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同情弱者和失敗者的天性﹐然而﹐歷史是勝利者寫的﹐而不是失敗者寫的。這樣說是不是有點霸道呢﹖不是的。因為所謂歷史就是新事物代替舊事物﹑新社會代替舊社會的歷史﹐現代中國歷史就是新中國代替舊中國的歷史﹐只有勝利者才能有資格﹑有條件寫出這樣的歷史﹔而由失敗者寫的歷史總是舊事物抗拒新事物﹑舊社會抗拒新社會﹑舊中國抗拒新中國﹐那就不是歷史了。
蔣介石為什麼於1927年4月12日發動反革命政變﹑血腥鎮壓共產黨人呢﹖
在中國革命史上﹐1923年至1926年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了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如同一股強勁的東風﹐推動著國民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那時按照國民黨的章程﹐很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領導層中的共產黨員佔了三分之一。例如﹕在北京﹐李大釗主持了國民黨整個北方的領導工作﹐建立起北京﹑天津市黨部﹔在長沙﹐何叔衡﹑夏曦等積極籌建了國民黨省黨部﹔在上海﹐毛澤東﹑王荷波﹑向警予等擔任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重要工作﹔在浙江和江蘇﹐宣中華﹑侯紹裘等參加籌建了國民黨省黨部﹐並在其中擔任常務委員﹔遠在巴黎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領導人周恩來﹐也被孫中山任命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不久﹐旅歐支部的80余名團員全部加入國民黨。大批新鮮血液注入國民黨﹐使國民黨一掃過去成份複雜﹑組織渙散﹑意志消沉﹑脫離群眾等弊病﹐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比較健全的組織﹐廣大的工人﹑農民﹑青年學生﹑中小商人紛紛加入國民黨﹐政治影響遍及全國各個角落﹐呈現出一派生機。
然而﹐革命形勢的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恐慌和仇恨﹐他們千方百計培植國民黨內部的右翼勢力以破壞中國革命﹐一股反對國民黨前進﹑反對國共合作的暗流翻卷了起來。孫中山和國民黨左派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民眾的支持下﹐進行了英勇的反擊。國民黨右派分子鄧澤如等人針對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國民黨改組宣言>與<國民黨章程草案>兩個文件﹐聯名上書孫中山﹐指責這些文件“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孫中山讀後批示﹕這些文件是我請鮑君(鮑羅廷﹐俄國顧問)起草而由我審定的﹐你們切不可疑神疑鬼。並斷然表示﹕“你們願意跟著我革命的就來﹐不願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強拉你們來革命﹐你們也不能勉強拉我不革命。”當右派頑固地堅持不肯放棄自己的主張時﹐孫中山憤而指出﹕“你們不同共產黨合作﹐我就解散國民黨﹐加入共產黨。”
蔣介石在這個時期是英雄也是奸雄。他站在孫中山和國民黨左派一邊﹐反對國民黨右派﹐擁護和支持國共合作﹐取得了孫中山的高度信任﹐同時他利用共產黨的幫助取得了創辦黃埔軍校的成功和北伐戰爭的勝利﹐是為英雄﹔他在征戰封建軍閥和反對右派的鬥爭中乘機排斥異己﹑擴充實力﹐並且在孫中山逝世後培植親信﹑控制軍權﹐為日後在政壇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是為奸雄。那時國民政府有四大支柱﹐即廖仲凱﹑胡漢民﹑許崇智和汪精衛。廖被右派暗殺致死﹐胡﹑許因與廖案有牽連而被蔣“放逐”(到境外)﹐只剩汪一人而無實權﹐國共合作和共產黨便成了蔣獨裁專制的最大障礙。
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蔣介石在沿途大量收編軍閥部隊﹐其軍事實力不斷得到增強﹐國民革命軍由8個軍擴展到40個軍﹐成為他反共的工具。此時﹐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他的利誘和威脅﹐稱頌“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于淪入共產黨之手的保護力量”。
為了給反革命政變製造法律依據﹐1924年4月2日蔣安排吳稚暉提出彈劾共產黨的文告﹐要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各地共產黨領導人給以“非常緊急處置”。隨即﹐蔣介石就在上海動手了﹗9日﹐他下令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發佈戒嚴條例﹐宣佈禁止罷工﹑集會和遊行。同日晚﹐他指使青紅幫頭目杜月笙將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汪壽華誘騙至家中秘密加以殺害。11日深夜﹐帝國主義駐軍越出租界﹐拘捕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1000多人。12日凌晨﹐停泊在高昌廟的軍艦發出訊號﹐全副武裝的青紅幫流氓向工人糾察隊進攻﹐打死打傷工人300多人。13日﹐為抗議蔣介石的反革命暴行﹐20萬工人舉行罷工﹐並有6萬多群眾冒雨遊行。當隊伍行進至寶山路時﹐預先埋伏在各條弄堂的軍隊突然向徒手群眾開槍﹐打死100多人﹐傷者無數。當時正遇天雨﹐工人的鮮血隨著雨水橫流﹐寶山一帶百余丈馬路立即變成血海。以後﹐反動軍警又連日在全市大搜捕﹑大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300多人被殺害﹐1000多人被拘捕﹐5000多人被迫逃亡。繼“四一二”後﹐廣州又發生“四一五”反革命政變。東南及華南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這就是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基本事實﹐已經板上釘釘﹐是任何人都無法篡改的。
2009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