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二号，我的弟子現为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首席專家、山东师大的吕周聚教授给我发来微信：“刚得到消息，徐清昨天去世了。”

 看着这条消息，我脑子里顿时空了，一时间什么也没有，因为哪怕是乾坤倒轉，日月換位，我也绝不会相信徐清会跟“去世”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因为她是我培养的最年轻的博士，她在她众多的师兄师姐中是个小妹妹啊。

一瞬间，思绪像龙卷风般地旋起，把我带到21年前……

一

我跟徐清的见面是在1996年的博士生复试的考场。在叫到徐清的名字时，进来的是一位身材高挑相貌清纯秀丽的女孩子，一双长腿首先吸引了我的目光。她略显得拘谨，文静地坐在我的对面桌前。

我知道她的初试成绩很好，山东师大外国文学专业的硕士，年龄才24岁。我已经在心里注意上了她。为了减轻考生的心理紧张，我按通常的做法先让考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谈谈考博的研究打算。她开始讲话了，是咬字很准的普通话但却带点山东话余韵的发音，一旦开了口，她的拘谨就全没了，她的思路相当流畅，显得胸有成竹。她特别提到了想搞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因为她喜爱外国文学，英语也好。我就顺势问她，“你知道Pearl.S.Buck吗？”我故意没说她中文的名字，其实第一道题已经抛出去了，中国绝大多数文科研究生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英文名字，外国文学也讲不到她，因为她在中国就是个禁区。

她楞了一下，有点犹豫地问我，“您是说赛珍珠吗？”

我心放下了，她不仅知道，而且没有把她说成是赛金花。我点点头。

她想了想，回答我，“她是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女作家，也是第一位取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关于她，我们国家的教材中是从来不提的，所以我了解并不多。我只知道她是个美国的传教士，还读过她的小说《大地》……鲁迅对她有些看法。哦，她曾经就在南京大学也就是从前的中央大学这儿工作生活过的。”

看得出来，她的知识面、阅读面都不窄，便接着问她，“作为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你对她的作品有什么看法？”我说话的时候，故意把前半句的语气略微拉长了一点。这是我的第二道题，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南京大学历来重视的是研究生的开创性思维，是坚持学术真理的勇气，决不测试死记硬背的能力。道理很简单，一个博士生如果头脑僵化，只知道那些所谓“政治正确”的极“左”教条，那国家还需要花那么多钱来培养博士吗？更何况当时国家处在“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学术界的“拨乱反正”急需有人来做。我也知道蒙在赛珍珠身上多年的陈污积垢堆积成山，必须有极为开放的头脑和前所未有的学术勇气来开拓。之所以我把前半句略略拉长是想让考生思考我国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极“左”愚昧思想，如果考生也持相同观点，那么她必然会顺水推舟来加以发挥，那我就可以跟她说拜拜了；相反，如果这个考生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那她就要面临极大的心理考验：毕竟到这样的名牌大学考博对于每个考生都是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点，如今通过了初试，几十名报考的人只剩下了几名，再进行筛选，一百步就剩下最后一哆嗦了，考生们都必然对自己的回答慎之又慎。这些考博的考生，智商都极高，他们对指导老师的提问哪怕是一个停顿，一个眼神，一个肢体细微的动作，都极其敏感，他们必然注意到了我那稍稍拉长的语气并从中猜度我的学术价值暗示，她如果想坚持自己的学术独立的见解，就面临着很可能被淘汰的风险，这就考验出她的学术良心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徐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略加思索就说出了一句令我难以忘却的话，“赛珍珠的确是西方的传教士，但我认为对待西方的基督教，我们过去的许多看法是……很偏颇的……”她接着就说了许多自己的见解，但就这头一句话，我心中已经一锤定音：她，取了！

我真要感谢山东师大，这些年来源源不绝地为我们南京大学的中文系博士生输送来一批又一批的优质生源。这个徐清，是哪位老师培养出来的？我得说声谢谢。

复试进行到了中午才全部结束。我留在办公室里，独自登记整理考生复试的材料。这时有人敲门。门推开后见是徐清。我想，这时来见我是不是想打探一下考官的口风？这当然是人之常情，但不合手续，于是我冷冷地问“有事吗？”

她显然完全没那个意思，只是一笑说，“没有事，我只想跟老师打声招呼‘再见’，我马上回去了！”说完就带上门走了。

我连忙喊住了她，“你停一下，”我打开门问，“你……是说马上就回济南？”

“是的。”

下面她说了哪些话我已经记不起了，只是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似乎她此次赴“京”赶考只是来去匆匆，仅仅留出了复试那一段时间，以致让我说出“你一来一回不就像是乘着火车做了场梦吗？”

她笑笑说，“没关系，我年轻。”说着，还用手使劲搓揉着自己的眼睛、鼻子，那姿势，那神情，不像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倒像个大孩子，甚至令我产生了怕她用力搓过头那秀气的鼻子难以还原的错觉。我不由得喜欢上她了，说，“你进来坐一会？”

她很高兴，仄着身子坐了下来。房间桌椅安排得比较挤，她换了几个动作才把那双长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我问她父母做什么？她回答都是极普通的工人。我又问她可有兄弟姐妹？她的回答印象中好像不只她一个，但只有她的学历最高。我又问她南京可曾来过？她摇摇头。我说有时间的话在南京多玩玩，南京很美。她回答说她知道南京有很多名胜古迹，这次来不及了，口气有点遗憾。交谈中，她家庭的境遇以及她父母亲的身影逐渐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我完全体会到这一对普通劳动者的父母为了拉扯大这些孩子其过程是何等地艰辛，尤其是眼前的这个宝贝疙瘩。我在心里算着她的年龄，心想，这个外表文静略显单薄的女孩子，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有个什么样的内心花园？她读的是中文系，却选择了世界文学专业读硕，至少外语这一关，她就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代价，然后又转过头来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这个孩子，在专业上很有自己的主见啊，同时也说明了，从小学开始，她就一步不落地直奔她心目中的目标——著名高校的博士学位飞奔而来，没有片刻地停顿，喘息，这该有多大的毅力和决心哪！在她的文弱外表下，似乎有着一股对专业进取的狠劲。是什么给了她如此强大又如此持久的精神动力？除了对专业的热爱之外，我想她一准是从小就意识到自己身上承载着这家人的全部希望。我甚至猜想到，她之所以到南京如此“考”色匆匆，完全是出自她想为父母亲减轻这趟差旅费负担的良苦用心，这可都是父母从嘴里面一点一滴省下来的啊！要真是这样，这个孩子从小是多么地懂事，对她的父母亲又是多么地知冷知暖啊！想到这里，我居然眼睛湿润了。

我怕误了她的火车，把她送出门，说，“你早点回去也好，你的父母亲怎么会放心你一个大姑娘独自到人地两疏的南京呢？至于南京的游玩，”我停顿了一下，原想说“来日方长吧”，不知什么缘故，到了嘴边，改成了“我想你会有机会的。”

我不知道她听没听出来我不小心走漏的弦外之音，她只是像个孩子似的笑着对我深深鞠了一躬，又说声“再见”就走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走到大楼的楼梯口，脑海里却浮现出远在千里之外她双亲的身影，想，此时此刻，他们不定时不时地看着墙上的钟，相互问着同一个问题，“你说现在咱们的闺女应该已经是考过了吧？”面对着脑海中的图像，我默默在心中对他们说，“放心吧，你们的小棉袄她已经被录取了。”在她的年轻生命的面前，有着比他人更远大也更辉煌的学术人生，她的老师已经在这条盛开鲜花的大路上，为她铺下了一块极重要的基石。

二

她在南大三年的博士生学习，是努力和平静的。在培养博士生上，我一向主张必须把他们带到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必须让他们听到能打开脑洞的种种课程，必须颠覆他们自小从外面强灌进来的思维定式，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做出创新。徐清在第一年就选了不少课程，有一次还告诉我她还旁听了一些外语系的课。

到了第二年开题的时候，她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对于他们初次进入学术殿堂的人，研究目标最好集中一些，视域边界要清晰，最怕是大而无当，失之于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作家论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南京大学研究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作家论是个强项，以陈瘦竹教授为首的他的弟子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形成了国内领先的研究群体：像陈瘦竹先生的田汉研究、叶子铭先生的茅盾研究、骆寒超先生的艾青研究以及朱栋霖教授的曹禺研究、王文英教授的夏衍研究、任天石教授的叶圣陶研究等都在全国具有开创性的领先地位。于是我让她考虑是否做赛珍珠研究？一来这个作家是她想做的比较研究领域的最佳研究对象；二来南京大学是赛珍珠工作过的地方，她的普利彻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作品都是在这儿创作并在这里获奖的，南大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收藏了她的绝大多数作品，资料可谓全国之最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本人在这个领域曾经做了在当时绝对是领先的研究。

这里就要说到我的第一本赛珍珠专著的命运了。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研究生第三年，由于我的四十万字《巴金论》的书稿已经完稿，并已送交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修改出版，研究生的学业已经提前完成，而学校正面临着对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留学生纷至沓来，一时间老师奇缺。学校考虑到我读研前已在高校及中学里有过长期教学经历，就让我提前工作了，从事对外汉语的教学，在这里我认识了南大外语系的青年助教郭玉兰老师，她最早跟我提出了合作搞赛珍珠研究这个课题。我们在一起做了些前期的资料搜集，但不久她就去了美国，事情就拖了下来。到了1987年，学校派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我跟郭玉兰重新取得联系，第二年我去了华盛顿，跟她见了面。她给我一本出版不久的英文专著《Pearl.S.Buck》,我把它带回了国。由于当时国内通讯极不发达，回来后就又失联了。后来外语系的刘海平教授知道了这个消息，希望跟我合作继续做这个题目。其中做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就是为南大化学系的戴安邦老教授进行了很详尽的专访。当时的戴老已过九十高龄。是唯一的跟赛珍珠的爸爸有过深度交往又跟赛珍珠本人从小在镇江一块长大最后又一同在中央大学工作的尚健在的人，在他离世前不久，他为我们做了好几个小时的专访并被我做了录音（至今磁带还保存在我南京的家里）。我就根据这些资料以及系资料室里的丰富藏书，写了在当时是国内的第一部赛珍珠专著。

这部书被苏州大学出版社的老社长看中，决定出版，还签了出版协议。那时候赛珍珠在国内还是一个十分禁忌的话题。我把书稿交给老社长后，事情就起了变化：老社长下台了，换上了一个新的社长。苏州大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方面他们的师资力量很强，有一批高风亮节、学问渊博的大师级教授，也有人品优秀、业务精专的老中青强劲的梯队建设，但另一方面，这个学校里似乎时不时地会传出“宫廷政变”的消息，几个人在背后用吴侬软语叽哩咕噜一番，“政权”就倒台了，还经常有些原本跟教学、研究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物会猛地冒尖冲顶当上了学术部门的领导人，或是成了什么国际知名学者之类，过后又销声匿迹了。新上来的这位出版社社长原先就是个本科生的政治辅导员。八十年代初，苏州大学中文系请我去为他们的本科生上“巴金专题”课，这位辅导员就专门站在教室后门外透过门窗监视学生的一言一行，一到下课就把学生提溜出去，“你（指女生），为什么看他（男生）？”“我没看。”“撒谎，我看见你看了他一眼！”就这水平！偏偏那时候我正在讲巴金反封建专制的《家》，这一来，学生觉醒了。据说在我回到南京大学后，教室的黑板上学生写了拥护我的大字标语。这位辅导员便以我“借讲学为名在课堂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向南京大学党委参了我一本，好在南大思想解放，没拿这当回事。

现在这部书稿就落在这个“社长”的手里，他的业务能力怎么能当上社长？我至今也是个谜。他说书稿是“极其反动”，于是给“枪毙”了。那么枪毙了就退稿吧，他还死活不退，估计原因是因为有那份出版协议在，于是干脆就死拖住不退，一下耽误了许多年。总算到了后来看我并不想追究出版社的责任才把稿子退了，但许多内容需要再做修改了。我把这部书稿也交给了徐清，让她作参考。

徐清也觉得这个方案很合她心意，于是就开始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最后她以论文的开拓性独创性获得了博士论文评审组专家的一致好评，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年她二十七岁。

三

毕业后，徐清一度换了好几个单位，我们的联系变得很少很少。这一点我完全理解，毕竟她需要奋斗。

记得临毕业前，她曾对我讲过，她想到南开大学去。原因呢，她说南京夏天太热，她是北方人，习惯不了，但是她又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南大情结，她说，“南京大学简称是‘南大’，但到了北方，人们又把南开大学称作‘南大’，这样我就一辈子是个南大人了。”当然，临别时她也把借我的部分书籍还了我，但没有看到我那本书稿，我也不便去问，这事也就渐渐淡忘了。

过了几年，我就收到她的邮件，告诉我她去了南开大学，教外国文学。我很为她高兴，当初对她性格的判断再一次得到了证实：只要定下目标，她是不会松手的。这就是她心气的狠劲！

以后，我俩的联系虽不多，但总算有了个交集点，这就是在镇江召开的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记得那是第二届镇江的会议，她早早到了，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说，“我早就听说你要来开会。我一来就找你，等你，你怎么才到呀？”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到了第三届会议，我们又会面了。这一次，无论是会议休息还是外出参观，她都一直陪着我不离左右，有时在上下台阶时，她知道我眼睛动过手术还会搀扶着我，让我不由想到了我女儿的动作。这以后呢，我就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我俩从此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但我们仍然不时联系。她告诉我自己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还给我发来她的照片，照片里的她，已经变成了美丽的少妇，脸上还是那副阳光般的笑容。

2012年，镇江召开了纪念赛珍珠诞辰12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身居海外没有参加，但提交了论文。徐清去参会了。在会上她做了《中国文化场域中<大地>的经典化问题》的学术报告。会后她特别高兴地发给我邮件，向我报告，说我的那篇论文被认为是赛珍珠研究理论的重大突破，在会议综述稿中被放在第一篇。而她的学术报告也受到了与会者一致的肯定。她还补充说，“我在报告前，会议主持者还特别介绍我，说我是汪应果教授的弟子，会场还响起了鼓励的掌声。我当时就想，我一定不能给老师丢脸。我真的是做到了。”

看到这里，我的眼睛又湿润了。

这大概是她工作以来最舒心的日子，家庭美满，事业有成，她在短短的十年中已經發表了數十篇論文，當了副教授，在全國的学术界已經作为一颗新星崭露头角了。

再后来，由于我俩的邮箱地址都改变了，以致我们一度完全失去了联络。常常是我给她发邮件，总是没有回复。我曾想到是不是她又有了什么新的计划，正在埋头准备，我太知道她的心气的狠劲了。但我还时时记挂着她，每年短暂回国我都会把定期寄送给我的江苏大学学报打开，看她的有关赛珍珠的论文，关注着她学术进步的脚印。直到前年，通过她的师姐刘丽霞教授，我俩才重新取得了联系。和以往不同，这一回，我开始感到她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情绪不太高。问她，她说身体出了点问题，动了一次小手术。问她是什么手术？她没有回答。我想女孩子的病不好深问的，也许真的是没有什么呢，可是我偏偏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想。我只是告诉她，我在国外也常常会想起她来，因为她是我培养的学生中最年轻的博士，就像是父母亲总会不时对自己最小的孩子回头关注一样。

2015年12月9日，她突然给我发来了微信，信中说：

“汪老师，江苏大学出版社拟出版赛珍珠研究的专著。若干年前，您的那部手稿一直放在我这里，没完成老师托付的合作任务。但我无时不记着这件事。世易时移，稿子里的许多内容已经略显陈旧，但基本观点依然发人深省，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赛珍珠研究，也有一些想法。我想重新完成同老师的合作，出一本专著，老师意下如何？”

我立刻给她打了电话。在电话的那一头，她说，“汪老师，现在我可以对您说了：您的那部赛珍珠的书稿在我毕业时就被我带走了，在我的身边。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跟您合作写一部赛珍珠的专著。现在条件成熟了：我申请到了一笔国家科研项目的基金，题目已经确定，您的名字也在上面。”

我一边向她祝贺，，一边告诉她千万不要署我的名字，因为我在海外，已完全没有了做学术研究的条件，我的学术资料都留在了国内，再说我也老了。我的意见是这部专著就署她一个人的名字，我可以帮助她完善这部著作。她不同意，她说，“我们必须是两个人的署名，因为有您的这部书稿内容。”我说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书稿了，没有价值了。她说不，有的地方还要用。我还是不同意，并且介绍了她我以往跟我的博士生、硕士生合作写专著的情况。我说，当年我之所以那么做，是有一个考虑，那就是想让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尽早地“出镜”、“亮相”，占领学术阵地的前沿。因为仅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要出专著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候教育部还没有推出什么期刊等级制度及硬性发表多少文章的规定，而一本有价值的专著就是学术研究中的一座里程碑，他们也能够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迅速承认。但是我的合作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有我自己写的部分，不能仅挂虚名，以往我总是写理论论述的那一部分，以便对全书起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我只有一本书是例外，就是和她师兄吕周聚合作的《巴金简明词典》，那里面我一字未写，完全是他的劳动成果。原因是我那时网球肘发病严重，无法提笔，另一个是因为当时有几家出版社都向我约稿，我脑子根本顾不过来。我把这一情况曾经向甘肃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提出来，请他把吕周聚的名字放在前面，对方无论如何不同意，说，不行啊，我们设计推出的鲁迅、巴金、茅盾、曹禺四部词典，其它三部的第一署名都是国内公认领头的学者，换了一个新手，读者不会认同。这件事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令我良心不安，我必须找机会公开讲出来，还吕周聚一个公道。现在跟你合作，我又一字不写，你不让我难堪吗？她说，“不是这样，您的那三篇论文对赛珍珠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是研究界所公认的，它们就是我这部专著的总纲。”这么一讲我无话可说了。我最后回答，“如果你实在要连署我的名字，请你无论如何答应我：你的名字在前面，我在你后面。”她还不同意，我急了，在电话里对她大声喊，“请你这一回一定听我的！听着：你用它是要评教授的，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你已经到了评教授的年限。要是你不听我的，我到死也会骂你的！”她听我说得如此严重，勉强答应了。

她接着又问我，说，“现在的赛珍珠研究，您也看到，多是外语系出身的人搞的，他们只能搞翻译，根本不懂文艺理论，说来说去就是重复尼克松的话。我想能做出更大的突破，您的意见是什么？”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再聊。

第二天我又给她打了电话，这次是对内容进行探讨。我根据她定下的专著题目是《越界的‘人’桥》，告诉她，要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可以从尼克松“人桥”的“人”字的一撇一捺上建立两个价值坐标系，它们一个是“从外看进去”，一个是“从里看出来”，世上的很多事就是由于这两种不同角度的看法造成价值的分裂，如果能把这两种坐标系的转换方式找到，两种体系就“共享”了，这就有点像是“时差”的转换。赛珍珠就是这个找到东西方两种坐标体系转换方式的人。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她的作品，就能看出许多新的东西来。

徐清真是个聪慧透顶的人，一点就透，她说，“老师您说的很有道理，您让我再想想。”

这两次通话的时间都很长，也许是她一生中最长的国际电话。可是我哪里知道，此时的徐清，癌细胞正在无情地啃噬着她的肌体，她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徐清啊徐清，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瞒着我你的病情。我虽不是医生，但至少可以为你分担一点痛苦，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吧？

我事后回想，那一阶段徐清之所以“深潜”下去，她的“心气”是用在了哪儿呢？一准是用在这个项目上了。她为了实现她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望——跟老师合作出版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争取得到国家科研项目基金，她要做多少工作啊！她难道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危重吗？我想她是清楚的，但她显然是豁出去了，她之所以隐瞒她的病情，那是怕我顾忌她的病而阻止她最后一个愿望的实现。至于为什么她一定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也许就是她最后想给我的知遇之恩一个报答吧。

这之后她仍然每逢节假日都给我发来贺词贺卡，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直到今年的春节，她给我发来最后一条微信：

“老师，春节愉快，阖府安康，幸福吉祥。”

我也给她祝福，并问她，“我的新出版的小说电子版收到了吗？”

她没有回答。此时此刻啊，我想病魔一定已经在折磨得她如地狱烈火般煎熬，但她就是咬紧牙对我一丝口风都不露。直到吕周聚给我发来的那条信息……

2017年2月21日晨，她撇下了她亲爱的家人，撇下了她至爱的孩子，撇下了时时关爱他的师兄师姐和她的老师，独自走了，一朵美丽的音符从此在风中飘散，一首华丽的乐章在演奏高潮时戛然而止，她才44岁……

四

人说人死如灯灭。我不相信。

我相信宇宙中有天堂。那也许就是哈勃望远镜里拍到的那座呈现出层层壮美建筑的绚丽星云。

我相信天堂存在，更因为已经有量子物理学家试图用数学证明了存在于四维空间中的生命形态实际上是该生命在更高维度中的存在形态的投影。那么在四维空间里消失（死亡）的生命，也仅仅是投影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该生命在更高维度中的生存形态的消失。这就像是屏幕上有条一维度的线段，它就是具有二维度空间矩形的侧边投影，当这根线段在屏幕上消失后，并不意味着二维度空间的矩形也随之消失，它也许只是从灯光的前面暂时拿开了而已。

我也完全相信博尔赫斯所说的话，“天堂应该像图书馆的模样”。

我想，徐清肯定是往那座绚丽星云飞去了，因为她爱书。

我想在那座星云上，定会有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也会有今天哈佛大学等等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图书馆，更会有整个宇宙中一切最高级智能生命创造的图书馆，只是不会有中国的。这是因为，当两千两百年前，古埃及那位思“书”如渴的亚历山大大帝正在到处甚至到海上去搜集、抄写图书，最后建起了当时在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哺育了像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的时候，当他谦卑地声称愿意跪着听欧几里得讲几何学的时候，东方的大帝秦始皇，却在大肆焚书坑儒，致使中华民族先秦创造的极为光辉的文明大部绝传。同样，当上世纪始量子论已在人类面前展现熹微的曙光，幷自上世纪中叶，从理论进入大量的实践时，中国却在荒唐地批判“量子论”“相对论”为“伪科学”，并通过“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对书籍、文物进行疯狂灭绝，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两千年的历史证明，在中华民族劣质文化的那部分里，有一种对人类文明、对书籍、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有一种似乎不把知识分子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毁灭决不罢休的野蛮传统。像这样的反动愚昧的文化，天堂能有它的位置吗？

但徐清在天堂的图书馆里自有她的阅读空间，因为她有高尚的灵魂。她在那里定将享有最大的思想自由。那里没有网络封锁，没有思想控制，她一定可以充分享受创造的乐趣。

她在我手机上留下的微信名字“云淡风轻”，还有她对我发来的祝福和许多话语，我将永远保留，因为那是她发自天堂的问候，我将时时打开来温习。

她希望和我共同完成的专著，原谅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但我想做的就是，如果今后还举办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想写下第四篇论文，题目就是《越界的‘人’桥》，副标题是“论‘从外看进去’与‘从里往外看’”。论文的署名就是——徐清 汪应果。我要把这篇文章，做为我俩师生一场的纪念，并把你人生的华丽乐章推上高潮，再重重地敲下一记完美曲终的定音鼓。

                                               2017.2.26于Melbour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