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来读《经》。《经》说，五祖弘忍用鞋底子把慧能写在墙上的偈擦掉之后，第二天悄悄潜入后坊，见慧能正在舂米，便用手杖在碓石上捣了三下。慧能会意，于三更溜入祖室。弘忍用迦裟遮住灯光为慧能讲《金刚经》。
显然这《金刚经》在那时候是凡人不传的、是猫师虎徒那样必留一手上树的看家本领，万不得已时才传给看门弟子。但这《金刚经》有六千多字，其中还净是些：“婆 缚婆傅秫驮”一类的梵语译音，和：“阿缛多罗三貌三菩提”一类的洋泾梆，可想，这慧能也听了个云山雾罩。好在慧能自有一套，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了一通：“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自性本自清净，自性本不生灭，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不动摇，自性能生万法，不识本心学法无益。”《金刚经》中根本就没有这一套。因此，《经》中所说的：“（弘忍）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这种说法就不准确了。顿教是慧能后来自创的，是在禅宗的离相说和竺道生（南北朝时的高僧）的顿悟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理论就是在前面慧能曾说出来吓了弘忍一跳的：人人佛性平等，和刚才慧能所说的自性啊自性的这一套——不用持经诵佛，旦识自性既可顿悟成佛。而五祖弘忍的教派则是提倡诵经成佛的，这一点从《经》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先是惠能第一次在马路边听经得悟时，那人曾对他说：大师言：“常诵此经便能见性”。后来在说神秀偈的时候，弘忍又曾亲口言：“常诵此偈，能免恶道。”这都说明了五祖弘忍并没有什么顿教可传，只是要求弟子们念啊诵啊的，“常”与“顿”字，南辕北辙也。但不管怎样，反正在那天夜里，五祖弘忍把《金刚经》给慧能念了一遍，也不管他听懂没听懂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并对慧能说：“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需速去，恐人害汝。”
看到这，我们就全清楚了，这五祖匆匆忙忙地把衣钵塞给慧能，并不是因为慧能精通本宗教旨《金刚经》，其原因应该有三：
弘忍觉得慧能淳朴敦厚、有胆识有见解是一，但不是主要。
长期以来与神秀不合是二。这不合我们已可以从《经》文看得出来了，那神秀虽然在寺中位居其二，却早已飞扬跋扈；“广学博闻”、学识远在五祖弘忍之上；“身为教授僧执事宣法”在寺中也已自成一统。从无人敢作偈与其争祖位之一端，已显出其“威德巍巍”之势与五祖弘忍相欺不让。这弘忍虽身为寺主，实权却已旁落，否则，完全可以象毛泽东选华国锋那样给惠能写一句：“你办事，我放心”便能镇住四方；或是象邓小平选江泽民那样：“扶上马，再送一程”也可以维持香火不断，可是他却把衣钵往慧能的怀里一推，令其快逃。
由此说来，这其三，交付衣钵实乃金蝉脱壳之计。“若传此衣，命如悬丝”应是弘忍的肺腹之言。这寺里的神秀大师及同党众僧们之所以还让弘忍一分，只是因为他有佛祖衣钵。明抢当然于理难容，将来也不好做人。好在弘忍已有七十高龄，不消多日便可瓜熟蒂落。但若有二心、或瓜老是不熟、蒂总不甘自落，就难免有人要动手术——因此弘忍才急于将衣钵这祸水传给慧能。他非常明白，除神秀外，任何旁人得此衣钵必惹杀身之祸，因此即令慧能连夜潜逃。
于是，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师徒二人密谈一阵之后，弘忍塞给慧能一个沉甸甸的小包袱，里面除了佛祖衣钵之外还应该有些作盘缠的银子。那弘忍一口气吹熄了灯，然后从屋里探出头来看看外面有没有动静。待那巡夜的知更僧过去之后，两个人影一前一后悄无声息地闪出了屋，卧廊贴壁、东转西徊，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后门，继而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下山。射至江边，这里早有五祖弘忍备好的一叶轻舟，师徒二人解缆上船，弘忍摇橹行舟渡慧能过江。慧能见七十高龄的师傅颇为吃力，心下不忍，便抢过橹把说：还是让我来吧！
“该是师傅渡你。”情况如此危急，弘忍仍没忘了卖卖关子。
“迷时师傅渡，如今弟子已悟理当自渡。”
弘忍见慧能言词恳切，随道：也罢，也罢！
过得江来，弘忍叮嘱慧能：“汝好自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等待时机，再兴佛法。
慧能诺诺，辞别五祖，向南绝尘而去。
我们分析，这五祖弘忍令慧能向南逃遣，蛰伏起来，是有考虑的，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一则，恐有人为夺衣钵加害慧能，南方荒蛮，便于隐秘。
二则，唐朝时，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在北方。在北方的大都市里，学者、高僧多如过江之鲫，似慧能这等目不识丁者、仅凭衣钵想发达起来，根本没戏，而南方荒蛮之地却是未开垦的处女地。
三则，中国唐朝时，对俗人剃度为僧有着严格的限制，这是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自称是老子李聃的后代，因此倡行道教。慧能得五祖传衣钵的年代是唐
龙朔元年，正是唐代第二个皇帝、唐高宗即位之年。这高宗不象开国皇帝李世民那么开明，上台后加倍贬佛宠道，曾发诏书规定三教次序，以道教为首、儒教次之、佛教被排在最后。那时候的中国没有崇洋媚外，甭管你是哪儿来的，未经考试证明是很有学问的禅师绝难在中土开宗宣法。因此，慧能虽然领得一派衣钵，但身为行者，且目不识丁，若想自立门户，实比登天还难。我们将可以看到，后来慧能时来运转是因为赶上了武则天窃李氏皇室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