有电灯，学生们在家里吃完晚饭之后都提着盏煤油灯来学校上晚自习，大家就着课桌上悠悠晃动的灯火做作业。就冲这一点，物理老师鼓励大家要好好学物理，争取到城里当工人的那句话就是当时大家努力学好物理的动力了——城里多么好啊，到处灯火通明。我们那时的理想就是到城里当工人去。

一九七五年初，我高中毕业，那年我十七岁，离开山西老家来到西安，随我父亲一起生活。那时候城里的孩子要到农村上山下乡，我是逆向行动，想着到城里可以做工人！我到了西安才知道，城里的工厂并不是随便能进的，要有名额，于是，父亲托人把我安排到一位老中医门下去学徒。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这个消息实在让我兴奋，也想试一试。那时候也没有地方去补习，我就把在村子里读高中的课本和笔记本都拿到西安来。我白天继续工作，晚上自己在家里复习功课，回忆在学校里老师所讲的。第一年高考，还不是全国统考，各省的考试时间和试卷都不同，怕考不上，我分别参加了陕西和山西老家两省的高考。发榜了，凭着我在老家农村煤油灯下熬出的功底，这两省考试我竟然均获录取了。当时至于说报考什么专业，我一点主意都没有，父亲说，女孩子学医比较好，可以为别人解除病痛。最后，按照我父亲的意思，选择了西安医学院口腔系（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在大学里，我遇到了我生命之中第三个贵人——我们七七级的同学们和大学的老师们。　　　　　　　　　　　　

那时候的我刚刚抖落掉身上的黄土，从农舍里走出来，一定显得傻乎乎的，在许许多多方面和班里的同学之间都有差距，足以让我产生自卑感，好在我并没有如此归结为自己的愚钝，只是默默地向大家学习，踏踏实实学好每门功课。自己不行，只有一条路可走，静心好好学习吧，能拿出成绩来，自己心里也舒坦点。没有口腔知识，就从书本里学，老师讲什么，就记住什么。

我们西安医学院传授知识，培育人才，教师为人师表，成为我终生的榜样。留学苏联的系主任董教授曾经亲手创立了西安医学院口腔系，她没有子女，一心扑到系里，事必躬亲。后来，她又亲自主持建立了附属口腔医院，大楼还没有完工，她不幸患病，但是仍然继续坚持操办所有琐事，拒绝治疗和休息，直到有一次换药，大家这才得知她身患绝症——晚期乳腺癌。董教授把她自己的一生全部无私地奉献给西安大学口腔教学事业了。她的敬业精神直至现在，依然时时激励我要勇往直前！大学毕业之后，我留校分配到口腔颌面外科工作，后来考上并且通过在职研究生。我在西安口腔医院工作生活了十五年，无论我走到那里，母校都系着我的心。

我生命中还有一位贵人，是我的先生何宁，我们是秦晋之好，一路走来相互扶持。一九九六年我们俩也加入了移民潮......技术移民到新西兰。当时为什么要选这条路，到现在也讲不清楚，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是为增加自己的经历？还是为了下一代？都是一本糊涂账。还记得当我们接到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面试通知之后，心里特别打鼓，恐怕被拒签。面试是在十一月份，深秋的北京，大使馆区的人行便道上铺满了飘落的梧桐树叶，一片萧瑟。我俩好紧张，移民出国那么难，能通过吗？！我们假设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又反反复复地用英格力氏练习着回答。只是没有想到，见到移民官十几分钟之后当时就被告知：你们通过面试了，恭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这么容易吗？！在从北京回西安的途中我俩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还互相埋怨：在西安呆得好好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上新西兰去干什么？真去放羊吗？！

我们带着女儿来到新西兰。说是技术移民，可是这里并不承认我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当医生，要有行医执照！　总之一句话，移民之后，工作学习和生活都要从头来，从零开始。我报了牙科技工课程去读，业余时间打工，餐馆涮盘子涮碗，做过清洁工，也照顾过小孩。当时还年轻，并不觉得苦，认为这些都是接触社会，也是学好英文的途径。后来，我们一家再次移民到澳大利亚悉尼，经过这几年的准备，我通过了澳洲的医生资格考试，又有缘在悉尼口腔医院工作了两年。之后，在我先生何宁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牙科诊所，非常幸运地干回到自己的本行，做了口腔全科医生，而且在颌面外科有所特长。这完全归功于我的母校——西安口腔医院老师们对我的培养。　　　

现在我们一家过着平实的生活，女儿也找了到她的如意郎君。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曾和我们在海外居住了１０年，现在在国内安度晚年。兄妹几人生活都安好，慰祭先父在天之灵。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从青年到中年，现在又到暮年。祝大家多多保重，且行，且珍惜自己的身体。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们.......我生命之中的恩人，容我借纪念高考四十年之际，向你们道一声深深的感谢！我们“青葱”永驻，细水长流，友谊永远不散场！　　　　　　　　　　　　　　　　　　   秋梅2017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