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恩堂的一次華人教會聯合舉辦的大型佈道會上，美國來的一位華人牧師，杜恩知牧師，拄著拐杖走上講臺。

        這位頭髮花白、戴著黑框眼鏡的瘦高個子，開始用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證道，邊上有位看上去稍微年輕些的助手，做他的英文傳譯。

        這是布里斯本的，也許是海外有些國家的若干華人教會的常規做法：因爲從有些國家移民來澳洲的華人，以及華人的第二代，英文好過中文，或者聽不懂普通話。我以前也常為我的教會作類似的英中雙向傳譯。

        坐在前排的我端詳著杜牧師，總覺得他的臉型挺熟悉的，好像從前見過或認識過他，所以不免思想開起小差，拼命在記憶中搜索究竟在哪兒見過他。突然我想起来了，他肯定就是杜可知，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師大数学系讀書時的一位同班同學。

        在師大讀書時同班三十来名同學，我已忘了他們大多數的名字，雖然有些還記得模樣，但幾十年過去，人的模樣可能變得很多，要是現在在路上碰到他們，我可能劈面錯過他們的。不過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名字和模樣我都記得，包括當時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些故事，杜可知就是我一輩子難忘的同學之一。

        他是位静默的人，狹長的臉上架着副黑框眼鏡。他數學成績很好。儘管静默，很少説話，他卻經常受同學甚至老師的譏笑，因爲他的綽號叫“上帝”。這個綽號的來歷是這樣的：師大課程中有門主課是心理學。心理學老師是山東人，一副得意的老革命樣子，同學們常在背後模仿他山東口音的講課。心理學年终大考時有一道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創造人的論斷的題目，要學生們舉例說明它。杜可知拒絕回答這道題目，他在考卷上寫了一個只有七個字的答案：人是上帝創造的。

        就是因爲這一道題，儘管他對其他題目答得完美無缺，他還是不及格了，因爲這個答案是老師不能容忍的。老師在考試後的考題分析課上不點名地用山東口音譏笑說：居然現在還有同學公開和馬克思主義唱對臺戲，居然還這樣迷信，受帝國主義的毒害這麽深，認爲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帝創造的。課堂裏馬上爆發出哄堂大笑，大家都知道這位同學是誰，所以從此杜可知就有了“上帝”的綽號。

        一門課不及格的學生有一次補考機會。由於心理學是主課之一，補考再不及格，這門課就不及格了，而任何主課不及格的學生就不能畢業，只能肄業，所以主課有不及格的同學必定全力以赴，拼命努力復習爭取補考及格。

        可是杜可知在心理学補考中仍然不及格，因爲他對那同一道題目作了同樣的回答。杜可知的這個顽固的行動招來更多的譏笑，同學們認定他精神有問題，但我卻對這位同學肅然起敬起來。在同學們大多疏遠他的時候，我仍然是同他講話的少數人之一。

        畢業時他因爲是肄业，被派到貧窮落後的閘北區的一間初中教書，儘管他的數學成績在班中是佼佼者，完全可以勝任重點中學。在當時，派到貧窮地區的學校教書是對某些畢業生的一種懲罰，因爲那裏的學生大都經濟條件很差，普遍不愛讀書，又調皮搗蛋，非常難教。

        派到閘北區後，杜可知同我還有一些來往，可說是臭氣相投吧，因爲我也是因“走白專道路”，成績全班第一，卻被派到那上海的第三世界去教書。

        不到两年文革爆發，我家受衝擊，同杜可知一度斷了聯係。文革近兩年後，家父中風去世，家母沒能逃過“清理階級隊伍”，被關進牛棚隔離審查，我因家庭成分不好，在家當逍遥派。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敲門，我開門一看，是很久未見的杜可知，令我驚奇地拄著拐杖來看我。

        寒暄幾句後，杜可知開門見山地告訴我他死而復生的經歷。他說他父母，留美回國的老基督徒，在文革初抄家時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只因他們家挂著十字架，紅衛兵要他們說上帝不存在，被拒絕。他學校的紅衛兵也揪鬥他，因學校將他否定勞動創造人的檔案故意漏給紅衛兵。他被上綱为反馬列主義，慘遭毒打，打殘了左腿，幾次昏死。送回家後，他自思父母雙亡，自己孑然一身，又遍體鱗傷，不想苟且偷生，逐吞下了父親治失眠的全部安眠药。幸好被在他家做了幾十年的老保姆劉媽發現，送去醫院，救回一命，死而復生。他指着咽喉下方的一个圆洞形的疤痕，说這是搶救時切開插管洗胃留下的傷疤。

他說一天早上他在床上醒来，不知茫茫前途，路在何方。他跪地閉目祈禱，求上帝指引。祈禱後睜眼一看，床前地板上有一個很大的“留”字，原來是窗框在早晨陽光下的投影。他忽然悟出上帝不要他輕生，留下生命傳揚祂的福音。正好此時學校裏兩派鬥得翻天覆地，沒人管，他便有機會訪問一些談得來的老朋友、老同學和幸存的父母的老教友和他們的子女。他對我說，世人都犯了罪，趕緊認罪悔罪尋求耶穌的救恩吧。

慢慢地我家就成了一個家庭小組的秘密聚會點。杜可知通過父母的老教友聯係上了香港的教會，秘密弄到了一些聖經和單張，聚會時我們學習和分享。我們拉起窗簾，輕聲唱讚美詩。這持續了一年多，直到我被工宣隊送去崇明農場“改造世界觀”，同杜可知再次失去聯係。

鄧小平掌權後，1976年初我們家落實了政策。10月份四人幫被粉碎。但我再也沒見到過杜可知。改革開放後，我從原家庭小組的姚小姐那裏得知，杜在他父母的美國老同學的擔保下去了美國，進聖經學院學習……

會眾唱起讚美詩，我從回憶中猛清過來，講道已近尾聲。

佈道會結束後，我擠進圍住杜牧師同他交談的會眾，朝他喊道：杜可知！杜牧師吃了一驚，擡起頭來尋找誰這樣叫他。他有點迷惑地看著我，我想他是認不出我了，因爲我胖多了，頭頂也已經稀薄，不像他基本沒變。我再加了一句：還記得“勞動創造人”的往事嗎？杜牧師哈哈大笑起來：張才敏，想不到你在這裡，這世界真小！

他對身邊的助手說：王牧師，這位就是我同你講過的四十幾年前上師大往事的見證人。

我們在休息室坐定，王牧師對我說，你也許知道杜老師在文革中被打斷腿的事？唉，我就是打斷老師的腿的紅衛兵大隊長王嘉林！

原來杜可知非但沒有記仇王嘉林，反而在以後找機會接近他。後來他聽説王的父親生癌需要住院，王家經濟非常困難，當時還是單身漢的杜將自己所有的積蓄四百元全部送給王嘉林，幫他家度過難關。王最後在杜的引導下，在去江西插隊前秘密信了主。杜在美國當了牧師後，去中國找到了王，擔保他去美國學神學，也成了牧師。此後他們經常在一起傳福音，親如弟兄。

我聼著，和周圍的人一樣，眼裏充滿淚水，可是杜可知微笑著對大家說，真的，我知道主給我的恩典用不盡，所以才改名杜恩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