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挑夫是挑夫，脚夫是脚夫，虽然都扛着扁担和绳系靠卖苦力吃饭，但分工明确。挑夫一般跑长途，脚夫主要接短途，挑夫重活脏活什么都干，脚夫通常在车站、码头为旅客拎行李。生意清淡时，这帮人经常会“串岗乱岗”，因此，江南人将他们统称为“挑脚”。

汪曾祺先生小说《大淖记事》主人公莲子的父亲黄海蛟就是挑夫，且为好手，专能上高跳。高达三四丈的粮行“窝积”、煤堆，从河边船舱到岸上仓库，弯弯曲曲支着三四十米长的“过山跳”，非常陡，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挑在肩上，一口气窜上去，中途最多换换肩，不能有片刻停留，这就是所谓的高跳。每挑一担拿一根约一尺长的竹筹，傍晚凭竹筹领工钱。由于风里来雨里去，一个个挑夫小腿肚和肩上的肌肉像铁一样硬，夏天，裤腰以上黑红黑红泛古铜色。苦一天也不过块把钱，四分之三养家糊口，留下一份自己抽烟喝酒。

谈到挑脚，不能不提及小镇上妇孺皆知的两位“知名人物”：二姨娘、三才子，他们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

二姨娘为两性人，据说原来是富家子弟，生下如此“孳障”，自然视为家门不幸，从小被家人扔掉，靠东家一顿西家一口渐渐长大成人。说话奶声奶气是二姨娘的天性和特征，身穿“百衲衣”，脚蹬“前露生姜、后露鸭蛋”的旧布鞋，破破烂烂、邋里邋遢，整天扛着扁担和绳系在车站、码头游荡。小孩子不懂事拿他（她）不当人，放学路上一见面就喊“二姨娘！二姨娘！”更有甚者，朝他扔瓦砾、吐唾沫，他不敢还手，只好用胳膊、扁担挡，嘴里不住地嘟囔着：“小炮子哉，有人养没得人管！”从上河码头到下河码头不足一里路，一担行李挑过去，视重量给钱，一般五分到一毛。干挑脚这行当也有行规，心术要正，手脚要干净。也许是困难时期饿得没法，二姨娘犯过一次大忌，偷吃旅客的饼干，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

三才子身体壮硕、为人憨厚，倒是个能吃苦的主。除了给旅客挑行李，还帮人家打打杂，哪家有丧事必然想到他，给亡人穿“寿衣”、搁“停尸床”、出殡设“路祭”、撒纸钱，他驾轻就熟。只要管他三顿饱饭，工钱好商量，最后丧主不过意，总要送他一些旧衣裳。小镇濒临大运河，每年都会出几个“淹死鬼”，其中有游泳淹死的，也有投河自杀的，等到尸体浮出水面，人们惊恐之余想到了三才子，请他将死尸捞上来。即使是无主尸体，也得换一身干净衣服，等待派出所调查处理。三才子胆大，这些活不在话下，做得也干净利落。公益性的事，他不计较得失，当然居委会、派出所干部心里有数，到了年底总会周济他一些钱财。平时闲得没事，他也会到饭店里帮人家收收盘子、洗洗碗，工钱不要，客人留下的剩菜归他。轮船站候船室就是他的“家”，晚上他坐在候船室门前的台阶上，就着从饭店里用荷叶包回来的剩菜喝酒。他酒量不大，每喝必醉，醉了以后就脱光上衣，面对寂静的小镇扯起那破锣嗓子狂吼：“人民公社就是好，生产么掀高潮噢！” 连吼十遍八遍，紧接着六不搭对地喊一声：“空空如也！” 镇上人听到歌声（也算歌声？），就在家里抱怨：“三才子烧尿喝多了，又发神经啦！”几十年来，三才子唱来唱去就这么一句词，镇上人耐着性子听了几十年，也成了小镇上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