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裡的一翔
悉尼的朱大可在他的一篇【唐人街作家及其盲腸話語】的文章中﹐用語尖刻然而準確地譏諷了澳大利亞的唐人街“華文作家”﹐指出它的特症就是“極度的媚俗﹑無聊﹑空虛和無休止的絮叨﹐時而呈現出小男人的市民式粗鄙﹐時而又呈現出小女人的扭怩作態的優雅”﹐不乏睿智地指出這種語體“只能在惡性循環中被進一步推向低劣化與衰退的結局﹕這種文學當其與外界交流時註定要遭到輕視和遺棄。”在同一文章中﹐他堅定地指出“非唐人街作家具有寫下風格成熟的作品的能力﹐他們沉浸在話語自由的空前快樂之中（這種快樂是從前在亞洲話語集權國家所從未經驗過的）”﹐卻細心而悲哀地看出他們的作品“完全喪失了遭到有效傾聽的機遇﹐”尤其是當他關注到“英語讀者”﹐關注到“澳大利亞主流讀者的缺失”﹐關注到一個或許多澳洲的英語作家的評論﹐进而不得不秤量起“與西方作家進行對話”的可能性時﹐他是真切地悲从心来而泣血无奈了﹕“漢語文學便註定要更加內縮和自閉﹐並最終成為文化硬繭中的一隻毫無生氣的蛹子。”看他像是為了帮助“漢語文學”摆脱“在澳洲的盲腸命運”﹐便毅然决然地回國發展去了﹔---我相信能寫下這樣的文字和思想的人，在他亲自選擇的地方﹐終究會找到機會﹐至少使自己首先不會成為這樣那樣的優質花邊﹑這樣那樣的即使上得擋次的文化修飾﹐且無需借助他人的牆垣作眼前或遙遠的風景依托。
記得有人在概嘆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輝煌不可再造時說﹐是因為一批大作家有聲有色﹑生龍活虎的性格消失了。唉呀﹐寫作者的性格竟如此重要﹗
我想﹐倒是一生本來就踏實﹐養成了率真個性﹑對生活自有其見解的人們﹐一旦涌起了寫作的慾望時﹐她（他）們“先天地”就不會成為“唐人街作家”﹐也不會有“非唐人街作家”中多少也可算“先天性自我萎縮”的悲哀（因為後者或許太習慣于左顧右盼﹑太介意別人的眼色了）﹐她們寫作時﹐並不會想得太多﹐筆底思緒卻清如泉水﹐有份真性情。這是些讓人羨慕和可以親近的人物﹐雖然你絕沒有機會去實踐她（他）們的使你感興趣的人生﹐因此有些悲哀﹐卻也因此能使你接近他們﹐理解他們﹐成為他（她）們的朋友﹐共享快樂。
我就是這樣地認識了布里斯本的作者一翔大姐的。
２０００年４月６日在墨爾本大洋報刊出了署名“一翔”的【生活的挑戰】﹐編者特地加了一段開場白﹐提到“本文的編輯也是十年前來澳的新移民﹐有過和本文作者一樣的遭遇﹐在校對和編排時﹐觸景生情﹐眼淚滾落。.....”然後是作者一翔的心聲﹕“我隨丈夫移民來到澳大利亞那年﹐已經４８歲﹐在異國它鄉生活了十三個春秋﹐感受到了人生不同的酸﹑甜﹑苦﹑辣。”一切都從零開始。在中國﹐丈夫和她都工作了三十餘年﹐到離開母國時﹐一生的離職費只換了兩張機票。到了澳洲﹐靠打工吃飯。當過客房服務員﹑清潔工﹑灌香腸的女工﹐倔強地接受着移民生活的挑戰。當她差點倒下而又頑強地站穩後﹐她說﹕“我要告訴讀者﹐對移民生活﹐我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在新的生活挑戰面前﹐我沒有倒下﹐雖然心臟再不可以承受體力勞動的負擔﹐但它仍在隨着時間的脈搏跳動﹐我開始用筆摸索一條並不很長但有意義的人生小徑﹐我將伴着夕陽不停地走下去。”
寫得真好﹗
當我還是小學２年級生時﹐她１６歲已經上天跳傘了﹗從此大半生同藍天白雲作伴。讀着【生活的挑戰】﹐我忽然涌起了猜想一翔的人生﹑用雲去演譯她的世界的願望。自然需要仔細在字裡行間拾掇她的過去﹐需要靠揣摩去連綴起文章中她那人生的片段﹐勾描出她眼裡的人間歡樂和悲哀﹐她的信念和價值取向。稿子發出後我還真有些忐忑不安。一天﹐熱誠的大洋報老編阿木忽然給我電話﹐說作者一翔看了我的“故事新編”【雲裡的世界】﹐非常想同我聊聊﹐是否可以給她我的電話號碼時﹐我是太高興了﹐立即向阿木索要了她的電話號碼﹐噠噠噠地就聽到了大姐家客廳裡的電話響了。大姐問﹕進生﹐你怎麼把雲寫得這麼內行呀﹖我一楞﹐脫口而出﹕我是學的航空專業﹐-------其實哪裡呀﹐坐過幾次民航﹐一路看雲過去的。從此我有了兩位年長的朋友﹐一翔和她的丈夫老董﹐都正直豪爽﹐是中國第一代的跳傘﹑滑翔﹑飛行的運動員﹑教練員﹐都創造過輝煌的記錄﹐人生的路上從來不畏懼。
我的讀者﹐您一定讀過那些署名“一翔”的文章﹐有些還附有當年的照片。或許有人說﹐那是過去的輝煌。“過去”﹖想想這個詞吧﹗我看到的卻是怎麼樣的人生怎麼樣的性格。要明瞭什麼叫“過去”﹐你首先得遠離“虛空”。“過去”而又能在今天顯出價值﹐該是何等地值得讚賞﹗中國人﹐早就該尋回曾有過的千姿百態的能發火冒煙的活人個性了﹗
在澳洲﹐常想到這些假如我留在國內﹐是絕無可能認識的朋友﹑文友﹐我就有一種感動﹐真想說一聲﹕
認識你們夫妇是我的幸運。
２００２年１月５日刊出在澳洲日報【澳洲華文作家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