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种疯狂，重叠出两个民族的苦难
手头摊开着的这两个文本，来自两个不同文化传统与历史的国家，由两位不同年龄段的作者所书写，一位是墨尔本的黄惠元（黎树）先生，文本为新近出版的双语对照版《苦海情鸳》，一位是中国大陆的高志森先生，他的发表在澳华网上的《逃生记》（我有幸获得了高先生的电传文本）。
《《苦海情鸳》的第一版中文版问世於1985年。她作为历史见证，具体而真切地记叙了一个人口仅七百万的小国柬埔寨，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历了短暂的赤柬波尔布特集团的法西斯统治，并迅速沦为人间炼狱的一段历史，使二百多万无辜善良的人民枉死。作者在《自序》里，清醒地指出，将造成高棉人民这段浩劫苦难的根源及罪犯，绑到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对理解和捍卫人类的普世价值，有着无可替代的警世意义。
《逃生记》，则由高志森先生定稿与2012年，作者的写作意图，只是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自己熟知的朋友们的草民生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能活到今天），以便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的那段历史提供另一个视角，透析出许多至今依然被刻意屏蔽掉的历史侧面，让尘封掉的历史展现出更清晰的面貌。
当我阅读完《《苦海情鸳》文本后，有阅读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记事》后的那种震撼性的感触。而在紧接着的《逃生记》的阅读中，尤其是读到音乐教师榕老师之死，李二婶家青狗仔的夭折，以及一位初中刚毕业的姑娘党国英全家灭门的凄惨，那种阅自人间却非人的感触又油然而生。读完她的前几章后，我忽然回过头去重新翻阅起《苦海情鸳》的若干章节，一种更新了的感概油然而生。
不是说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吗？不是说历史不会重复吗？可我想说，甚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能在不同的时段进入同一条罪恶之河！癌症会复发，常识是说那是发生在同一个躯体，可癌症的转移，却能在不同的躯体间按同一规律发生。这是“奇迹“的重现吗？就以《苦海情鸳》与《逃生记》这两个文本，来看看这种人类灾难性的“奇迹”是如何展现的。
虽然《逃生记》的前两章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而《苦海情鸳》写的是七十年代的红色高棉统治下的苦难的“民主柬埔寨”，但那些人和事却是同工同曲得令人叹息！在两者之间，民族差异不见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不见了，只有中柬两国统治者的意志，超越时空地在施虐，举国一统的意识形态，以及在那种千人一面众口一辞的窒息环境下供刺刀驱使的芸芸众生相，惟这一群的“他们”在苦难的道路上挣扎偷生。凡手头有《苦海情鸳》一书的读者，看完后，不妨再上网看看《逃生记》的相关章节，相信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触：地理的疆界或国界约束不了历史，历史也没有被因此分割，它们用内在的逻辑互相印证着世界。这两个文本，展示的实在是：
同一种疯狂谱写出的两份苦难，虽然相隔二十年，却能像影子般重叠在一起，成了两个无辜民族的血泪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