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与买卖

悉尼  进生

题目是看了《人民日报》2017年5月6日署名白剑锋的文章：全球把看病当买卖的，只有中国患者了。快速浏览后，明白他题目同内容是很吻合的，便借来一用。

“医患关系已经异化为消费关系”、“如果把看病当成商业交易，是对生命的亵渎，也是对医生的侮辱”。这当然是对的。

医生是“看病”的，患者是来找医生“看病”的，如今的理解汉语文字，有时得费点脑筋。

中国的医改显然是失败了。

事情若回到上个世纪末，去追寻事情是如何在开头就埋下了祸根，如今怕是有点说不清了。我在1994年回去过一次，回来写过一篇杂文，当时给的题目很自然，“乡情”两个字。不料给东华时报时，编辑给打了回头，说这样的回乡文字太多了，不予刊登。后来老电脑扔了，我便只留了个记忆。不意前几天忽然从哪里又冒了出来，一张A4纸片上，反面是什么学习资料。

记得那篇“乡情”，我之所以写下，是途中遇到一位医药推销员，无意中听了他一大段讨生活的自白，当时给了我认知医生这个领域的生活，再不是纯洁如医生大褂，他们开始默默地在变化了，如此下去，不沾铜臭也难，而患者怕也没有了求医时的虔敬与平静。因为，该有的职业道德的基石与相关的社会认同都显见在松动或在沉沦，之后的政府政策，却干脆地卸去包袱，乐见医改相关的各方，各显神通，由他们或闷声发财，或咎由自取。只是如今再说，已经太晚。

   今天，全文照录：

走出机场大厅，向坐在一把竹靠背椅上，左臂串着红袖章，正看守着自行车的一位老人恭恭敬敬地询问后，便拖着撕掉了悉尼机场标签的行李，来到一辆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标志的巴士旁。透过车窗瞅见车里已有三个人，我敲敲窗。

   司机座位上30多岁的年轻人，起身挪过来，拉开车门，说：“你有车票吗？”

   “有，刚买的。”我答道。

  他皱起眉头,说：“你这么多行李，要打行李票的。”

“就这么几个包，要打行李票？”

“车上没地方放这行李，……你放在过道边别人怎么走？……”

“那你要多少？”我无奈地问。接着我吃惊了，反问道：“30元？我一张车票也只要70元啊！”

不知怎么的，我用家乡话争辩起来。

“你也是常州人？”司机有些出乎意外。

我赶快给出细节，“是啊，我家住常州北环新村，火车站后面。”

司机回头看一眼车上的两人，和气地说：“你先把皮箱放车门口，到车上等吧！等车开时再挪吧！”

我赶紧道谢。

我快速安顿好自己，就静静地听着那久违了近6年的乡音，那已经陌生的聊天。

这是司机在说话了。“我们公司里的两个司机，碰巧有次搭了4位无票朋友，一人70元，4人280，送到机场，偏偏公司那天派人在机场门口抽查，结果罚款2400元！两个多月的工资啊！一人1200元，够狠的了！你说，还有谁敢干？”司机端坐在司机座位上，我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

  “你们这一行的饭不好吃，”左前排，剃小平头、40开外的师傅很同情地说，“靠那点干薪，日子怎么过？总得捞点外快吧?”

他接着问道：“那些搞承包的小车司机，日子要好些吧？”

   “要活络些。包车，押金3万5，包3年，每年上交10万，3年后还你3万5。这就是说，你实际上是连本带息30多万买一辆车，3年后车子就归你了。3年里，维修费、汽油费……,1天你至少要做500多！还有你自己的工资呢？只能白天做，另外晚上找人做……实在急了，晚上把车子租给赌头，往乡下开出百多公里，让他们赌通宵，流动赌场捞它几百块，不过也有风险。赌头赢了好说，输了呢？你向谁去要。这些赌棍难弄呢！”司机说（正敲着键盘，瞥见山东台的新闻：朔州 黑车司机吞钥匙  开车撞执法车。 呵呵，小车司机的生涯，不敢妄议～；至少在1994年左右，如此的包车规定，是形同吃利息的；。同之后国家的购房70年相比，倒也心气相通）。

“那倒也是。”平头师傅点点头，又沉思着说：“不过，要想钞票，总有法子的。你拿我们出差来说，单位规定不准坐卧铺，8小时以上的旅途坐车，有1元补贴1元，这样的补贴可以了吧？”他停了一下，接着说：“聪明点的买什么票？去坐空调车！票价上去了，补贴也上去了。空调车不是卧铺，空调车是刚出来没多久，规章制度还没想到这一点。自然以后又会修改，会有新规定，那是要有一段时间上头才会想到的，但现在还没有。”

“总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归有办法的。”一直听着没言语的那位衣衫整洁，西装革履的年青人说话了。

“是这样，”平头师傅同意道，“我们吃技术饭的，出门没有生意好做，只有赚点补贴费。一天补贴10元，汽车费4元一天，要真坐汽车就实报实销。旅馆费每天50元以下有补贴。现在50多元的旅馆也没好住，招待所也不舒服。干脆住几天浴室，20、30一天的，够便宜了吧？住宿补贴就到手了，辛苦几天后，再去住一夜天宾馆报销，舒舒服服放松放松，调整好再回浴室住。事情办完了，再拖拉几天，多混两个子。”

“唉，还是你们好！”驾驶员情不自禁地大声插进，“我们驾驶员，千把块一个月，鸡叫跑到鬼叫，一天至少400公里，稍微出错就是罚款！当官的一贪几十万几百万，听到高科技开发区的头被揪出来的新闻了吗？我们市出产的中央委员恐怕也有关系脱不了，可小百姓……不瞒你们，刚才说的那驾驶员就是我，罚款单还在口袋里呢！妈的，1200元啊！”司机气愤地说。

这局面好像谁也没有料到，全车其他三人一时不知如何接茬，车厢里静了一会。

司机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下车，转到我这一边，将我的皮箱往车上放，我赶紧起身接过来。

“就这几个乘客？”我问。

“回头车，常这样。你想睡觉都可以。”司机回答。

下午三点半，车开了。我向车窗外张望，而今的乡村农家，一派洋楼气概，说成是乡村别墅或许更妥当。一家一户，散开着。路边的工厂建筑，都一律瓷砖墙面，富丽堂皇得很，还有成片的再建或完工的商品房开发区，雅致漂亮地靠公路不远，显示着生活真大踏步地奔向美好。

坐在我前一排的西装青年放下阅读的报纸，深深呼出一口气，说：“每次回家都很激动。可过不了几天，又得往外跑！”他回头看我一眼，像是回答我询问的眼神似的，说：“我是推销员，搞药厂承包的。已经出来两个多月了，我一年怕有十个月在外跑。”他像是憋不住地滔滔说开了，他说，虽然人吃五谷，难免会生病，医院自然不会关门。药厂自然也就有饭吃。可现在乱七八糟的厂太多，竞争太厉害。你花了很多时间和经费好不容易研制了新药，又好不容易鉴定通过投产，没多久，他们也生产了，质量差也一样打入市场，来跟你这个正牌货抢生意。你根本拿他们这些竞争者没有办法。认倒霉吧，你还得挺下去。他说推销药品通常找医院药剂科，但有时碰上水平不高靠这样那样的关系上来的药剂科头头，你就不得不上他家去推销。那时就得“对症下药”，舍不得臭猪肝，吊不来大团鱼。旧社会说，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在医院里，现在说得起话的都是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可他们还是认为外国的药品比中国好，可靠。我们厂是国营厂，有种药全套设备从意大利进口，原料、生产工艺完全一样，质量也经得起任何比较，可他们还是愿意用进口的。当然人家的推销费一万一万，非花完不可，我们行吗？说实在的，主治医师们是从不开口要的，到底是正经的知识分子，你给他们时他们也就拿着，不让你难堪，也从多说。

“……当然，这是回扣。也不是胡乱给的。”年轻推销员找补说。“有时没有办法，药剂科、大医生那儿谈不进，我就只能找门诊医生。他们也有他们的气。只要门诊医生认可这药好，我就总能攻进去。”

他掏出香烟，抽出一支问道：“抽烟吗？”我对他完全扭过来的脸摇摇头，谢了，“喂，请递给司机，点燃了给他，”平头师傅应声回头接过烟，又欠身递给司机，并燃起大火机。

“关键是我们这个国家，羊不洋中不中，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四不像的东西，没有人讲得清。你要不来点歪的，你就堵住了自己的路……这碗饭也难吃啊！”他自怨自艾道。

天渐渐暗下来，窗外闪过不断线的人家的灯光。车里昏暗，各人歪躺着，有些迷糊起来。

终于有人要下车了，是药厂推销员。他移到司机后面，问：“你有50元找头吗？”

司机说要打个电话，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了下来。

“他这碗饭也清淡得很。这种车，连标记都没有，开在路上谁敢拦啊？公司也真想绝了，又看不见里面。这一趟只有50元，我要报销的，也帮不了忙……”平头师傅很同情地说。

司机打完电话，回到车里，问平头师傅住哪儿？

“我送你到家吧？”司机说。

只剩下我一个旅客了。司机问我是不是从香港回来？我会说不是。他又问仔细我的地址，说：“啊，也算顺路，少绕一点，我同学就住你不远处，30栋，你是50栋，靠北环邮局。”

我真喜出往外，连声说：“谢谢谢谢～”还差点问他同学是否也在……?

车终于停在了我有些认不出的楼房前，周围出现了太多各种简易商铺，这可是学院的住宅区啊！我忙不停地取下箱子背包，正想开口对从车尾绕过来的司机说什么时，只听他冷冷地说：

“你的30元行李费是要付的，”

假如你要写1994年那样年头的中国，象江苏常州那样仅有几百万人口的中小城镇，有关承包，有关医改，有关企业管理，上文就有着可以供你查考的真实，那是咱们小百姓的无奈的日常喜怒哀乐，奇特的一种相互间呵护的善良、理解的同情，精明而又不脱愚昧、寻机时能立即冷漠而无耻，却不关政治。

这也是我失而复得这些文字时有些欣喜，并重新将它敲出来的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