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及其长子海星：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
（八）“星沉南海，愁听风雪悼英魂”：罗海星不幸病逝
正当罗海雷埋头撰写他的书稿的时候，死神不知不觉中慢慢靠近他的哥哥。
2009年8月，我月初从悉尼经香港到内地，月底又从内地经香港回悉尼，两次停留都找了海星聚谈。他一切看来都好，情绪也不错，第一次夫人周密密作陪，点了完全吃不完的一桌肴馔点心，第二次除周密密外，还有罗老夫妇，以及海星的几位朋友。不料，两个月之后，10月中，海星染上H1N1甲型流感，在病房隔离五天后康复，但11月底又因肺炎入住玛丽医院，一度入住深切治疗病房，被鼻饲插喉，医院下达病危通知。海星始终有斗志与病魔决斗，竟然逐步康复，而后学习呼吸，学习走路。2010年1月10日，医院下达可以出院通知，不过医生发现他的凝血度还较弱，要更换药品后再出院，谁知翌日又开始体温上升，原以为可以回家过六十一岁生日，却在14日零点24分去世了。13日下午，半昏迷中的罗海星显得相当平静。这天晚上，他母亲、妻子、儿女都陪伴在侧，八十九岁的父亲当时也坚持要去医院，但家人担心他承受不住没有让去。当医务人员整理好海星的遗体时，亲人们围拢在病床周围，母亲用手不停地抚摸海星的脸颊，爱子 之情，丧子之痛，难以形容。周蜜蜜说，海星应该很安慰了。
2月4日，罗海星在香港红磡世界殡仪馆出殡，举行告别仪式，遗体随后移运火葬场火化。按照海星遗愿，骨灰撒落大海。他生前曾说，他的名字叫海星，他也欢喜大海，有一天死后希望骨灰撒落大海，尘归尘，海归海……
罗海星2005年被检查出患上血癌，那几年始终在与病魔搏斗。他曾依医生建议施行骨髓移植手术，由符合医疗条件的弟弟捐出骨髓。此后，虽然生命一时得到挽救，但病情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免疫系统非常虚弱。而这个不治之症的病根，始于1989年他因参与营救“六四”人士的“黄雀行动”被捕判刑后在广东粤北怀集监狱服刑期间。那里有放射性矿藏，水质甚劣，乃癌症高发区，以前附近曾有部队医院，后来也拔寨撤离，虽说因人而异，但对免疫系统的破坏是肯定的，有些人往往十三、四年后引发病患。当时身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罗海星，出狱后果然终于罹患血癌。
因为这一段特殊经历，2月3日晚上举行的罗海星追思会异常悲壮。他生前无权无势，并非达官贵人，但追思会偌大的灵堂座无虚席。约三百出席者中，有香港支联会及当年黄雀行动的成员；有当年被营救的六四民运人士；有司徒华、朱耀明、刘千石、韩东方、许礼平、金渡江、孔捷生、陈丽卿、蔡崇国……等等这些人物。《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壹传媒》主席黎智英、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送上花牌；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罗海星生前所在的机构有员工送来花圈；认识或不认识的其它人士致
祭的花圈更由堂内排到门外。灵堂墙上挂着挽联：一位香港市民以“敢拒愚忠真爱国，坚承义勇定回天”作哀悼；香港文化名人杨瑞生写的是：“海立垂云名早耀不屈不挠罗门有子垂青史，星移斗转志犹坚能言能守挚友同心悼哲人”；海星生前挚友、著名作家孔捷生这样感叹：“仁之大者虽千万人看孤星往矣，魂尚存乎惟江海水载侠骨归兮。”灵堂上方是“德高望重，福寿全归，浩气长存”的大字横匾。左边挂上海星岳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写的挽联：“笑迎风暴笑对死亡磊落一生何所悔；难舍华年难酬壮志缅怀娇客恨难平”。罗孚夫妇给儿子的挽联挂在右边：“日出东方喜见神州呈正气；星沉南海愁听风雪悼英魂”。白头人送黑头人，哀思之情，不足为外人道，却仍挥洒一片爱国丹心。
祭的花圈更由堂内排到门外。灵堂墙上挂着挽联：一位香港市民以“敢拒愚忠真爱国，坚承义勇定回天”作哀悼；香港文化名人杨瑞生写的是：“海立垂云名早耀不屈不挠罗门有子垂青史，星移斗转志犹坚能言能守挚友同心悼哲人”；海星生前挚友、著名作家孔捷生这样感叹：“仁之大者虽千万人看孤星往矣，魂尚存乎惟江海水载侠骨归兮。”灵堂上方是“德高望重，福寿全归，浩气长存”的大字横匾。左边挂上海星岳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写的挽联：“笑迎风暴笑对死亡磊落一生何所悔；难舍华年难酬壮志缅怀娇客恨难平”。罗孚夫妇给儿子的挽联挂在右边：“日出东方喜见神州呈正气；星沉南海愁听风雪悼英魂”。白头人送黑头人，哀思之情，不足为外人道，却仍挥洒一片爱国丹心。
（九）义薄云天，无怨无悔：罗海星参与“黄雀行动”不惜自我牺牲
罗海雷在大哥追思会上说，大哥所做的一切，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有良心的香港人。罗海雷为亡兄著书立传，书名《星沉南海》出自父母挽联，将于今年七月出版。此书透过贴身观察，写出罗海星一生对于国家的苦恋以及为此参与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的“黄雀行动”的故事。
“黄雀行动”出于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由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所定；或起于营救行动创立者、香港影星岑建勋一次采访中临时 说出，“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姑且把它叫黄雀行动”。不管如何，香港这一拨有文化界、政界、宗教界、商界、演艺界、江湖大佬各色人马组成的绝密团队一开始参与救人时，只是凭着良心，凭着爱国的精神与勇气，并没有什么“黄雀行动”这一说法。他们分工严密，效率奇高。整个行动分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对象的信息、数据；前往前线救人；成功救助抵达香港后，安置被救助人员。二十几年来，营救过程很多机密尚未公开，但据传三百多名民运人士经“黄雀行动”救援，成功逃亡海外。这些人士中，有学运积极分子如柴玲、李录、吾尔开希、封从德、项小吉、王超华、蔡崇国、张伦，有作家孔捷生、远志明、老鬼，等等，有著名文化批评家高尔泰、工人领袖吕京花、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赵紫阳智囊团成员陈一咨、电视片《河殇》主要作者苏晓康、北京政法大学教师吴仁华、北京《新观察》杂志编委艾端午、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校长张伯笠、《人民日报》记者徐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等等许多人。
罗海星被捕下狱是因为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失败。海星与这两人素昧生平，但一听到这两个名字，知道他们是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清明节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就觉得是很不错的人；当然，更因为王军涛和陈子明已被定为这次八九民运的主要“幕后黑手”，如不获救便会判处重刑，因而便毫不犹豫一定要前往搭救。罗海星由衷敬佩现已失败的八九民运。他说过：“数中国近代史上的民主事件，就只有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六四前夕，他在王丹、吾尔开希等人的身影中，看到了文革初期自己的少年纯真模样；但不同的是，他们是为了争取民主带领人民力量，而他那时却是被当权者利用，卷进所谓“人民力量”的极端漩涡里，与民主一点关系也拉不上，只有极权扭曲人性的丑恶。
罗海星去营救之前，其实王军涛和陈子明一个躲藏在长沙一个在湛江其行踪均已被安全部门人员掌握。当局设下陷阱，让罗海星的一个“朋友”与其联系，而罗不虞有诈，从中穿针引线进行营救。当“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六哥”）发现派去湛江的两名兄弟落网被捕，打算立即安排快艇接正在广州的罗海星偷渡回港，却一时无法联络上，结果罗回到深圳，从东门买了菜准备过罗湖口岸海关回港时遭到拘捕。那天是1989年10月14日。其后，罗海星于12月18日被正式逮捕，1991年2月被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反革命分子罪名判刑五年。服刑两年后，英国首相梅杰访华，在9月3日会見李鵬时要求北京放人，罗海星因此获准保外就医返回香港。
罗海星虽然提前获释，但从此一生彻底改写。
罗海星1986年出任香港贸易发展局驻北京首席代表，当年他才三十七岁；1989年他又辞去这个显赫的职位，自组公司下海从事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贸易。这一份出类拔萃的履历，可以说让人羡慕之极。如果罗海星选择走另一条路，他在大陆和香港之间所建立起的种种特殊关系和渠道绝对可能给他创造出很多人难以企及的商业成就；但他却利用这些条件参加了“黄雀行动”，此后便永远告别名利场，不但入狱，而且因而患上不治之症，即使未患病之前，也找不到合适的好的工作，最后刚过六十一岁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但是，罗海星生前从来没有后悔过参加“黄雀行动”，即使患上绝症后依然达观乐天，对当年抉择无怨无悔。二十年来，他也甚少向外透露其在“黄雀行动”的角色。他极像父亲罗孚，从来语调沉稳，心态平和，自己那怕作了惊天动地的事也不向人提及。他一直默默付出，只在心里觉得凭良知和爱心做了应该做的事。
试想想，六四开枪之后，民运已遭镇压，当局布下天罗地网，到处追捕四散逃命的暴徒反革命，天天有落网消息，全国风声鹤唳，人人避之则吉，而就在此时，罗海星却投身进去救人，毫不考虑自己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家庭之人，更不考虑会出现多么可怕的后果。古人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三点，才算是彻底的坚守。人们称赞海星说这些他都做到了。他义薄云天，可谓大时代中的真英雄，但与其说是大义大勇，更让人觉得是宅心仁厚，如同风中之烛，以微茫之光照亮世道人心。
海星夫人周蜜蜜是一个见证。她说：此事海星看得很开，从来没有挂在嘴边，走时也没有吩咐。“佢冒咁大嘅险，完全系为咗爱国。”周蜜蜜像她母亲黄庆云一样，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人们希望，海星在天之灵，有个童话般的环境。海星的一生也像个童话，带着一抹凄美、悲壮的诗意。这个童话的意义，只有当我们具有对正义和美德的信念并对其衷心尊崇和不懈追求后，才能被深刻领略和欣赏。
（十）罗孚父子的悲剧宿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苦恋的写照
罗海星的一生，也像他父亲一样，是他们那几代一生心系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的缩影，在在现出他们那些人的“爱国苦恋”的心路历程。
那是藏在心灵最深处那一丝挥之不去也难以厘清的思绪和情怀。
罗海雷在父亲和长兄身上，看到他们对于国家都有这种特殊感情。他们本来都是共产党培养的优秀人才，本来都坚信党的主义。罗孚自青年起几十年来就为共产党积极工作；儿子罗海星十六到三十岁在大陆，读书，参加共青团，参加红卫兵，下乡，成为国家干部，并加入共产党，到八九年还在交党费，结果都先后进了这个党的牢房。父子同命，遭遇逆境，但两人也一样，从没半句怨言。问及父兄对中共的感情，罗海雷也思索良久。他随后坦言：“像我爸曾说，已被共产党抄鱿鱼了，他们还怎会有忠心可言？经过一生人的转折历炼，他们俩对共产党的感情都错综复杂，只能说，对于祖国，还是剩存着挥不去的苦恋吧。”
这里，再谈谈罗孚“美国间谍”案。
罗海雷在他的书中特别举出早年被指为中国第一冤案的潘汉年案。罗孚案比较起来，不啻是潘汉年案的“山寨版”。罗海雷说，中共陶醉于自己的组织能力，不断审查自己人的忠诚，如果说这在战争时期还有些理由，但是到主政时，却没有民主法治的制度，党内权力高度集中，还往往轻信以“左”投机的小人诬告，这样的审查结果，不但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人，伤透人心。
罗孚“美国间谍”案虽判十年徒刑，却未进监狱。这让人们不由得认为，中共当局最后也知道自己“摆了乌龙”，但碍于面子，只好将罗孚“软禁”——一方面在权争中必须判他刑期，另方面也明知他无罪而予以宽待。许礼平在他的《雾里看花说罗孚》一文中说：“伟大的、光荣的之后，还有正确的，死不认错，也就正确了。要保持党的一贯正确，只好委屈罗公，请罗公配合，假戏真做……”真是谁也没有“司法公正”这个概念！
北京著名文化人邵燕祥以“一个悲剧的存在”形容之。他认为罗孚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左派文人的悲剧宿命。这是从屈原时就已有之的“忠而见疑”的传统悲剧。天真的人，以为自己一心为公，忠心耿耿，遵纪守法，驯顺有加，不知道已陷入“三人成虎”的怪圈。做了多少工作，有多少功劳都没有用，要整你时就是要整你。这又是古来士大夫“忧谗畏讥”的传统悲剧。这四个字是范仲淹写在《岳阳楼记》里的。当时的“谗”和“讥”，有不少还是当皇帝面对当事人的指责，不全是“密折”即小报告（或称告密），然共同点是不实之词。不实之词一旦蒙蔽上聪，后果可以致命。这也往往是做事越多，“问题”越多了。这种种因人治而发生的负面人际关系，又由于继续诉诸人治而无法治环境和法律机制的调节，不可避免地酿成一出出悲剧。
著名剧作家、上海戏剧家协会前副主席沙叶新在其微博上有一段文字，如此描写罗孚一案：“罗孚，香港资深报人，文采风流，待人淳厚，统战之功卓著。82年骗至北京被捕，罪名美国间谍。失去自由十年。最后不了了之。近有《罗孚文集》出版，罗海雷有《我的父亲罗孚》问世，皆道及这冤案。王元化说：‘我党冤枉自己人真叫厉害，冤狱遍于国中。’为我党办事者常无好下场，蒙冤者累累，屈死者多多。”
这又是一个中共吞噬革命之子的故事，一个让人感叹的大时代故事。罗海雷说：“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父亲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从一位文化界人士，兼负起对台对美的统战任务，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机缘巧合’，获得了很多荣誉，却也因此引起内部有人妒忌，密告中央，结果根据多方面分析推断，北京有人保他，却可能是更高层的已发话了，便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还是很平静。”
“机缘巧合”，“历史独特环境的产物”，是罗海雷谈论他这本著作时喜欢采用的词句。他说，这也是他父亲看人看事看自己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