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写
在二十世紀末﹐中國大陸來澳洲留學的學生﹐被澳洲政府依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個事件分割成兩部分﹕“六四”前和“六四”後。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個事件﹐指的是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間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一些熱血青年聚集在中國政權象征的“天安門廣場”上﹐反腐敗﹐要民主﹐最後遭政府驅除。這個事件震驚了世界﹐澳洲政府同情這些中國留學生﹐和其它西方國家一道﹐決定以人道理由留下正在本國讀書的中國留學生。從政策上考慮﹐澳洲政府劃了一個線﹐分出“六四”前和“六四”後。“六四”前來的﹐先是給了四年臨居﹐然後又順利轉為澳洲永久居民。“六四”後來的﹐澳洲政府板起面孔﹕可以申請難民﹐但要“個案處理”﹐一旦難民申請被拒﹐就得回國。
一九九二年﹐成了“六四”後來的中國留學生最黑暗的一年。
(一)
一九九二年初的一個夜晚﹐一個叫做王必勝的中國留學生把自己關在一間小屋子裡﹐沒命地抽煙。煙灰缸裡已經塞滿了煙蒂﹐有的仍冒著煙。
王必勝﹐上海人﹐身材中等偏高﹐中等偏瘦。此刻﹐他靠在一張舊沙發上﹐一面抽煙﹐一面思考﹐一臉的嚴肅。他﹐正面臨著人生的一次重大決擇。三十七歲的王必勝﹐一生經歷過無數次決擇﹕十七歲初中畢業就參加工作是一次決擇﹐十八歲入黨並做了團幹部又是一次決擇﹐無奈仕途多變最終在幾上幾下後選擇了辭職下海經商更是一次決擇﹔然後就是一九八九年底﹐在狂熱的出國潮裹挾下來了澳洲。那是一次重要的決擇﹐然而不幸的是﹐他慢了一步﹐被劃進“六四”後。
那時的中國留學生﹐“六四”前的﹐懷裡揣著“四年臨居”﹐耐心地等待著三年前霍克總理“絕不趕中國留學生走”許諾的兌現﹔而“六四”後的﹐走投無路下﹐大多申請了難民﹐焦急地等待著政府的恩賜。而政府似乎並無善意﹐強調對“六四”後的要“個案處理”。就是說﹐“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因素不復存在﹐“六四”後的中國留學生不再特別對待。那麼﹐對大多數人來說﹐擺在面前的路就只有一條﹕等待澳洲政府拒絕他們的難民申請﹐然後回國。
然而﹐王必勝不想回去﹐他一九八九年底一走下飛機就愛上這個國家了。他依然清楚地記得﹐那蔚藍的天﹐清爽的空氣﹐彬彬有禮的海關人員和機場工作人員........他好象當時就感覺到﹐他腳下踩著的﹐正是他曾夢寐以求的自由國土。可是現在﹐澳洲政府似乎並不歡迎他。他有一種強烈的願望﹐不能認輸﹐不能就這麼回去。既然出來了﹐就不能回去。人生是一條“單行道”﹐是不可以依原路走回去的。這是他的人生準則。
當王必勝從煙盒裡抽出最後一支煙時﹐他想起爺爺﹐也想起小時候看過的一部電影“風雪大別山”。爺爺不甘貧窮﹐率鄉民造反﹐是大別山區的第一代老紅軍。小時候﹐爸爸常跟他提起爺爺﹐說他象爺爺﹐將來定有大作為。為什麼不學爺爺也造一次反呢﹖他知道﹐此一時﹐彼一時﹐此一地﹐彼一地﹐是截然不同的﹔爺爺造反靠槍桿子﹐他若造反的話﹐也許是筆桿子吧﹖於是﹐一個計劃伴著最後一支煙形成了。
(二)
王必勝很清楚﹐眼前的這一仗並不好打﹐因為他面對的是強大的澳洲政府。他估計﹐“六四”後的中國留學生大約為兩萬左右﹐“個案處理”的話﹐澳洲政府只需加些人手﹐三五年內﹐就會把他們全部打發回中國。所以﹐不能走“個案處理”的路。大家要團結起來﹐一起行動﹐採取強硬行動﹐給澳洲政府施加壓力﹐結果可能會截然不同。
然而﹐怎樣才能使一盤散沙似的中國留學生團結在一起呢﹖重要的是﹐要有一位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學生領袖。可是﹐學生領袖在哪裡﹖當時的學生組織多為民運組織﹐而且頗多內斗。要干﹐只有自己干﹐樹立一位新的學生領袖。王必勝這時想到一個人﹐楊軍。楊軍曾是“中國學生民主自治聯合會”會長﹐1990年被搞下台。楊軍口才極棒﹐站在麥克風前﹐不用準備﹐一講就是半個小時﹐而且極具煽動力﹐是個很好的領袖人才。問題是﹐怎樣才能使他東山再起﹐重樹領袖形象﹐進而凝聚一眾留學生在身邊﹐共謀居留大業呢﹖
傳媒﹐只有傳媒﹐而且是肯為留學生出力的傳媒。
悉尼那時有一家廣告報紙﹐叫“百家信息”﹐是悉尼第一份留學生報紙﹐創辦人是來自天津的徐杰。王必勝決定﹐辭去那份曾被很多人羨慕的“政府工”(北悉尼市政園林工)﹐去“百家信息”做記者和廣告業務員。王必勝進“百家信息”的時候﹐報紙只有四版﹐除了商業信息外﹐沒有多少時事報導。一個月後﹐王必勝入股“百家信息”﹐成為股東(不到一年後又全股擁有這份報紙)。當時﹐王必勝就建議大股東徐杰改變“百家信息”﹐增加版面﹐增加信息量﹐也增加時事報導﹐特別是增加有關“居留”的信息報導。很快﹐“百家信息”就從一份純廣告報紙搖身一變﹐成為一份傳媒報紙﹐留學生都開始看“百家信息”。
王必勝做廣告業務員很在行﹐辦報紙也很在行﹐廣告多了﹐內容豐富了﹐銷量也上去了。股東們皆大歡喜。然而﹐王必勝心裡想的確是另外一件事。他在等待時機的成熟﹐當“百家信息”成為留學生的輿論陣地時﹐他就可以按計劃推出他心目中的學生領袖了。
有一天﹐王必勝去唐人街賣廣告﹐走著走著就進了命相大師“五岳居士”的命相館內。還沒待他開口賣廣告﹐“五岳居士”先說話了﹐小伙子﹐你大材小用了﹗王必勝一驚﹐于是悉心求教。按“五岳居士”的說法﹐王必勝不該是跑斷腿滿大街拉廣告的業務員﹐而應該是成就一番大事的高參。于是﹐王必勝知道了自己在留學生居留過程中的位置﹐自己雖然不可能成為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領袖﹐確也是不可或缺的幕後策劃者。
1992年7月﹐王必勝採訪楊軍﹐並推出轟動一時的專訪﹕“楊軍──中國留學生的一面旗幟”。從此﹐楊軍受四萬多大陸留學生擁戴﹐重新登上留學生政治舞台﹐並成為後來名躁一時的風雲人物。當然也有人反對楊軍﹐甚至質問王必勝﹐你說楊軍是一面旗幟﹐他是一面什麼旗幟﹖王必勝回答說﹐我知道﹐楊軍也有他的缺點﹐也許是他的音樂家氣質所致﹐使他在受擁戴時盛氣凌人﹐不容易與人共事。但是﹐誰也不能否認﹐楊軍﹐是所有留學生領袖中最據領袖氣質的一個﹔而且﹐他也確確實實在為留學生的居留大業做事。
若干年後﹐筆者和王必勝﹑楊軍共同出席“大洋報”的“居留歲月”編委座談會時﹐談起這段往事﹐依然感慨萬千﹐嘆世事如棋。
(三)
王必勝是1955年生人﹐屬羊。羊是溫順的。的確﹐王必勝說話聲調不高﹐而且嗓音柔和﹐無論在座談會上還是在餐桌上﹐從不張狂﹐很少看到他搶別人的話題﹐他就那樣一個人靜靜地坐著﹐把機會讓給別人。王必勝穿西裝﹐領帶打得一絲不苟﹐顯得精明強干﹐也透著溫文爾雅﹐更令人感覺到一種深深的城府。我再一次想到“五岳居士”送他的那句話﹕成就一番大事的高參。
中國有句俗話﹐“男人屬羊﹐出門不帶糧”﹐大概是在說屬羊的男人將一生富裕吧。如果王必勝踏踏實實地做他的廣告業務﹐或者是耐心經營他也佔有股份的“百家信息”﹐他可能就會成為留學生中先富起來的人。然而﹐在1992年﹐中國留學生最無望﹑最痛苦但又是最關鍵的這一年﹐王必勝沒心思賺錢。
這時的留學生﹐已給澳洲政府﹐分成“六四”前和“六四”後兩大塊﹐“六四”前的一邊享受著“四年臨居”特殊待遇﹐又怕政府改變當初霍克總理“永遠不趕中國留學生回去”的承諾﹐不想採取任何過激的活動﹐只想游說澳洲政要和華人僑領﹐推動澳洲政府早日兌現這一承諾﹔但是“六四”後的面對冷酷的“個案處理”政策﹐早就沉不住氣了﹐似乎每一天都有可能接到難民被拒的通知﹐而被強制性送回國去。這時王必勝開始意識到﹐楊軍是“六四”前的﹐似乎代表“六四”前的利益要多一點。那麼“六四”後的怎麼辦﹖“六四”後的也要有自己的學生領袖才行。這時他發現了韓尚笑。
那時移民部已經開始抓人﹐因為難民申請被拒的“六四”後學生大都不肯回去﹐悄悄地藏起來﹐寧可做黑民﹐以圓出國之夢。想想那時移民部抓人﹐就象日本鬼子抓共產黨一樣﹐或是在風和日麗的中午﹐突然圍住一個工廠﹐一個一個地檢查證件﹔或是在夜黑風高的晚上﹐突然敲響一扇門﹐有人從夢中驚醒﹐亡命般從樓上跳下去.......“六四”後的留學生就這樣給一個接一個地抓進移民局的“圍拉屋”拘留營。同樣是“六四”後的韓尚笑明白﹐不能就怎麼等下去﹐等下去﹐下一個給深更半夜從被窩兒揪起來的可能就會是自己。韓尚笑曾是北方某大學的英語副教授﹐他是在陪中國政府的一個代表團出國訪問時逃掉的。他即有相當高的英語水平﹐又有政治頭腦﹐他決定和政府週旋。他多次去“圍拉屋”拘留營﹐看望那些被抓的留學生﹐並想辦法把他們保釋出來。接下來﹐他又和那些堅決不肯回國的“六四”後學生商量更長久的計劃。
王必勝認定韓尚笑是個人才﹐他是那種典型的東北血性漢子﹐粗獷﹑剛烈﹑敢做敢為。這﹐正是“六四”後留學生所需要的。于是﹐王必勝開始在“百家信息”上接二連三地連報導韓尚笑的行蹤﹕韓尚笑獨闖移民局拘留營﹐探望“六四”後學生﹔來自拘留營的報導﹕韓尚笑保釋劉永國和徐國寶﹔韓尚笑談“六四”後學生的出路.......韓尚笑就這樣開始在留學生圈兒有了知名度。
幾周後﹐發生了震驚全澳中國留學生的“邢建東事件”。王必勝抓住機會大作文章﹐並推動韓尚笑揭竿而起﹐拉起一支隊伍。從此﹐韓尚笑成了與楊軍齊名的留學生領袖。
(四)
“邢建東事件”是中國留學生居留運動的一個重大轉機。若干年後﹐當人們重新想起搞居留的艱難歲月時﹐無一不肯定“邢建東事件”的關鍵作用﹐因為沒有“邢建東事件”的話﹐很可能就不會有後來發生的聲勢浩大的留學生居留運動。
那是1992年的8月份﹐一個叫做邢建東的大陸留學生在難民申請被拒後﹐拒絕回國。於是澳洲移民部把邢建東關進拘留營﹐軟硬兼施﹐逼他回去。當時象邢建東這樣被關進拘留營的大陸留學生還有幾個﹐他們不堪忍受拘留﹐一個接一個地悄悄地打道回府。唯有邢建東﹐一進去就表示﹐寧死不回國。邢建東不僅這樣說﹐也這樣做了﹐他以絕食表達他對回國的恐懼﹐甚至寫了“遣返等于死亡”的血書﹐抗議澳洲政府的決定。然而﹐移民部還是要在邢建東上身上開刀﹐並由韓德部長親自簽發了遣返邢建東的命令。邢建東拒絕上飛機﹐移民部官員竟對邢建東施以暴力﹐把邢建東打得頭破血流﹐昏迷過去﹐然後用擔架送上飛機。
王必勝得知邢建東被施以暴力遣返之後﹐百感交集﹐中國人﹐黑眼睛﹐黑頭髮﹐似乎就決定了我們的命運﹐幾千年來﹐受苦受難﹐任人踐踏﹐任人宰割。因為我們一直在乞求﹐跪在地上乞求別人的恩賜。可是今天﹐我們不要再跪在地上乞求﹐我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不能就這麼坐著等死﹐我們要吶喊。於是﹐王必勝和徐杰商量特別發行“百家信息”的“號外”。他連夜找到韓尚笑﹐並讓他寫了“我以我血薦荐軒轅”的檄文﹐登在“號外”的醒目位置上。
“邢建東事件”果然在留學生中產生了爆炸反應﹕我們不能就這樣坐著等死﹗我們要團結﹗我們要聲援邢建東﹗移民部官員的拳頭打在邢建東身上﹐疼在我們心上﹗邢建東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同學們行動起來﹗
這時的王必勝﹐已經完全放下廣告業務﹐全天候跟蹤“邢建東事件”的進展﹐繼續在留學生中煽風點火﹐推波助瀾﹐企圖掀起更大的反移民部浪潮。若干年後的今天﹐當這些安居樂業著的留學生們(無論是“六四”前還是“六四”後)又聚在一起﹐重新談起當年沒有“身份”的痛與苦﹐以及這一紙“永久居留證”的重量時﹐似乎是在談很久以前別人的事一樣。這使得王必勝更加感慨萬千。他悠悠地說﹐那時的移民部﹐真的是要把我們趕盡殺絕呀﹗對好多人來說﹐這身份似乎來得太容易了。其實﹐這裡邊浸著很多人的血呀﹗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沒有邢建東的寧死不走﹐沒有“百家信息”的鼓噪﹐也沒有楊軍和韓尚笑以及那麼多留學生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們還會坐在這裡悠閑自在地談古論今嗎﹖
“邢建東事件”的發生﹐震驚了“六四”後的留學生﹐也震驚了“六四”前的留學生。既然現在的澳洲政府能以如此不人道的手段對待“六四”後來的邢建東﹐也可能不兌現當初霍克總理的口頭承諾。於是﹐全體留學生都開始認真考慮自己的未來。於是﹐兩個後來在留學生史上舉足輕重的留學生組織相繼成立﹕一個是以“六四”前留學生為主體的“中國留學生人權委員會”﹐另一個是以“六四”後留學生為主體的“中國難民自救會”﹔而這兩個留學生組織的領軍人物﹐又恰恰是王必勝先前在“百家信息”上隆重推出的楊軍和韓尚笑。
儘管在爭居留的大利益上﹐兩個留學生組織是一致的﹐但是在具體的居留策略及操作上卻產生很大的分歧。於是﹐就有了歷時一年多的大陸留學生的“楚漢相爭”。這是後話﹐我們且按下不表。
(五)
那時大陸留學生的居留運動的各項活動﹐一般都在三個地方進行﹕一是唐人街附近的工黨禮堂﹐二是艾士菲市政禮堂﹐三是悉尼中央火車站附近的貝爾摩公園。據說開始的每一次活動都把禮堂擠了個水泄不通﹐所以後來干脆就移師公園了。那時的居留活動﹐以楊軍領軍的“人權會”組織的最為聲勢浩大﹐韓尚笑領軍的“自救會”更象一個地下組織。可是﹐韓尚笑每時每刻都在挑戰楊軍。記得有一次“人權會”又在貝爾摩公園組織活動﹐楊軍站在麥克風前﹐一字一句﹑聲淚俱下地講演著﹐韓尚笑從人群裡走出來﹐高高舉起右手申請發言﹐被“人權會”的幾個留學生攔住。那邊廂﹐楊軍的講演一秒鐘都沒停過﹐而韓尚笑﹐就那麼固執地舉著手﹐申請發言......
“人權會”主張通過法律行動(集資﹐聘最出色的大律師)﹐告澳洲政府的不人道(如果澳洲政府不把這些大陸留學生留下的話)。而“自救會”則認為走法律程序是浪費時間﹐主張採取更激烈的措施﹐比如去堪培拉請願﹐甚至去議會大廈前絕食。一“文”一“武”﹐水火不容。
若干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歷史時﹐我們仍然很難說清﹐到底楊軍和韓尚笑哪一個是對的﹐到底“人權會”和“自救會”哪一個在留學生的居留運動中起了關鍵作用。我寧可說﹐一文一武﹐一個紅臉一個白臉﹐既發起法律行動又搞“群眾運動”﹐很可能就是當時最好的選擇。
很快﹐“人權會”成功集資愈百萬﹐並聯係了澳洲的頂級大律師﹐邁出“法律行動”的第一步。而韓尚笑﹐在無法說服“人權會”之後﹐獨自率二百余“自救會”成員﹐不無悲壯地“殺”向堪培拉。
誰也沒有想到﹐在“自救會”去堪培拉請願的路上﹐竟出了意外。一輛載了三名“自救會”成員的小車﹐無端撞向一輛迎面駛來的大卡車上﹐坐在前排的駕駛員劉小秋(女)和徐凱來當場死亡﹐坐在後排的房義勇嚴重受傷。據在現場的“自救會”成員描述﹐亡者屍體血肉模糊﹐而且已被車體擠壓得走了形﹐難能辨認﹔傷者身體也要靠救護人員用電鋸切開車體後才能救出﹐其狀慘不忍賭﹗在場人無一不為之灑淚......
從此﹐中國留學生通往居留的道路便無法抹掉這些血跡。
劉小秋和徐凱來之死﹐給“難民自救會”的堪培拉請願憑添幾分悲壯。韓尚笑就在這悲壯的氣氛中﹐在請願現場寫下浸著淚﹑透著血的請願書。
然而﹐澳洲政府仍然是無動于衷。
人在悲壯的氣氛中就會做出更悲壯的決定﹕絕食﹗
為配合“難民自救會”的堪培拉絕食行動﹐王必勝又在“百家信息”推出第二個“號外”。這一期“號外”印了一萬份﹐請“難民自救會”的留學生幫忙﹐連夜趕稿﹐連夜印出﹐連夜發行。當韓尚笑率一眾“難民自救會”的“敢死隊”來到首都堪培拉的議會大廈門口時﹐“百家信息”的“號外”已經在以悉尼唐人街為主的商業區鋪天蓋地了。
(六)
重新回憶起這段往事時﹐王必勝仍然心裡酸楚楚的。他傷感地說﹐那時真的很難呀﹐四萬留學生中的一大半(“六四”前的)在忙他們自己的“法律程序”﹐華人社區的僑領以及華人社區自己的報紙也不支持我們﹐他們認為澳洲政府根本不可能把我們“六四”後的也留下來﹐更不贊成我們的“過激行動”。當時﹐甚至有人指責我們“把大陸搞民運的那一套搬出來了”。有一位僑領打電話給“百家信息”指責我們﹕“你們這樣做是在破壞華人社區和澳洲政府之間的關係。”我們那時是孤立的。但是﹐我們必須要有所行動。我們也是人﹐為什麼澳洲政府非要把留學生分成“六四”前和“六四”後﹖讓“六四”後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面對這些壓力﹐徐杰有點顧慮﹐我說﹕“歷史和奇跡都是人創造的。現在沒人幫我們﹐我們要自救。如果說這也算造反的話﹐這個反我們一定要造。”
然而﹐絕食請願不是做做樣子給人家看的﹐那是真的絕食﹐而且一連七天﹗
請願活動的第一天﹐曾造成很大的轟動﹐澳洲各主流傳媒都趕來現場﹐做了詳細的報導。令人傷心的是﹐我們華人社區自己的報紙﹐竟沒有一家肯來捧場﹗這使得澳洲的記者感到奇怪﹐甚至懷疑這些從悉尼和墨爾本兩地趕來絕食請願的大陸留學生到底有沒有民意基礎。
第二天﹐主流傳媒不見了。議會大廈門口﹐只留下“敢死隊員”疲倦的身影。
第三天﹐開始有人倒下﹐救護車前來救護。
王必勝本來留在悉尼﹐一面和僑領們聯係﹐請他們支持﹔一面跑報社﹐把“自救會”的堪培拉活動及時轉告他們﹐希望他們配合報導。王必勝記得韓尚笑率隊前往堪培拉絕食前曾對他說﹕“王必勝﹐悉尼我就交給你了。”他那口氣分明是在做最後的決別。王必勝身在悉尼﹐心卻早已飛到堪培拉。當他聽到堪培拉在告急﹐已經有人倒下了﹐而且整個活動仍沒達到預期效果時﹐他急了﹐火速趕到絕食現場。他在那裡看到那些面無血色的面孔﹐那些乾裂的嘴唇﹐那些燃燒著慾望的眼睛﹐王必勝感覺到自己的心在流血﹐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當眾落下淚來。這樣下去真的要死人的呀﹗他就那樣流著淚﹐給悉尼的華文日報社打了電話﹐把絕食現場的情景告訴他們﹐因為“百家信息”只是份週報﹐不能每天都報導﹐所以請求他們看在都是華人的份上﹐幫個忙﹐如實報導一下。可是﹐報社拒絕了他。我們華人的報紙﹐拒絕了我們自己的請求﹗在場的人紛紛感到社會的無情和現實的冷酷。
(七)
終于﹐絕食請願活動出現了轉機﹐澳洲難民協會主席瑪麗安娜請來了堪培拉的約翰大主教。這位首都堪培拉的精神領袖來到現場後﹐大為震驚﹗那時已是晚上八點鐘了﹐天下著雨﹐太陽正在沉下去。約翰大主教和“難民自救會”的留學生們一一握手﹐說“對不起”。然後﹐約翰大主教又請來塔斯馬尼亞的聯邦獨立參議員布蘭哈歷丁先生幫忙。這位哈歷丁先生是澳洲政壇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為他手中那關鍵的一票﹐使得他在參議院的很多決策上都持有平衡權(幾年後澳洲電訊私有化進程中更使得他名聲大躁)。當時國會正在開會﹐他把韓尚笑等幾位“自救會”的代表請進他在國會的辦公室﹐然後就去國會發言。他在發言中大罵移民部長﹐並要移民部長到外面去看看﹐因為有人在絕食。他在發言中說﹐這些中國留學生為什麼要絕食﹖因為你移民部長不讓他們留下來﹗他們在因為你而絕食﹐而你卻安安穩穩地坐在這裡開會﹐我們澳洲政府這麼變得這麼不人道﹗
不久﹐時任移民部長韓德通過曾篠龍稍口信﹐要韓尚笑停止絕食。
韓尚笑在堪培拉打電話給王必勝﹐徵求他的意見﹕韓德願意和我們談判﹐但讓我們先撤。王必勝不同意撤﹐我們還什麼都沒得到﹐怎麼能撤﹖我們要一邊絕食一邊和韓德談判﹐這樣才有主動權。
就這樣﹐“難民自救會”通過絕食把澳洲移民部逼到談判桌前。
堪培拉整個絕食活動歷時十六天﹐最後﹐以韓德不得不親自飛到悉尼跟韓尚笑﹑楊軍等學生代表及僑領見面而告終。
當留學生代表﹑移民部和華人僑領三方坐到一起的時候﹐華人僑領開始認真考慮他們的態度﹐而且有越來越多多的僑領明確表態支持中國留學生的居留運動﹐先是黃肇強醫生﹐然後又有曾篠龍副市長和何鍵剛先生........接著是何沈慧霞上議員........最後﹐連墨爾本原來反對居留的僑領也改變了態度........
中國留學生的居留運動終于出現轉機。
回顧整個中國留學生在澳洲的居留運動﹐我們不難發現﹐堪培拉的請願和絕食﹐是中國留學生和澳洲移民部最直接的較量。無論是“自救會”成員在國會大廈前的表現﹐還是死難家屬在國會聽證會上的有力證詞﹐都為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寫下重重的一筆。歷史將記下那些建立功勛的人們。值得一提的是﹐鄭郁﹑潘清﹑徐輝等民運領袖也親赴堪培拉聲援﹐並做了大量的工作。“難民自救會”的絕食團成員更要載入史冊。在當時的艱難處境中﹐有多少人在埋頭打工賺錢﹐多少人成為驚弓之鳥﹐東藏西躲﹐多少人僅僅在幻想﹐在乞求別人開恩﹐而絕食團成員卻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為著數萬中國留學生的居留事業付出代價。他們是﹕團長韓尚笑﹐秘書長張克﹐及九名直接參加絕食的成員劉永國﹑徐保國﹑葉文﹑張祁﹑黃灕﹑陳金富﹑薛明﹑郭瑞智和吳金寶。
不久﹐澳洲政府頒佈“11.1”方案﹐分兩次(還是按“六四”前和“六四”後的劃分)解決了當時在澳的幾乎是全部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
終于﹐中國留學生得以第一次在澳洲渡過一個輕鬆的聖誕﹐並送走那最黑暗的1992年......
十年﹐彈指一揮間。卻又似非常非常的遙遠。
我們沒有忘記邢建東﹑劉小秋﹑徐凱來﹑房義勇﹑十一名絕食團成員﹐以及那些為居留復出代價的留學生。我們也沒有忘記黃肇強﹑何鍵剛等真誠幫助過我們的僑領﹐以及難民協會主席瑪麗安娜﹑堪培拉約翰大主教和布蘭哈歷丁參議員。當然﹐我們更不會忘記王必勝﹑楊軍﹑韓尚笑﹑幾位民運領袖﹐以及那些為居留做出貢獻的精英們........
附﹕備忘錄
一﹑王必勝﹐仍住悉尼。而且﹐終于應了“男人屬羊﹐出門不帶糧”的說法﹐最終成了一位成功商人。如今的王必勝﹐他創辦的“城市集團”已經擁有“城市地產中心”﹑“城市信貸中心”﹑“城市大廈管理中心”和“城市商業買賣中心”等四個子公司﹐有全職僱員二十多名。他﹐仍是悉尼中國新移民群中的皎皎者和新聞人物。
二﹑楊軍﹐仍住悉尼。雖然曾因“百萬元官司案”纏身數月﹐但最終走出陰影﹐並投身保險業。以楊軍的聲望﹑人脈關係及超群的口才﹐使得他在保險業中如魚得水。現如今﹐他正在重新塑造一個新的楊軍。
三﹑韓尚笑。據有關人士最近透露﹐他仍在悉尼。在“難民自救會”後﹐韓尚笑曾創辦“時代報”。該報以反中共為號召﹐也曾在悉尼風靡一時﹐與“華聯時報”(後改為“澳華時報”)及“東方郵報”(後改為“東華時報”)並稱悉尼三大留學生週報。三年後﹐他的“時代報”由于家庭原因停刊﹐然後便去向不明。
四﹑邢建東被遣送回上海後﹐開始還有一些人斷斷續續地和他保持聯係﹔後來﹐也就是在澳的留學生都拿到身份後﹐人們把他忘了。
五﹑在去堪培拉絕食的路上不幸車禍身亡的劉小秋和徐凱來﹐很多人相信他們的陰魂仍在出事地點游蕩。王必勝說﹐今年九月一日﹐他將匯三五好友﹐一起前往出事地點祭奠兩人的亡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