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才12周岁的小女孩的角度去体悟，我能分明地感觉到她跟着我跑的那份迟疑与没有选择的无奈跟从。她是跟着我来到一个她不熟悉的国家，这个国家，只是因血缘关系被自己的家庭历史地定位为度假的首选。坐着小推车她就游历过父辈的家园，今天看着自己小时候的度假照片，她看到的就是自己真的很开心，很调皮。此次来中国，对她来说，一个最大的理由是，这几周里若好运气就能碰上大雪天，这是她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属于一种“诱惑”，一种极可能的对风景的期盼。她听妈妈老说，那里冬天很冷，一下雪就更冷了，门前的雪可以留下多深的脚印，躺在被窝里听着外面静静的下雪，那是很放心的事情-她会眼睛大睁着呼应：“耶？”想象自己实在像是从夏天一步跳进冬天的风雪里。就像10多年前，我记得，昆省有过四五年接连着的干旱，一个农场主的四岁孩子，自诞生以来就从没有看到天会下雨，但已经天天目睹了父母对雨水的揪心期盼。那天终于下雨了，他直接跑出屋子，仰天看“天下雨”，用耳朵听“天下雨”，伸出手掌掌心朝天地迎接“天下雨”，看马匹、牛羊和昨天的旷野是如何像他一样在雨中一道欢喜，看到从天而降的点点雨水如何在大地上激起尘埃，潮湿的空中的泥土味是如何诱人。他一定感受到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发自心灵深处的悸动，那张依然惊讶着的稚嫩的小脸真就活化了世间最纯洁的对来自天空施予的“感激”。那时，世间没有一个大人，能用话语忠实地传达出澳洲干旱的旷野上，这一个四岁的农家小男孩，一刹那间里是如何完成了对大自然现象的飞速认定与特有的领悟，并眨眼狂喜而虔诚地迈过了自己人生的一个高高台阶；而世间，没有一个大人，能真切地理解那份已是经年懵懂地孕育而又依然恍惚着的狂喜，没有任何一个高超的摄影师，能真捕捉到孩子瞳仁里为此闪出的源自人类心底的感激的光亮；没有人能用语言纯净地表达出这样的在“天”与“人类”之间交流着的场景，没法做到。

所以，当我说“第一个老家”不见了，对我女儿来说，那是真的没有了，一如它从来就不存在一样，是一种干干净净的“不见”了，极其轻灵地彻底化了的“虚无”，没有任何“重量”的“承载”与“卸载”。但对我来说，这个“一区工房”还在，躯壳不见了，映像还在，她有着“灵魂”。她依然活在一些“人名”里，活在一些人的命运里，那曾存在过的人生轨迹里，也将存活在能保留这些故事的文字里，假如阅读这些文字，能感受到文字中有份真诚，那么或许也将会继续活在读者心里。

所以，我得让它继续活下去。比如，我可以提到父亲的一个表弟，就住在一区工房这里很久，他是当年戚墅堰机厂的中共地下党员，名字嘛，也极其通俗，“陈和尚”，他一直是厂工会主席，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总工会里的工会中央委员。而我的四川的大舅舅，“高士贵”，名字一如我妈妈的名字，不“土”了，我妈大名叫“高蓉君”，舅舅抗战胜利后从重庆一起随国民政府飞到上海，成了上海北郊顾村国际电台的一位无线电工程师，倒霉时却也会脱胎成了“接收大员”而去烧锅炉，他的妻子，我的舅妈，就是陈和尚介绍的，也来自无锡乡下。但回想，我没有记忆曾同我父母一起去过这位戚墅堰机厂名人的家，路上遇到他的年长我许多的大儿子，脸庞极其像他父亲，我认得出，也从来没打过招呼。能记起的一件事是，文革初期，父亲亲口告诉我-当时我父子俩正沿着工房三区的出口处，徬着煤屎滩运河边的公路回七区工房-父亲说他工作的车辆科领导逼他把出身改为“职员”，不能填“工人”。我说。这不是很荒唐嘛！父亲依然低声说，我知道，他告诉我他都去找过工会主席和尚了，他对陈和尚说，“我的情况你是最清楚了。”但和尚说他也没办法。文革开始，我同父亲一样，都从没放弃还会有考大学的希望，父亲是工程师，但这是靠他的本事挣来的，靠“我就是靠技术吃饭！”的信念挣来的，他年年都是科里的先进生产者，茶缸，毛呢毯子，奖状，部里经常指定父亲出差去兄弟车辆厂帮忙，比如：四方机厂，株洲车辆厂，桂林那边，青岛那边，还有哪里？总之，当妈妈整理家里那个小小的皮箱时，我们知道父亲要出差了。我接受父亲的生活信念，“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不怕”！但父亲希望我们兄弟俩能上大学。所以，那时还真的很看重父亲是“工人”出身。现在想来，很是愧疚，在父亲面临莫测的政治风浪时，我毫无体谅之意。我倔强地说：爸，你要顶住，这会影响我同弟弟的升学的。父亲沉默了，后来告诉我，他只能改了。好在那时，我也明白文革若有结束，但我正常地能考大学是别想了，把身体锻炼好，准备种田吧。虽然同班的同学，激进的早已把数理化书打包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当时一毛钱一斤，我却借着周末回家把所有的备考资料保管好，每两周还会翻一遍。只是这次回家，去过“七区”后，和弟弟聊起感概，才吃惊地知道，弟弟是苏州铁路职工子弟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原想考苏州省立高中的，65年末66年初已经几近情绪崩溃，身为班长的他，成绩优异，却再也看不进任何数理化。我吃惊地问“为什么？”（我心里说：“应该管住自己的！”-可马上想到自己离家读书不过不到10公里，每周若愿意，周末即可回家。虽然我从不坐车而是步行，两毛车资，一半变成路边摊位上的一碗阳春面或一碗小馄饨，一半就省下来（高三第一学期入团时这一点被好友当优点捧场了）。弟弟小我两岁，却在200公里之外，我便沉默了，我竟然在那三年里从来没有如此想过弟弟离家远比我更不易。只有过一次，他初三我高三了，收到兄弟信，谈到填表，成分等等，我现在想来当时我该感觉到的、但我没有，而是大尔化之地回了信，但认真地处理了他说的每月爸爸寄给的11元不够用，我也是每月11元，学校伙食费每月八块，还有三块供剃头买牙膏等零花。我都是够用的，而且还每月都多交一点伙食费存起。省中的章会计是个女的，每次都笑嘻嘻地收下，帮我累计起来，半年下来，放假前我就省下一大笔钱。（可惜，下乡后的第一年，1969年，就听到章会计终于割腕自杀了，她一直单身，据说，她的男朋友是国军军官，49年撤退到台湾，她却留下了，这是后话。）记得当时，我便立即给弟弟寄去3元。要知道，60年代那时机厂工人一月工资也就30多元，大学毕业也就四、五十吧？1949年后，政府要机厂老员工自报薪金-也就是自动减薪-父亲说过，原来他每月拿100多光洋的，便自动减到95元（记得共和国印的新钞票，票面是很大的，小时候用过，好像是一百元就是后来的一分钱，一千元是后来的一毛钱，一万元就是一元钱，那时若有五毛，那就是老“五千”了---那么，父亲就是95万人民币了，不久升到125元，也像是有个级别，从此一直到1982年4月21日去世，几十年没变。）。我听着弟弟他说，在外读书的三年里，即便在学校内，发生的事，都让他不能安心读书。我静静地听着，他说了许多，涉及的内容就实质来说我当然熟悉，但我当年从不让它影响我自己的学习，可在他的苏州铁中里，身边有深深地思考并立即作出激烈反应的同学，即便年轻。他没法纹丝不动。原来弟弟当年远比我思考得多。一如现在的香港年轻一代，能使得举国躁动。

话说回来，同工房一区相连的，还有我前面提到的“鲍妈妈”，个头不小的她，现在我想鲍妈妈可能还是贵州人，她在四川同她丈夫、认识的无锡丈夫，曾从垃圾箱里抱起一个弃婴，一个男孩，熬过了抗战，又抱着他一起复员回到江南，就这一个孩子，养大，也进了厂，成了家，却会给老两口带来无尽的烦恼与羞辱。一个逆子。鲍妈妈的伤心常是妈妈叹气的话头。

我能提起这些，留住我知道的“工房一区”，但当我听到女儿说“what is the next?”时，我还是有点胆祛了，我说，朝前走走，看看有没有“鸭血粉丝汤”-女儿在常州投资感情的杠杆着落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