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街像公子，干活像花子，吃饭像猴子。”这是当地人对高原农场工人的描述。
上街，是指五公里外的一个集市，逢星期天是集日，农场工人此时会穿一套光鲜的衣服去赶街，像公子。干活是指在农场下田干农活，一般都是穿着旧衣服，还有不少工人穿着补丁衣服(当时社会上执行布票制)，像花子(乞丐)。吃饭是到农场的集体食堂，每人拿一个饭盒之类，排队买饭菜，再各自找一个地方坐着或蹲着吃，像猴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黎大元离开省会的华侨补习学校，下乡到高原农场，安排在基建队工作(当时的流行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黎大元正式加入“公子、花子、猴子”行列。
基建队的主要工作是建房子，当时建房子的材质是石头、土砖、木头、瓦片、石灰等等，没有任何机械，要建一幢房子全靠人力完成，遇到搬移大石头，就是几个男子的工作了，每次搬巨石，就会有人叫：“大头老李，搬大石头!”。
大头老李，原名李泽伦，因头特大而得到这么一个绰号，他不但头大，身体、手、脚都特别肥大，他伸出十个手指，像十个长短不一的胡萝卜，当时的生活条件较低，他是靠什么食物长的如此粗壮？这是当时的一个谜。年近五十的他，未婚，烟酒不沾，文化还有点高，高到多少，说不清，他曾是某大学的助教，数千人的农场，大学生没几个。高中毕业已是高学历，更多的职工是中小学，文盲是数以百计。李泽伦不说自己的学历，这是另一个谜。
助教怎么在一个农场建房子呢？
答案很快就有了，他在1957年因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他属于“黑色的行”。七年之后，因他工作表现较好，摘了右派帽子，他回到“白色行刊”。白色的变黑很快，黑过的变回白太难，他没有回到原来的大学教书，而是留在农场当一名建筑工人。
一个工作以外的插曲让我和大头老李有进一步的认识，因住房安排，我成了大头老李的室友，最后成了忘年之交，推心置腹的好友。
李泽伦喜欢看书，有一套精装本的《石头记》，几个月就重读一遍，从不借人，黎大元近水楼台，《石头记》也读了几遍。还有多本外国名著，全部藏在他床底下的一个地洞里。当时被人知道，保留这类封(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书籍可能成为一条罪状。社会上的各类书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得七七八八，当时要找一本书看，很困难。黎大元因为大头老李之故，读了一批名著，有部份是大头老李的朋友的藏书。
在农场，休息的日子，一群人要不下中国象棋，要不玩扑克牌斗地主之类，消磨时间。黎大元更喜欢看书，他从国外回到祖国，就是为了读书，生不逢时，遇到文化大革命，在省会华侨补习学校没正式上过几天课，大部份时间以看传单、开批斗会为多，混了几年，列入知识青年的行列。
“大元，星期日有没有时间陪我到大西村走走？去看朋友。”大头老李说。
“好！李老师，我上山下乡到这里，很多地方没去过，听说那大西村有一个樟林龙潭，有数十株参天古老樟树长在龙潭边，潭水清澈见底，风景还不错。”黎大元说。
他对大头老李的称呼有别于他人，大头老李是大学的老师，黎大元回到祖国与大学助教同室，竟是在大学以外的华侨农场。也因“李老师”三个字，大头老李对黎大元有好感。
大头老李特别换了一套新衣裤，还穿上一双新的解放牌胶鞋。黎大元有新衣服，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穿证一双“回力牌”球鞋，还戴了一只椰树牌手表，当时可是一件奢侈品。两个农场“公子”上街了。黎大元带了一支汽枪，这是他休息日的活动之一，也是改善生活的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能打到斑鸠，晚餐可以加菜。”黎大元对龙潭樟木林中一定会有鸟雀，说不定还有松鼠可猎，因此心情特别爽，他对自己的枪法信心百倍，他计划近期制作几个动物标本。黎大元曾多次打到斑鸠，与大头老李分享，今天听到黎大元的话不像以往的反应，有点心不在焉。
秋天的田野，是一个金黄的世界，一群农场“公子”走在上集市的大路上。有人突然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在一个岔路口，大头老李和黎大元离开了农场“公子”的行列，其它农场“公子”才知道他俩不是到集市，而是去大西村看朋友。
到了大西村口，有一位中年村妇在等大头老李，他们是认识的，大头老李向黎大元介绍说：“这是陈大妈。”，黎大元也跟着进了陈大妈的家。
不久，有另一对中年夫妻带着一个少女进屋，陈大妈介绍是苗大爹、苗大妈、小苗等，向他们介绍老李和小黎，说他俩是农场工人，有固定收入，每个月底领工资，不用等到年底才分红之类。
黎大元坐了一会，向陈大妈问了樟林龙潭的方向，对老李说：“我要为晚饭加菜努力一下。”说完，带着汽枪走了。
大头老李和苗大爹一家、陈大妈等东南西北的闲聊了一阵，最后讲到正题，原来大头老李是到大西村相亲。
大头老李对村姑小苗挺欣赏，长得眉清目秀，虽然她只有中学毕业，已比目不识丁的其它村姑强。他对媒婆陈大妈说了自己的看法。
苗大爹一家对今天的见面挺满意，能把女儿嫁到农场，每月有工资领，再好不过。村姑小苗脸上羞涩，心里还是喜欢的。
相亲之事如此顺利，陈大妈没想到，特别开心。
“要不要问一问小伙子的意见？”苗大爹突然冒出一句话。苗大妈和小苗同时望着大头老李和媒婆陈大妈，从他们的眼神中有相同的疑问。
“你没有对他们说清楚吗？”大头老李突然转问媒婆陈大妈。
“我有说过。”陈大妈转向相亲的一家三口，欲言又止，好一下找不到适当的词语。
“最好问一下他本人，现在已不是包办婚姻的时代了。还是问一问那个拿着汽枪的小你子的意见。”苗大爹对陈大妈说。
“相亲的不是那小黎，今天来相亲的是老李。”陈大妈说。
“老李，小李不是两父子吗？”苗大妈说。
“不是小李，是小黎。黎明的黎。”陈大妈说。
苗大爹一家三口面面相觑，看来他们完全会错意。村姑小苗很仔细地看了大头老李几秒钟，失望地低下头。
黎大元回来了，兴高采烈，他手中有两只斑鸠，还有几只叫不出名的鸟雀。他一进门感到气氛不对。
苗大爹一家都在看他，青春、有朝气、穿的衣裤也与当地人不同，他们以为来相亲的是一对父子，黎大元年青害羞，由大头老李出面谈婚事。
“今天谈的事，隔几天我再回复你。”苗大爹对陈大妈和大头老李说后，告辞了。
大头老李回农场的路上闷闷不乐，他出来时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怎么一下子垂头丧气，黎大元想不出原因。
一晃三十年，年过五十的黎大元和从大学放暑假回来的儿子文德在海滨小城鸭涌河公园散步。有几只斑鸠大摇大摆地在几公尺外的草地上觅食。
“老爸！你说你在樟树龙潭打的就是这种鸟吗？后来大头老李有没有跟那村姑小姐结婚？”文德问。
“那次从大西村回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头老李都不开心，后来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我带到大西村，先找陈大妈，叫陈大妈带路，去找小苗，要我亲手把信交给小苗。并要我我保证不可以对农场的任何人提这事，我都答应了。
“我又到了大西村，这次不是到樟树龙潭打鸟，而是帮大头老李送情书。
“陈大妈带我到了苗大爹家，我见到小苗，把信交给她，她接过信后到了屋内，我和苗大爹等聊家常，他们问了的在国外的父母，如果我愿意，并开玩笑说，可以到他们村做上门(入赘)女婿等等。我说：已有女朋友了，是省会读书的同学，也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当时我已跟你妈在谈恋爱。后来陈大妈告诉我，上一次大头老李到大西村相亲的事，我才恍然大悟。
“村姑小苗从房间出来，面带羞色，她将一封信交给我，要我交给李老师，我没有到樟树龙潭打鸟，而是直接回农场。”
“青年女子如不是有特别苦衷，是不会嫁一个大自己几十岁的男子，而且还是一个大头。这是一条定律，只是不包括有钱的老男人。”儿子文德说。
“那个时代生活水平较低，人们的拜金思想没现在严重，小苗没答应李老师的追求，她的回信很短，只几句话，好像只能保持朋友的关系之类的话。大头老李说：‘我写了七张信纸，任何女子都会感动，可她才回我五句话，真没想到！真没想到呀！’李泽伦老师挺失望。”黎大元说。
“小苗都不接受他的追求了，回信多写几句与少几句有什么区别？李泽伦老师后来有没有结婚？”文德问。
“没有！李泽伦老师接到小苗的信不久，请假回风城，他母亲在风城去世。她母亲格子矮小，我也看过他父亲的照片，格子也不高。有一次给我看他在大学当助教的聘书，原来他是一个标准的男子，后来他的脑垂体生长了一个瘤，整个身体变大变胖，其实是一种病变，当时搬大石头就叫他，还以为他格子大，力气大。
几年后，我离高原开华侨农场，移民到这里，李泽伦老师来信说他也调到风城的某百货公司工作，需要一部计算器，我寄了一部送给他。几两年我收到他的同事一封信，说李泽伦老师因脑瘤去世，享年55岁。”
黎大元回忆往事，向儿子叙说人生经历，他的思想一下子飞回到高原农场、建房子、搬大石头、大西村、樟树龙潭、村姑小苗，还有李泽伦老师和他的一段单恋情史。
“李泽伦老师特别喜欢彩虹，每次见到彩虹，都特别兴奋。大约是生活在单调的黑与白之中。他得的是「巨人症」，一生坎坷。没想到在暮年，李助教却有过一段浪漫的爱，他把心中的爱写成一封情信，在黑白生活中多了一点鲜艳的色彩，如雨后的彩虹，很美。彩虹，可望不可及，转眼即失，这道彩虹，就是他对村姑小曲的一段没结果的爱。”
公园草地上，一只体格略大的雄斑鸠对一只体格较小的雌斑鸠发出“咕噜咕噜”的求偶叫声，体格较小的雌斑鸠不理会，突然飞走了，雄斑鸠的叫声也停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