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这样一句话——记不得说这话的雕塑家的名字了﹐他说﹕“一件雕刻从山上滚下来﹐剩下的部份是最好的。”我喜欢这话﹐但不谈雕刻。过去的人生﹐要是回想﹐就是一些片断﹐象从一块滚动的大石头上碰撞下来的残片﹐你的目光沿着这些散落着的残片延展﹐得到石头滚动的轨迹﹐也就是我走来的路。湘渝线上的三年﹐那是十足地被炸药崩裂出来的石块﹐沉重如绵延的山体。我凝神时﹐不由己地会想得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只看到那石头的斑駮。我很不喜欢自己这种感觉﹐这种早早地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思绪﹔----这思绪﹐边缘是刀﹐颜色漆黑。

其实﹐那并不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死亡。有个因饥饿而死去的邻居老爷子﹐才是我面对的第一次。那时我是低年级小学生。老爷子的媳妇待他不好﹐老饿他﹐不让他吃饱。老爷子是有儿子﹐儿子从来不管﹐却还算是个老军干。老军干﹖他儿子原是部队的一个营长转业的。老爷子便常到菜场或垃圾箱里拣些菜帮子黄叶子﹐媳妇嫌脏﹐不给他煮。有时﹐他就拿到我家来﹐我妈悄悄地帮他洗干净﹐煮熟了吃﹐也常另给他一些食物。可那时候﹐百姓家﹐家家都紧﹐我的小肚子就是觉得饿﹐抢着刮锅底﹐ 仔细添碗底﹔要老给他吃﹐我们俩弟兄先就吃不消——不能让他往我家跑﹗我同弟弟商量﹐就有了办法让他不饿。上学回家﹐走过农村的麦地﹐就撸麦穗头﹐一来一去﹐两人四兜﹐不少了﹐够了吧﹖他住一楼﹐只要一听见我兄弟俩的大声﹐就会到他的窗户边来﹐一捧捧地接过去。那天﹐我俩都到了窗口边﹐还不见他来﹐就趴到窗台去看﹐他还躺着﹐两只肿得发黄的大脚

丫子——那在大太阳底下走过曲曲弯弯的小路的大脚丫子﹐静静地竖起朝着窗﹐窗前俩小学生马上找来根树枝﹐捅他的脚丫子﹕醒醒吧﹐老爷子﹐我俩给您送麦粒来了﹐四大捧啊﹐弟弟都比我撸得多﹗您可不能不理我们啊﹗他还是没动静﹗这情景从来没有过﹗我忽然怕了起来﹐往常这种时候﹐一捅准醒﹐他那肉啊﹐一按一个洞（他按着玩儿给我们看呢）﹗弟弟说﹐叫他﹗我说他媳妇会听见的﹗正这时﹐吓得我俩一低头﹐是他媳妇进来了﹐进了他睡的房间﹐端一盘白花花的大花卷﹐往他床边的桌上一搁﹐转身就走﹗我盯着那白花卷看﹐相信那会还有另一双眼睛也在盯着看﹐我忽然打了一个冷战﹐扭头就跑﹐弟弟也怕了﹐紧随着跑开。

我说﹕老爷子死了﹗

弟问﹕人死了﹐才给吃﹖ ﹗

 日子继续着﹐却或多或少地沾染着那幅场景的气息。人们设法避开﹐ 渐渐感觉到需要注视那些一再重复的疏忽﹐应该拾掇那些早就不该忘却的忘却﹐更要审视再三得到的疑窦重重的许诺。奇怪的是世道却反复播讲着一句话——今天是悉尼一位老诗人在驳高行健的斯德哥尔摩演说词时又真诚地在“但是”了﹕“我们的党（这个词儿是我擅自补全的﹐罪过﹗）﹐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同样在经受着同样的煎熬啊﹗”只要仍在祈盼“一荣俱荣”﹐还能怎样解说呢﹖诗人含蓄的三位一体的执着认同真使人唏嘘﹗所幸﹐虽然深谙“国家不幸诗家幸”﹐诗人尚能以知音的口吻﹐引用他的不幸在“中华文学的天堂”中国早逝的“为苦难造化”的诗友——昌耀的一行诗﹕

　　“太阳说﹕来﹐朝前走”

老爷子是早就不能走了﹐我的一些湘渝线上的小伙伴也不在了﹐我却愿虔诚地听从这位老诗人关于太阳的忠言﹐聆听死去的诗人昌耀的呼唤﹐继续朝前走﹗象脚踩着实地﹐去分明地感受头顶照耀着的太阳----那已是２１世纪的太阳﹗

( 刊出在澳洲日报<新洲作家协会专栏>15/2/2001)﹐《域外的歌》第二册：世纪末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