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紅時節 大衛王
十枚柿子精心仰臥在紙箱子裏，個個玲瓏剔透，紅的誘人。
柿子是被袁大姐捧著進門的，大姐怕破怕擠，一路上小心呵護。
大姐說，這柿子皮薄汁甜好吃的很，她這幾天將所有已破將破的柿子，一個個剔除了吃掉了，惟恐我再不來吃柿子就壞完了，就真的失卻一次品嘗另一位大姐關愛的機會了。
於是，袁大姐捧著柿子如同捧著一顆心，路遠迢迢送了來。
柿子屬於落葉喬木，在故鄉觸目即是，是窮苦人家孩子的開心果。
那時，饑餓無處不在，放學路上，饑慌慌趕路回家，路邊樹木唯有柿子樹給人最多的期盼。儘管也滿目金黃卻視而不見，總期望能在一叢金黃葉子裏發現一顆已染秋紅的柿子。
饑餓中若有一顆甜柿果腹，該是多麼的幸運呵。
兒時記憶深刻而難忘，即使後來吃過無數珍饈佳果，最難忘的竟還是兒時饑餓時曾經香甜過的一小口。
對我來說這一小口就是這紅的誘人，彈皮即破的柿子。
儘管海外生活多年，儘管鬢角已染秋霜，儘管異國他鄉有無數異果可以品嘗，儘管早已過了饞口年齡，可在歲月消釋裏在時光流逝中不知哪時總會泛起兒時記憶，這些片光只影有時也會悄然爬上筆尖。
一日，文友金枝說這裏有柿子，有我說的火晶柿子，我一聽整個人立馬精神起來，忙問哪來的柿子？
難怪我有疑問，新西蘭這地方固然山青水秀氣候宜人，尤逢秋實季節，水果遍地。可沒有我喜歡的一小口，也就吃什麼都寡然索味，淡然的很。儘管超市也有柿子，可又大又傻的咬一口還不如不咬。
要知道這一口若惹得藏匿很深的饞蟲子們紛紛在心頭裏鼓踴起來那就麻煩大了。到時彈壓不住晚上做夢，夢見柿子樹下又拿鞋底扔砸老鄉院牆外的柿子樹。結果老鄉沒動靜，老鄉的狗動靜來了，沖腿肚子吭哧一口，完了，半夜你就別睡了，辜負了纏綿秋夜不說，還讓人心神不定，第二天打不起精神該如何是好？
就這樣總繞著柿子走，就當沒有這回事兒，偏這幾日秋紅染目，金枝電話裏言說有柿子還是彈皮即破的火晶柿子，這怎麼了得！
金枝說著說著我信了，紐西蘭還真有這柿子！
只是這柿子外邊看不見，只長在一位李姓大姐的家裏。
金枝說李大姐平日有一嗜好，愛看報，更關心本埠華社文化發展狀況，曾經在北大教過哲學的李教授李老師李大姐在繁多雜亂的報紙資訊中偏偏看中了我曾經寫過的《火晶柿子》。在陝西大學也待過的李大姐對陝西風情自是感受頗深感情尤在。於是，當秋紅季節，當她家的柿子樹也掛滿了小‘紅燈籠’時，她竟想起了《火晶柿子》，想起了我等文友，於是乎就有了這柿子的傳說和這柿子被袁大姐路遠迢迢送了來的小心翼翼。
柿子果然不同凡響，它和火晶柿子不大一樣的是色澤紅裏透黃，一樣的都是那樣的晶瑩剔透，玲瓏可愛，胖乎乎圓嘟嘟的一個個屁股坐在黃褐色的底座上，紅得那樣惹人注目。忍不住它的誘惑，拿一個手心裏端詳，不免心襟搖動。這如紙的外皮下該包裹著怎樣的一股香甜？
看著看著，這紅光剔透中似有人影晃動，引人感念，讓人遐想。
在這或秋陽高照或秋雨綿綿的日子，在南半球秋風送爽又秋色滿目的秋天，在這故鄉的柿子還青澀的掩藏在茂密的枝葉深處的時刻，一位滿頭銀髮飄舞在秋風裏的大姐，在自家花園一角的一棵或幾棵高大或不高大的柿子樹下，在一片金葉掩映下小心翼翼地採摘著掛滿秋紅的果實。
隨後，這一枚枚柿子，被大姐細心挑選，通過金枝相熟的朋友運抵傅府，金枝再小心送到穆府，再由袁大姐精心呵護輾轉我手。
這層層關愛疊加下，它，還是柿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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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讀了李蘊的“媽媽愛唱歌”一文，想說兩句。中國現代史是支離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丟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許他們是有意而為之，以為消磁、刪除、抹去記憶便可平安無事。他們不知道歷史是人類的財富，是前人的經驗，也是後人的借鑒，記住歷史這個民族才更成熟，忘記歷史這個民族永遠長不大。我們經常自詡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如果這五千年都是空白，我們拿什麼驕傲？記住列寧的那句話吧----“忘記就意味著背叛！”
媽媽愛唱歌（二） 李蘊
媽媽所在的部隊是120師。師長是賀龍。
已經好幾天沒有見到E君了，媽媽頭不梳臉不洗，天天躲在窯洞裡哭。哭完了開始吃黑豆。那時延安糧食極缺，好長一段時間主食就是黑豆,每天一個雞蛋也不發了。媽媽吃完了黑豆上臺就唱，下臺後就開始拉肚。幾天下來，人瘦得皮包骨。
一次偶然的機會，媽媽遇到了E君報社的一位同事。那個人告訴她，E君被組織上判給別人了。媽媽聽不明白，那個人說，一位中央首長的女兒看上E君了，非要和E君好，於是天天找她爸爸鬧。那位首長被女兒鬧得沒辦法，只好去找賀龍。賀龍決定：以不影響中央首長工作為由，就把E君判給了那位首長的女兒。
“那E君怎麼辦”？
“他能怎麼辦，服從組織分配”。
媽媽如瘋了般掙脫老大姐和女學員們的阻攔，獨自沖進了一個部隊領導的窯洞。她一邊哭一邊喊，憑什麼把他倆分開。她大吵大鬧，無法無天，領導氣得把桌子拍得山響，說這是部隊不是妓院哪能容得你這麼不知羞恥。領導說別忘了你是共產黨員還有沒有組織紀律，說著讓人把媽媽拖出了窯洞。
媽媽不知道，這時由中央決定的由康生具體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了。
媽媽被點名在各種大大小小的整風會上作檢討，回答各種問題，然後要寫書面材料，從家庭出身開始交待。媽媽說不清父親和家裡人的事情，於是批判會一次次開，檢查一次次寫。媽媽被定為“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可她到頭來也沒搞清倒底什麼是“小資產階級”。
不久老大姐和她在部隊任領導職務的丈夫也被打成了“特務”。
以後我在有關資料上看到，這次延安整風運動有一半以上人被整，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搞了兩年整風抓了成千上萬的特務。中央黨校抓了250人，毛說應該是350人，邊區抓了7000人，毛說應該是10000人。結果，各根據地合起來就是十多萬特務大兵。
年輕的媽媽不懂這些，她只是想E君。
正在受審的老大姐來勸媽媽。媽媽倒在她懷裡，淚水伴著一句句哽咽。媽媽說她沒有別的希望，只是想再見一次E君。老大姐搖著頭說，不能再見了，這是組織決定。老大姐說組織就是黨，一切都要聽黨的。媽媽很困惑，她是黨員卻不知道党在哪裡，黨是什麼樣的。老大姐說，有的時候，組織可能會不瞭解你，甚至懷疑你，只要你堅信組織，一切都會解決的。
媽媽被開除了八路軍軍紀。
不到二十歲的媽媽離開了部隊。她不知道該去哪裡，更不知道E君這時候在哪裡。她知道太原是回不去的，父親已經去世，繼母是不願讓她回家的，她只能呆在延安。她走到一個老鄉家，老鄉認識她是演《兄妹開荒》的妹妹，有一個銀鈴般的嗓音。老鄉收留了她。她天天幫老鄉家挖土豆，背柴火。她覺得土豆比黑豆要好吃些。她一邊挖土豆一邊想E君，一邊想E君一邊掉眼淚。
終於有一天，老大姐拿著一個包袱急匆匆來找她，告訴她延安整風結束又開始“糾偏”，她的“特務”身份已經得到甄別，媽媽也作為被糾偏物件可以重新回部隊。媽媽聽後撲在老大姐懷裡大哭，她說她就是想見E君。
老大姐說絕對不可，聽說那位首長的女兒就要結婚了，丈夫就是E君。
“那E君他同意了？”
“這是組織決定，沒有同意不同意”。
我敢說，媽媽後來犯精神分裂，受刺激的根子就是從這一天開始的。雖然從來沒有人跟我說媽媽為什麼會有這麼嚴重的神經衰弱病症，可是縱看媽媽的一生，延安時期的生活才是導致她一生痛苦的根子。因為那時候她太年輕了。經常聽到有些媽媽的老戰友批評媽媽不堅強——一個年輕又單純的女孩子，又能要求她怎樣堅強呢？
可憐的媽媽。
可惜瞭解到這一切，已是在我二十多歲以後的事了。
老大姐打開了她身背的包袱，幫媽媽穿上了延安的軍裝。媽媽機械地任老大姐擺佈，她已經沒有了第一次穿軍裝的興奮。
回到部隊後，媽媽又寫了好幾次檢查，總算把那一頁翻了過去。
媽媽又開始演戲了。她的歌聲又響在各個部隊的午臺上。
幾個星期後學院接到通知要戲劇班的女學員去參加週末午會，一大幫女學員嘻嘻哈哈地到了延安小禮堂。
三把二胡，一架洋琴，還有一支笛子，一支嗩呐，為平時演出用的小樂隊這時成了午會的伴奏。當首長們走進禮堂時，音樂響起來了，女學員們一個個緊張得崩緊了臉。老大姐這時走到媽媽身邊，往前一指說，那位首長先下場，你去請。
“他是誰”？
“朱德”。
媽媽想都沒想立即執行命令在全場的注視下大步走到朱德面前，立正，敬了個軍禮。朱德微笑著拉起媽媽的手，媽媽隨著他挪動起步子，午會就這樣開始了。
晚上回到窖洞，媽媽的臉還熱得發燙。老大姐幫媽媽鋪被子，說了句：你今天很漂亮。
時間到了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佈投降了。當時中央指示要找個嗓音好的女同志把日本投降的消息通過廣播喊出去，於是部隊領導就選定了媽媽。媽媽知道那些廣播器材是周恩來從敵佔區搞過來的，她用自己清脆的嗓音念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了。
延安沸騰了好幾天。晚上大家把破布緾在木棍上灑上煤油高舉著火把沿著寶塔山彎曲的小路拉起一條長長的火龍。有敲洗臉盆的，有扭大秧歌的， 就是沒人去想抗日戰爭是怎樣勝利的，日本鬼子是怎樣投降的。
1947年，蔣介石調精兵強將進攻陝甘寧邊區，中央決定放棄延安，轉戰陝北，成千上萬的部隊向黃河邊集結。
媽媽的演出也停止了，大家隨著部隊轉移。部隊派了幾個戰士保護多是女兵的文藝兵撤退。老大姐還是忙前忙後的招呼著這幫娃娃兵。道路泥濘，又要爬山，加上樂器和各種家什，文藝兵慢慢和大部隊脫節了。突然有人發現後面有國民黨的追兵，大家頓時慌了手腳。老大姐果斷命令她自己和幾個拿槍士留下掩護，其他人向山下撤退。
女兵們都知道老大姐這時已懷孕，說什麼也不讓老大姐留下。媽媽抱著一棵樹就是不走，任憑老大姐怎麼說也不撒手。最後老大姐掏出槍對著自己的頭說，你們要是不走我就死在這裡。媽媽拽著老大姐的胳膊痛不欲生，最終被戰友們拉走了。她們躲進一個山洞，很快聽見山下有人唱歌，是老大姐的聲音，為了把敵人吸引過去。然後是一陣槍聲。直到天黑下來，才等到一個負傷的戰士撤回來。他說老大姐被敵人抓住了，敵人將她剖了腹，她現在還躺在血泊中。
老大姐的犧牲是給媽媽的又一次沉重打擊，她陷入空前的失落而不可自拔。直到她老了還常念叨老大姐。她一生都沒忘記。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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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紅色的時代 穆迅
一·文革前奏
在我的記憶中，中央美術學院附中時代是我一生中最明亮的年代。同學之間沒有猜忌、角鬥，有的是純潔的友情和無邪的愛。我無憂無慮地生活在學校僅有的那幢四層大樓裡和樓旁的籃球場上，縱情歡樂。多年後，同學給我在那時的評語是：像個大男孩兒，就知道玩。
不過，附中最後一年即1964—1965 年卻是非同往年。這個學校被推到“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成為北京“城市四清運動”僅有的兩個試點之一。
這話要從六四年暑期過後說起，那時的我，正與一群喜好斯文運動的同學練打排球。課堂學習不努力，研究排球運動卻是很認真，還特地通過關係請到了國家青年排球隊的隊員指導我們走正規路子。殊不知就在這一派歌舞昇平的氣象之下，“階級鬥爭”正暗潮湧動。暑期前後，已有一些“早熟”的幹部子弟在當時新從部隊轉業的政治女老師串聯下，從事秘密“地下”聚會活動。整理美院附中“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材料。他們做得相當出色，在我們眼皮子底下竟然沒有被察覺。可也說的是，在社會主義陽光照耀下搞地下革命，那是夠刺激的。
很快，一位球友Y君，也是高幹子弟找我談話了。悄悄地在走廊盡頭，在籃球架下，反復啟發我的階級覺悟：不要忘了你是革命的後代，你的使命就是將革命進行到底，接老一輩的班，防止階級敵人捲土重來。我半信半疑，階級鬥爭倒是經常被灌輸，可輪到我頭上，事情沒那麼嚴重吧，這不生活過得挺好嗎？
Y君毫不氣餒，一天趁四周無人，悄聲通知我，今晚熄燈後到政治老師的宿舍開會，不要讓任何人知道，這是紀律。
我頻頻點頭。嘿！這點特權優惠太吸引人了！況且還是“秘密”的，這樣一來我豈不成了“地下黨員”了嗎？
晚上，同學們已就寢，我悄悄溜出宿舍，到了政治老師的宿舍門口，下意識地回頭四下張望，沒有盯梢的。我按約定敲了四下，“嗒嗒——嗒嗒”，門開一小縫，我迅速閃身進屋。
屋內近乎黑燈瞎火，隱隱綽綽感到已經擠滿了人。政治老師，一個很有激情的女人，語帶顫抖地宣佈，上面派了一位聯絡員，現請她來講話。這位元直線下來的女聯絡員，比政治老師還年輕，齊耳的短髮，講話更具煽動性，她說：俗話講，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生來會打洞。你們就是“老子革命兒好漢”，你們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使命就由你們來承擔。政治老師已將美院附中的階級鬥爭形勢報告了黨中央，江青同志已批下“美院爛了”一句話。這預示著美院的四清運動即將開始，你們要認清形勢，站好隊！
她的話音一落，滿屋群情激憤，似乎我們又回到了老一輩革命鬥爭的年代裡。
大約在深秋時期，中央美術學院及附中的四清運動正式開始。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在美院大禮堂做了動員報告。這是我第一次聆聽中央首長講話，很精彩，長達四個小時，先國際後國內再美院，條理清晰，語言風采，不愧為黨的喉舌掌門人。
按革命傳統，接下來就是學習檔、劃分階級隊伍、訪貧問苦、啟發勞苦大眾的階級覺悟。
先開展憶苦思甜吧。我們班原先的組織早已癱瘓“靠邊站”。曾在地下搞串聯活動的骨幹分子“篡奪”了領導權，成了班裡的中堅。“憶苦思甜”就是他們組織的。我回家向父親彙報了班裡同學講家史活動，父親便回憶了他小時候的苦難歷程。我聽了沒有太大的震動，那時，這樣的“血淚史”司空見慣，報紙上也經常有。但是當我在班裡念到我的祖母為了生活，將剛生下的孩子溺斃在水桶裡，再去地主家當奶媽時，我哽咽了，心幾乎停止了跳動。我面對著發言稿，淚水泉湧似地流出，再也念不下去。教室裡鴉雀無聲，同學們個個木雕般地呆坐在課桌旁，靜靜地任時間凝固在那裡。坐在我前面的Z君轉過身來拍拍我的前臂示意安慰我鼓勵我。我才從激情中醒過來，擦了擦眼淚，斷斷續續讀了下去。
我的發言震動了同學，他們在想什麼，我不知道。有一位同學接著發言時，聲淚俱下地悔恨自己生在剝削階級家庭壓榨人民的血汗。
憶苦思甜會結束了，不知為什麼，同學們並沒有圍上來安慰我，也許我當時的樣子讓人不敢靠近。不過我也沒在意，因為我還沒從悲痛中擺脫出來。自己一個人立在牆邊，渾身熱血奔騰，一股從沒有的力量托起了堅定的信念：我要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終身！
非常慚愧，那時的我還是個“白丁”，要奮鬥終身萬不可能。於是我遞交了入團申請書。這件事非常順利，很快我也成了班裡的核心領導，分管“玩”————文娛委員。
自打“憶苦思甜會”之後，同學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階級”開始形成了。革命幹部子弟在我們班占三分之一強，成為一股最強大的勢力。而出身于地主、反動軍官的子女怯於我們的威懾力，自覺游離於群體之外，過著孤獨的日子。我曾看見一個出身地主的同學，形單影隻地在籃球場上無聊地拍球，一副淒涼的神態，差點牽動了我一絲的憐憫之心。
運動前，我有一個同班好友，上海人，長得略帶有羞澀的秀氣，待人處事謹慎而溫和。我們相處很融洽，看得出他是很開心地與我交往。而且並不隱瞞他的父親是畫廣告的也就是自由職業者。想不到就是這樣的出身，運動中也被衝擊。我們嫌他不關心政治只顧專業，決定給他一點教訓。一天，晚自習課，他遲到了，急匆匆闖進教室，照例抬眼掃了一下黑板。我見他懵了，因為黑板上寫著：XXX你們一家為資產階級統治者效命，走白專道路！他沒有出聲，兩眼露出茫然的神情，盯住黑板片刻，然後低下頭轉身回到自己的位子。我和寫字的同夥得意地交換了眼色，我們的“創意”成功了，而我的這位前夥伴從此一聲不發，永遠躲在同學們的身後沉默著。
美院的“四清運動”還是在當時的黨中央掌控下經營。與一年後的文革相比，顯得溫文爾雅。運動的目標、結果早已內定，剩下的程式只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下棋即可。
黨的檔學習後，武裝了頭腦，再大鳴大放大字報，揭開美院階級鬥爭的“蓋子”。這時的場面有點像文革，同學們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我有生第一次熬通宵就是在那個階段。揭發的內容大多是老師的“反動”言論。如記得上書法課，老師是個摘帽右派。一次同學膽大，問老師：毛主席的字怎樣？他不直答，說了一句：有的人以字出名，有的人字以人出名。同學們揭發出來頗為振奮，認為這可是個重磅炸彈！不多時學校裡所有的樓道都被大字報鋪滿。美院大禮堂更成了大鳴大放的主戰場，從天花板吊下來的大字報隔成一條條窄巷，就像當今的大賣場。
上面的頭兒看看“揭發”得差不多了，便開始“收官”，運動縮小到教職員工，學生必須“複課鬧革命”。我們又回到教室，面對大衛、伏爾泰、弗蘭克林的石膏頭像“唰唰唰”地拿起鉛筆畫素描了。
現實就是有那麼點滑稽，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與舊傳統的“封資修”文化相安無事地和平共處，似乎革命的目的最終要落實在畫好洋人的頭像上。不過這種“蜜月”不長久，終於在文革開始時打破了平衡，革命將“封資修”掃地出門。這是後話。
那時，革命和“封資修”也有交叉。學習“毛著”已從解放軍部隊蔓延到地方。林彪的講話“一句話頂一萬句”、“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等語錄，成了內部消息，在我們幹部子弟中傳閱。我也曾嘗試用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裡的觀點指導我畫素描。沒曾想，這一招還真有用，我的素描技術進步飛快。
嘗到甜頭，我的革命信念更加狂熱。當時崇拜解放軍，模仿解放軍，已成風氣。“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一切生活軍事化，早已成為我們這幫子年輕人的生活信條。出門走路必須排隊，像天安門前部隊檢閱方隊一樣，只是不必正步走。記得我們參觀中央戲劇學院和報考該院時都是列隊走過去的。烈日下，在寬街，你可以看到一隊十九、二十歲的學生邁著整齊的步伐，一臉嚴肅，高歌齊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瞧這軍不軍民不民正兒八經地巡街架勢，回頭率絕對高。
後來，中戲的同學回憶起高考時的印象，對我說，看你們附中學生列隊跨進院子，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真叫人肝兒顫，難道以後要和這幫子“法西斯”一塊兒上學？
美院的“四清運動”算是圓滿結束了，校長還是原來的校長，教師還是原來的教師，教材還是原來的教材，只不過加了一些工農兵石膏頭像，儘管老師公開埋怨這些石膏頭像不適合教學用，出於政治的功利，不得已耐著性子畫了一次。但畢業素描作品仍舊是米開蘭哲羅的“大衛”石膏頭像。
看得出來，美院的“四清運動”是個迫不得已的應景運動，又是文革運動的試刀與鋪墊。文革中兩個司令部的交手在這裡已顯現。一方想革命造反，一方企圖將革命限制在一個框架之內，循規蹈矩。
不管怎樣，兩個舵手之間的爭奪，並不影響這艘中國革命航船正順著激流脫韁似地沖下去。船上的我們大多數人都以為激流的盡頭是個“紅彤彤的新世界”。歡呼著，叫囂著，鼓著勁兒著了魔似地叫喊：“加油！加油！”
不過，附中最後一年即1964—1965 年卻是非同往年。這個學校被推到“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成為北京“城市四清運動”僅有的兩個試點之一。
這話要從六四年暑期過後說起，那時的我，正與一群喜好斯文運動的同學練打排球。課堂學習不努力，研究排球運動卻是很認真，還特地通過關係請到了國家青年排球隊的隊員指導我們走正規路子。殊不知就在這一派歌舞昇平的氣象之下，“階級鬥爭”正暗潮湧動。暑期前後，已有一些“早熟”的幹部子弟在當時新從部隊轉業的政治女老師串聯下，從事秘密“地下”聚會活動。整理美院附中“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材料。他們做得相當出色，在我們眼皮子底下竟然沒有被察覺。可也說的是，在社會主義陽光照耀下搞地下革命，那是夠刺激的。
很快，一位球友Y君，也是高幹子弟找我談話了。悄悄地在走廊盡頭，在籃球架下，反復啟發我的階級覺悟：不要忘了你是革命的後代，你的使命就是將革命進行到底，接老一輩的班，防止階級敵人捲土重來。我半信半疑，階級鬥爭倒是經常被灌輸，可輪到我頭上，事情沒那麼嚴重吧，這不生活過得挺好嗎？
Y君毫不氣餒，一天趁四周無人，悄聲通知我，今晚熄燈後到政治老師的宿舍開會，不要讓任何人知道，這是紀律。
我頻頻點頭。嘿！這點特權優惠太吸引人了！況且還是“秘密”的，這樣一來我豈不成了“地下黨員”了嗎？
晚上，同學們已就寢，我悄悄溜出宿舍，到了政治老師的宿舍門口，下意識地回頭四下張望，沒有盯梢的。我按約定敲了四下，“嗒嗒——嗒嗒”，門開一小縫，我迅速閃身進屋。
屋內近乎黑燈瞎火，隱隱綽綽感到已經擠滿了人。政治老師，一個很有激情的女人，語帶顫抖地宣佈，上面派了一位聯絡員，現請她來講話。這位元直線下來的女聯絡員，比政治老師還年輕，齊耳的短髮，講話更具煽動性，她說：俗話講，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生來會打洞。你們就是“老子革命兒好漢”，你們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使命就由你們來承擔。政治老師已將美院附中的階級鬥爭形勢報告了黨中央，江青同志已批下“美院爛了”一句話。這預示著美院的四清運動即將開始，你們要認清形勢，站好隊！
她的話音一落，滿屋群情激憤，似乎我們又回到了老一輩革命鬥爭的年代裡。
大約在深秋時期，中央美術學院及附中的四清運動正式開始。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在美院大禮堂做了動員報告。這是我第一次聆聽中央首長講話，很精彩，長達四個小時，先國際後國內再美院，條理清晰，語言風采，不愧為黨的喉舌掌門人。
按革命傳統，接下來就是學習檔、劃分階級隊伍、訪貧問苦、啟發勞苦大眾的階級覺悟。
先開展憶苦思甜吧。我們班原先的組織早已癱瘓“靠邊站”。曾在地下搞串聯活動的骨幹分子“篡奪”了領導權，成了班裡的中堅。“憶苦思甜”就是他們組織的。我回家向父親彙報了班裡同學講家史活動，父親便回憶了他小時候的苦難歷程。我聽了沒有太大的震動，那時，這樣的“血淚史”司空見慣，報紙上也經常有。但是當我在班裡念到我的祖母為了生活，將剛生下的孩子溺斃在水桶裡，再去地主家當奶媽時，我哽咽了，心幾乎停止了跳動。我面對著發言稿，淚水泉湧似地流出，再也念不下去。教室裡鴉雀無聲，同學們個個木雕般地呆坐在課桌旁，靜靜地任時間凝固在那裡。坐在我前面的Z君轉過身來拍拍我的前臂示意安慰我鼓勵我。我才從激情中醒過來，擦了擦眼淚，斷斷續續讀了下去。
我的發言震動了同學，他們在想什麼，我不知道。有一位同學接著發言時，聲淚俱下地悔恨自己生在剝削階級家庭壓榨人民的血汗。
憶苦思甜會結束了，不知為什麼，同學們並沒有圍上來安慰我，也許我當時的樣子讓人不敢靠近。不過我也沒在意，因為我還沒從悲痛中擺脫出來。自己一個人立在牆邊，渾身熱血奔騰，一股從沒有的力量托起了堅定的信念：我要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終身！
非常慚愧，那時的我還是個“白丁”，要奮鬥終身萬不可能。於是我遞交了入團申請書。這件事非常順利，很快我也成了班裡的核心領導，分管“玩”————文娛委員。
自打“憶苦思甜會”之後，同學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階級”開始形成了。革命幹部子弟在我們班占三分之一強，成為一股最強大的勢力。而出身于地主、反動軍官的子女怯於我們的威懾力，自覺游離於群體之外，過著孤獨的日子。我曾看見一個出身地主的同學，形單影隻地在籃球場上無聊地拍球，一副淒涼的神態，差點牽動了我一絲的憐憫之心。
運動前，我有一個同班好友，上海人，長得略帶有羞澀的秀氣，待人處事謹慎而溫和。我們相處很融洽，看得出他是很開心地與我交往。而且並不隱瞞他的父親是畫廣告的也就是自由職業者。想不到就是這樣的出身，運動中也被衝擊。我們嫌他不關心政治只顧專業，決定給他一點教訓。一天，晚自習課，他遲到了，急匆匆闖進教室，照例抬眼掃了一下黑板。我見他懵了，因為黑板上寫著：XXX你們一家為資產階級統治者效命，走白專道路！他沒有出聲，兩眼露出茫然的神情，盯住黑板片刻，然後低下頭轉身回到自己的位子。我和寫字的同夥得意地交換了眼色，我們的“創意”成功了，而我的這位前夥伴從此一聲不發，永遠躲在同學們的身後沉默著。
美院的“四清運動”還是在當時的黨中央掌控下經營。與一年後的文革相比，顯得溫文爾雅。運動的目標、結果早已內定，剩下的程式只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下棋即可。
黨的檔學習後，武裝了頭腦，再大鳴大放大字報，揭開美院階級鬥爭的“蓋子”。這時的場面有點像文革，同學們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我有生第一次熬通宵就是在那個階段。揭發的內容大多是老師的“反動”言論。如記得上書法課，老師是個摘帽右派。一次同學膽大，問老師：毛主席的字怎樣？他不直答，說了一句：有的人以字出名，有的人字以人出名。同學們揭發出來頗為振奮，認為這可是個重磅炸彈！不多時學校裡所有的樓道都被大字報鋪滿。美院大禮堂更成了大鳴大放的主戰場，從天花板吊下來的大字報隔成一條條窄巷，就像當今的大賣場。
上面的頭兒看看“揭發”得差不多了，便開始“收官”，運動縮小到教職員工，學生必須“複課鬧革命”。我們又回到教室，面對大衛、伏爾泰、弗蘭克林的石膏頭像“唰唰唰”地拿起鉛筆畫素描了。
現實就是有那麼點滑稽，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與舊傳統的“封資修”文化相安無事地和平共處，似乎革命的目的最終要落實在畫好洋人的頭像上。不過這種“蜜月”不長久，終於在文革開始時打破了平衡，革命將“封資修”掃地出門。這是後話。
那時，革命和“封資修”也有交叉。學習“毛著”已從解放軍部隊蔓延到地方。林彪的講話“一句話頂一萬句”、“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等語錄，成了內部消息，在我們幹部子弟中傳閱。我也曾嘗試用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裡的觀點指導我畫素描。沒曾想，這一招還真有用，我的素描技術進步飛快。
嘗到甜頭，我的革命信念更加狂熱。當時崇拜解放軍，模仿解放軍，已成風氣。“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一切生活軍事化，早已成為我們這幫子年輕人的生活信條。出門走路必須排隊，像天安門前部隊檢閱方隊一樣，只是不必正步走。記得我們參觀中央戲劇學院和報考該院時都是列隊走過去的。烈日下，在寬街，你可以看到一隊十九、二十歲的學生邁著整齊的步伐，一臉嚴肅，高歌齊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瞧這軍不軍民不民正兒八經地巡街架勢，回頭率絕對高。
後來，中戲的同學回憶起高考時的印象，對我說，看你們附中學生列隊跨進院子，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真叫人肝兒顫，難道以後要和這幫子“法西斯”一塊兒上學？
美院的“四清運動”算是圓滿結束了，校長還是原來的校長，教師還是原來的教師，教材還是原來的教材，只不過加了一些工農兵石膏頭像，儘管老師公開埋怨這些石膏頭像不適合教學用，出於政治的功利，不得已耐著性子畫了一次。但畢業素描作品仍舊是米開蘭哲羅的“大衛”石膏頭像。
看得出來，美院的“四清運動”是個迫不得已的應景運動，又是文革運動的試刀與鋪墊。文革中兩個司令部的交手在這裡已顯現。一方想革命造反，一方企圖將革命限制在一個框架之內，循規蹈矩。
不管怎樣，兩個舵手之間的爭奪，並不影響這艘中國革命航船正順著激流脫韁似地沖下去。船上的我們大多數人都以為激流的盡頭是個“紅彤彤的新世界”。歡呼著，叫囂著，鼓著勁兒著了魔似地叫喊：“加油！加油！”
2012/5/24 於奧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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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歐洲 珂珂
鄰居家的女孩莉莉安是一個年輕熱情的西班牙和中國人混血女孩，她一天到晚都是有著開心爽朗的笑聲陪伴著，她那種天生的快樂常常感染著週邊的人。風風火火的她想到甚麼就去做甚麼。如今上了大學也沒有一個穩重的樣子。渾身都散發著那與生俱來的得天獨厚的優越感。
前一段時間沒聽到她在家中的笑聲，也沒聽見她練鋼琴的聲音，以為他們一家又回西班牙去渡假了呢。一天下午，天氣依然是潮潮的悶熱著，我打開家門取報紙時看到了她正從電梯中走出來，平時的她一定會大叫大嚷的和我打招呼，可是這天卻只是低頭含笑的說了聲：“Hello Auntie”，然後轉身開了她家的門就進去了，我對她的這種反常的舉動好奇怪。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她父親將她的爺爺奶奶和兩位姑姑都從西班牙的瓦倫西亞接到了香港，一大家子的人擠在一個130平方米的單位中，因為姑姑們都離了婚，又沒有經濟來源，而爺爺奶奶年紀不小了，將自己的房子給了莉莉安的小叔一家住，而小叔失業了很久也找不到工作，供房子很困難就只好將自己的房子賣掉了，爺爺奶奶和小叔的媳婦合不來就與姑姑們投奔香港的大兒子這邊來了。
雖然住在香港並不是他們的長久之計，但目前先解決一下燃眉之急還是可以的。可是這必然是打攪了莉莉安一家的平靜的生活。
是的，西班牙在這次的歐洲危機中真的很不好過，全國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居歐洲之首，其中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人失業率更達52%, 國家舉債更高達一萬一千五百多億美元，是占去年西班牙GDP的88%，因為一旦超過90%就表明該國完全沒有了還債的能力, 可謂是國家隨時破產。 西班牙曾是歐洲第四大經濟體，福利高, 人民的生活十分安逸。但現在有五百六十多萬人的失業，每週還繼續增加十萬人失業，幾年下來，人們已經開始將積蓄陸續花光，不得不改變大手大腳的花錢習慣，面對緊衣縮食。
莉莉安告訴她的好友：“現在，在所有父親家的親戚中，只有他們家因為是在亞洲而沒有受到影響的，在西班牙住的人若有親戚在亞洲都想去投靠。＂“以前的大街小巷裡充滿了歡樂瀟灑的人群, 然而現在到處看到的是愁眉不展的人。” 這小姑娘長大了，懂事了。
歐洲在亞洲人眼中一直都是有著豐富的歷史內涵，有著良好的教育，有著富裕的生活的地區。可是就是因為優越了幾代人之後如今陷入了危機而使得人們不知所措。人們看到的是亞洲的商機，亞洲的興旺.。中國官方報出的失業率是4%，香港政府報出的失業率是3.3%。不管準不準確，還是可以從中的到一些參考的。
歐洲的老百姓都已經改變了觀念紛紛向亞洲進發，更不用說歐洲各國的政府了。亞洲和中國在這時也不能袖手旁觀，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出口大國。當然政府方面又很多的高參，但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還是會想到這也許是中國的一個機會。比如現在的歐美在國際貨幣組織中都有否決權，中國要是將向某個國家買債券的錢改為向國際貨幣組織注資，成為了重要的出資國，肯定也享有否決權，可以在國際貨幣組織中和歐美平起平坐，不但用曲線援助了歐洲，放長線來看還可以獲取歐洲承認其市場地位的利益。
中國在這場歐洲的危機中的表現正在被全世界的人看著。怎樣舉棋落子，是在考驗著中國這一代或下一代領導班子的智慧。現在歐洲的經濟，不會很快的解決，很可能還會繼續惡化。一慣依靠政府的歐洲老百姓，現在才開始學自己如何養活自己，真是難為了他們。還是我們中國人從小就學會自己靠自己，所以練就了一付風吹浪打都不怕的精神，想想還真是挺自豪的。
前一段時間沒聽到她在家中的笑聲，也沒聽見她練鋼琴的聲音，以為他們一家又回西班牙去渡假了呢。一天下午，天氣依然是潮潮的悶熱著，我打開家門取報紙時看到了她正從電梯中走出來，平時的她一定會大叫大嚷的和我打招呼，可是這天卻只是低頭含笑的說了聲：“Hello Auntie”，然後轉身開了她家的門就進去了，我對她的這種反常的舉動好奇怪。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她父親將她的爺爺奶奶和兩位姑姑都從西班牙的瓦倫西亞接到了香港，一大家子的人擠在一個130平方米的單位中，因為姑姑們都離了婚，又沒有經濟來源，而爺爺奶奶年紀不小了，將自己的房子給了莉莉安的小叔一家住，而小叔失業了很久也找不到工作，供房子很困難就只好將自己的房子賣掉了，爺爺奶奶和小叔的媳婦合不來就與姑姑們投奔香港的大兒子這邊來了。
雖然住在香港並不是他們的長久之計，但目前先解決一下燃眉之急還是可以的。可是這必然是打攪了莉莉安一家的平靜的生活。
是的，西班牙在這次的歐洲危機中真的很不好過，全國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居歐洲之首，其中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人失業率更達52%, 國家舉債更高達一萬一千五百多億美元，是占去年西班牙GDP的88%，因為一旦超過90%就表明該國完全沒有了還債的能力, 可謂是國家隨時破產。 西班牙曾是歐洲第四大經濟體，福利高, 人民的生活十分安逸。但現在有五百六十多萬人的失業，每週還繼續增加十萬人失業，幾年下來，人們已經開始將積蓄陸續花光，不得不改變大手大腳的花錢習慣，面對緊衣縮食。
莉莉安告訴她的好友：“現在，在所有父親家的親戚中，只有他們家因為是在亞洲而沒有受到影響的，在西班牙住的人若有親戚在亞洲都想去投靠。＂“以前的大街小巷裡充滿了歡樂瀟灑的人群, 然而現在到處看到的是愁眉不展的人。” 這小姑娘長大了，懂事了。
歐洲在亞洲人眼中一直都是有著豐富的歷史內涵，有著良好的教育，有著富裕的生活的地區。可是就是因為優越了幾代人之後如今陷入了危機而使得人們不知所措。人們看到的是亞洲的商機，亞洲的興旺.。中國官方報出的失業率是4%，香港政府報出的失業率是3.3%。不管準不準確，還是可以從中的到一些參考的。
歐洲的老百姓都已經改變了觀念紛紛向亞洲進發，更不用說歐洲各國的政府了。亞洲和中國在這時也不能袖手旁觀，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出口大國。當然政府方面又很多的高參，但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還是會想到這也許是中國的一個機會。比如現在的歐美在國際貨幣組織中都有否決權，中國要是將向某個國家買債券的錢改為向國際貨幣組織注資，成為了重要的出資國，肯定也享有否決權，可以在國際貨幣組織中和歐美平起平坐，不但用曲線援助了歐洲，放長線來看還可以獲取歐洲承認其市場地位的利益。
中國在這場歐洲的危機中的表現正在被全世界的人看著。怎樣舉棋落子，是在考驗著中國這一代或下一代領導班子的智慧。現在歐洲的經濟，不會很快的解決，很可能還會繼續惡化。一慣依靠政府的歐洲老百姓，現在才開始學自己如何養活自己，真是難為了他們。還是我們中國人從小就學會自己靠自己，所以練就了一付風吹浪打都不怕的精神，想想還真是挺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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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故事 辛河
以往曾聽老朋友講述一些不對一般朋友講述的故事。這本來不應寫出來，現在大家都年事已高，這些幾十年前年輕時的故事,大家都同意不妨講出來和大家分享:
十九歲的孝剛是大學一年級學生，從小在上海長大。中學時就顯出天生的多才多藝，喜歡舉重、拳擊，文學及音樂。他是吉他高手，當他捧起西班牙吉他，以渾厚的男中音邊彈邊唱古巴民歌“鴿子”時，真的令人心弦觸動。他雖然原籍蘇州，皮膚卻較柔黑，還有點發亮，身材五短，健碩而勻稱，更特別的是有一種令人莫名的吸引女孩子的氣質。
在上海交大時，孝剛住在宿舍左邊，而洗澡間、廁所在緊右邊。在洗澡間之前有一間小房，住了一位快三十的女生艷玲，因為她是調幹生年齡較大，因此學校就安排她一個人使用該房。
艷玲早就注意上孝剛了，她以班裏青年團支部書記的身份已多次請孝剛到他房間 “瞭解情況”、“彙報思想”和“討論學習問題”。逐漸孝剛與這位大姐相處頗為融洽。還處在“小公雞”活潑亂跳時期的他，根本就沒往別處想。
一天下午，孝剛從操場課後鍛煉回來，端著放有肥皂、毛巾的臉盆，滿頭大汗地去緊右面淋浴間準備洗完澡快點去吃晚飯，晚上還有許多功課要做嘛。當快到洗澡間時，只見艷玲半個身子從她房間的小門探出來，笑著對孝剛說：
“孝剛啊，今晚我有事要跟你談，什麼時候自習完了，然後到我這來吧。”
“今晚功課比較多，主要是機械零件設計計算要完成，而且明天要連圖一起交！”
“不怕，晚一點也沒問題，可是一定要來啊！”
“好的。”
……
晚上十點後，晚休鈴聲響過了，孝剛才從圖書館回來。不能說一天不緊張，當然挺累的，他記起艷玲的約會，真有點不想去。可是畢竟答應過艷玲，估計艷玲不會用太長時間，而且不遠，就從左走到右嘛。於是就塔拉著拖鞋，躡著腳生怕吵醒已經就寢的同學，慢慢走了過去。
嘔……艷玲的房門只是虛掩，門縫裏透出從裏端射來不太亮的昏光。孝剛稍怔片刻，一想，也許她已考慮到不讓敲門聲驚動休息的同學吧。是呀，人家是團支部書記考慮就是周全！於是孝剛輕輕推開房門也就進去了。朦朧中好像見到艷玲披了一件衣服坐在床上，雙腳蓋上了毯子，頭稍歪，笑容有點撫媚。
“啊，孝剛你來了，請把門關上好嗎？”柔和的聲音顯然與做“思想工作”時的語調不同。孝剛說了聲：“好的。”轉身輕輕關門。
等他再回頭一看，雖然是霎那之間，艷玲已經全身躺在床上，除了頭部全都蓋上毯子，可是薄薄的毛毯使孝剛已隱約看到艷玲玲瓏浮突的曲線，面對這些，孝剛愣了。
“孝剛，我有點不舒服，你不能過來嗎……”孝剛從來沒聽過艷玲如此嬌滴而婉轉的請求，更沒看過她那撫媚的臉龐上含情脈脈，充滿期待的眼神。孝剛感到似有異性挑逗的氛圍，但他有點六神無主，不敢確定。在不知所措之下，下意識地往前邁了兩步，行思她真有病，需要他趨前幫助？
正在思維紊亂之時，孝剛看艷玲突然把毯子往牆邊一掀。哦！艷玲根本是一絲不掛，把她豐滿成熟的酮體赤裸裸地展現在孝剛面前。孝剛從來沒見過這雪白細嫩的……高聳的……散發出的媚態！
一切都明白了，孝剛欲火驟升，理智已置之度外，發生了一切該發生的事。直至淩晨天亮前孝剛才輕輕返回他左邊的房間。
自此以後他們定下了慎密的約定，身體碩壯的“小公雞”孝剛與艷玲隔三差五就“按既定方針辦”，這一瓣辦了幾乎一年。
有問：為什麼維持這麼久都沒人發現？
答曰：艷玲考慮問題比較周密，又能裝，孝剛聽她的謀劃，盡力配合掩蓋。此外，這種事在那個時候要發現了，都得開除，孝剛沒了學籍，艷玲也當不上幹部,因此大家都特別謹慎。同宿舍小蔣機靈，好像已有感覺，但他與孝剛是死黨，當然不會去做出賣孝剛的事。
又問：那時候沒有什麼防治措施，為什麼沒懷孕？
答曰：艷玲說過，幾年前“組織上”把她“介紹”給一個年事較高的復原志願軍軍官，軍官與他生活兩三年，沒有孩子。檢查後被認定是女方有問題，軍官與艷玲離了，所以艷玲本來就知道“沒事！”
又再問：這事後來怎麼“收科”呢？
答曰：孝剛升二年級時，碰上“院系調整”，孝剛所在大學機械工程系整個搬到另一個城市，艷玲則被選派蘇聯學習，這段情緣於是告終。
還有問：不是還可以書信來往嗎？
答曰：孝剛當了學生右記，而艷玲很不幸，幾年後急病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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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Craccum 談起 橋人
奧大有個學生週刊，叫Craccum。每週一可以在校內主要場所免費拿閱。剛來的日子裏，在校園裏走著，覺得學校這麽大，幾乎四萬人，居然沒有自己的網絡公共論壇，太美中不足了。我還想找個瞭解校園文化的便捷視窗呢。後來發現Craccum就是這樣的視窗。
記得有一期，學校管理部門針對電腦室占座嚴重的現象發了一則通告。說任何同學只要看到占而未用的電腦，那麽可以“合法地”將桌子上的東西收集起來扔進垃圾桶去。簽名赫然就是學校管理者的簽名。如果誰楞頭青把它當真，那肯定就糗大了。
Craccum半嚴肅半惡搞的風格由此可見。
以後的每期，我幾乎都會拿來翻翻。它的主封設計很有個性，但不論怎麽變，Craccum這個刊名總是在的。這次的卻沒有刊名。偌大的主封上只有一則簡陋而鮮明的廣告，說“週四去Symonds街口抗議去。”如此反常的設計，顯示了週刊在此事上的立場。我的辦公室就在Symonds街口邊。週四下午一點時，果然聽到外面喧鬧異常。
來紐這麽點時間，年輕人的抗議活動就碰到好多次了。去年就見過兩次。
一次是抗議國會通過行動黨的有關大學學生組織的議案。此前的規定是，大學生入學後自動視為學生組織的成員，政府按名額撥款支持學生組織的活動。這個議案把這種自動加入改為由學生誌願加入，從而意味著財政負擔有可能減輕。據說，政府考慮的是還學生以結社的自由。但學生組織貌似不歡迎這一點。
後一次就是廣泛聲援始發於美國的占領行動。當然如你所見，它也已經無果而終了。
這次學生把交通都塞起來了，在主路上，一端用垃圾桶，一端用大障礙欄，圍出了幾百平米的坪，中間盤膝而坐了百十來學生。穿裙的女生跪在水泥地上。有幾面旌旗。學生幹部拿著擴音喇叭發表慷慨的講演，末了領喊十來遍口號。然後換另一個學生幹部。幾個學生幹部講完了，有學生自告奮勇去講。罵政府，罵完政府罵約翰•基。老合唱大廳的樓頂上也有學生在掛抗議橫幅。
現場秩序大概是三五個校警在維持。六點時來了幾個交警，大約市中心的交通真的已經很糟糕了——下班高峰時間到了，不管不行了。往皇後街走去，輔路上的小車也排起了長龍。這種景象只在北京見過。公交車順著Symonds街往上走，前面是十來個學生並排走在大路中間，拉著“抵制預算（BLOCKADE THE BUDGET）”的橫幅。前面有警車開路，後面是警車押尾，在慢慢地往前挪動。警燈一閃一閃的。員警還是蠻克制的。
在這件事上，學生是孤軍抗議的。此前的港口罷工，碼頭工人也是一支孤軍。抗議售賣國土，也只是些孤立的團體在組織。近來學校減員，家長抗議小班變大班不利於孩子教育，也只是家長們發發牢騷而已。在各類抗議活動中，似乎只有當事人才會比較積極地參與，其他人則是觀望姿態。
在紐見過的學生抗議活動，幾乎都是一日或半日而終的。
辦公室的洋人同學說“去不去看看熱鬧呢？”另一個同學則在擔心自己一會兒開車回家路上是不是會很擁堵。系裏下午的例行學術研討會，會議室一邊的窗戶對著學生的抗議現場。大家會前擠在窗前看熱鬧，然後才落座開始研討會，討論滑稽劇與性別的話題。晚上看到NZ Herald上有篇短短的、中立的報道，電視新聞沒怎麽提及此事。Stuff網上的某則新聞被評論到315條時，評論功能關閉了。翌日的廣播中好像也沒有大張旗鼓地說道——順便一提的是，這幾天我倒是聽到了幾回Radio New Zealand National在節目中取笑北京公廁蒼蠅不能超過兩只的規定。
學生的要求有何合理性自然另當別論。這裏有兩個問題引人註意。第一個有關科塞的“沖突功能論”。在這種並非你死我活的對壘中，抗議、靜坐甚至謾罵的形式，越來越成為體系自我泄壓、維持體系動態平衡的有力工具。由此可見，沖突具備正面社會功能的前提，是反抗方未能連成一片而只是各自為戰。自我糾錯的體系然後對抗議作出些反應，沖突便化弊為利或者至少化為烏有了。此類沖突一般最後都會流於狂歡化，成為一場社會嘉年華。
第二個問題便是福利制度。許多發達國家統治的經濟基礎大約便是充分完善、日益強大的福利體系。福利制度已經擡升了人們的心理預期。持續運行的福利供給，使很多人覺得很多事情都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情況下，事情一旦向不太利於自己的方向變化，受影響者便會有反彈。紐西蘭政府的當前問題主要在於經濟困頓，開源節流的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影響窮人甚多，影響富人甚微。各種生起的抗議活動便是其癥狀。
經濟利益是一切反抗與統治的根源。只要在經濟層面理清楚了，統治便大抵可以持續下去，否則便會陷於困境。紐國最近的很多抗議行動，歸根到底似乎都牽扯到財富分配是否均勻的經濟問題。
補註：上文寫於2012年5月28日，當時有感於紐國政府對學生的溫和態度。結果數天後的6月1日，在學生的第二次抗議活動中，政府出動了上百名員警並逮捕了四十餘名抗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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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趣自然 立言
雪山環伺，秋水微瀾，白色細碎的礫石漫灑沙灘，沙灘邊是一地碎金般的秋葉——皇后鎮的清晨，瓦卡提普湖畔美得像夢。
不忍攪擾落葉的安眠，放輕腳步走在沙灘上，還是忍不住拾取了小小的一片黃葉——皇后鎮的楓樹特別，葉子只有平常的四分之一大，但也是俏靈靈如五指般的五個尖角，那黃色是一種成熟的淡淡的淺金，不搶眼不喧囂，與世無爭平心靜氣，清晰伸展的葉脈，講述著一個歲月風雨的故事——唯有經歷了春風中好強誇勝的爭鬧，夏日驕陽下蒼翠欲滴的繁盛，才有了這份淡然與從容的淺金吧？幾天前皇后鎮一場初雪，它和同伴們終於飛舞著告別了生它養它的枝幹，飄落在湖畔沙灘，靜靜等待著枯乾，等待著融入大地，融入自然生命的輪回……
小心的將它托在掌心，端詳再三，不忍相棄，終於把它夾進隨身的小筆記本裡。過幾天取出來，寫上“20 May 2012 Queenstown”的字樣，就是一枚精美的書簽。
在我的審美取向中有一個原則：人造的不如上帝造的。也就是說，我更推崇自然原生態的東西。在旅途中，往往喜歡擷取大自然造物的星星點點，留作永久的紀念。
例如，在夏威夷大島高達海拔四千多米的芒諾魯阿雪峰上，在雲海繚繞腳下，落日融金與萬丈雪崖交輝的瑰麗奇景中，我不顧強烈的高山反應，忍著頭痛與眩暈，拾取了三塊火山石：一塊黝黑，兩塊赭紅，遍佈著海綿般的氣孔，見證著海底咆哮的熔岩火柱瞬間橫空出世的萬古奇觀。後來也是寫上的時間、地點，一塊贈與好友，一塊給了女兒，另一塊留給自己，放在書架上觀賞，令我看淡了人世間的很多蝸角之爭。
類似的還有在錫林郭勒草原上撿來的晶瑩如碧璽的綠柱石英，據說也是火山爆發經幾千度高溫才形成的。後來有人告訴我，可以送去權威機構鑒定，如果是寶石的話可能值很多錢。但我寧願將它們泡在一個玻璃盞中時時把玩，如果它們真的是寶石，我就得將它們裹之以棉紙，藏之于秘處，從此它們將再不得見天日，再不是大自然給我的慷慨贈予了，我寧願它們還是朴樸素素的石頭，如我一般的普普通通。
擷取自然的饋贈也不可貪心。也是這次南島行，到東海岸奧瑪魯近旁的海灘觀賞奇絕的沙灘大圓石（Moeraki Boulders），有碎裂的一個個大圓石層次分明，形狀顏色都像極了碎開的松花皮蛋，而且一塊塊“蛋黃”排列有序，似用松脂一類黏合而成，實在不能想像是自然生成的，真是歎為奇觀。我立即聯想到了外星人，在走回停車場的路上，竟突發奇想，欲拾取一小塊碎石寄託自己的遐思，就向外子告知一聲，不由分說掉頭而去。無奈“碎蛋”雖多，但碎塊的體積都超大，徘徊再三，不能搬動一塊，只好悻悻作罷。孰料怕外子久等，想抄一條小徑，卻誤入歧途，越走離停車場越遠，只好掉頭返回，沒幾步便望見氣急敗壞的他匆匆趕來尋妻，而且因我的固執耽誤了行程，一路被他痛責：“異想天開，那麼大的石頭想搬回家，簡直豈有此理！”——話雖如此說，到旅館安頓下來，我在汽車的工具箱裡看到了兩小塊色如松脂的碎石，沾著沙礫包在他的一件舊T恤裡，心裡一熱——到底知妻莫如夫，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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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愛唱歌 （三） 李蘊
春寒料峭，黃河渡口擠滿了等待過河的部隊。缺少糧食彈藥，戰士們只能用野菜充饑。細雨一直不停地下著，媽媽和她的戰友又冷又餓，在雨中打著哆嗦。忽然媽媽發現前面有一副擔架抬了過來，她認出了躺在擔架上的那個人。她想都沒想沖到擔架邊。
“朱總司令，朱總……”
正在發高燒的朱德睜開眼睛,他沒有認出眼前這位凍得縮成一團的女戰士就是那次陪他跳午的魯藝大學生。
“朱總司令，我們這是上哪去？我們為什麼要離開延安？我們是不是失敗了？革命能成功嗎？我們能堅持嗎？”
“誰說革命會失敗？這只是戰略轉移，小鬼，相信黨中央，我們一定勝利。”
又要集合出發了，媽媽在人群中默默尋找，她希望能看到E君。她想第一個告訴E君，延安能勝利，這是朱德說的。只要革命勝利了她還能和E君相聚。可是，她再也沒見到E君的身影。
1948年4月，彭德懷指揮的部隊收復了延安，媽媽跟著“魯藝”劇團回到了原駐地。
那天部隊領導開會說，“魯藝”集體創作了一部新歌劇《白毛女》，馬上排練，由媽媽主演《白毛女》。
《白毛女》講的是窮人家女兒喜兒被搶到地主黃士仁家，因忍受不了迫害逃進了深山老林，用野菜、樹皮和廟裡的供品充饑，三年的生活煎熬使她頭髮變白，由人變成了“鬼”。解放了喜兒被救回來從此由“鬼”變成了人。
媽媽好像變了一個人。她白天排戲晚上演戲，有時間還去炊事班幫助燒柴，洗土豆。她的話越來越少，歌聲卻越唱越響。後方的王坤前方的媽媽把《白毛女》演得熱火朝天，媽媽也越唱越紅。
為了排好這出重頭戲劇團新派來一位導演，媽媽聽說他專門學過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學，很有學問。他個子不高戴著一副近視鏡，舉止斯文，說話文雅，平時講課深入淺出，白天領大家排戲晚上伏案寫作。他就是我爸爸，比我媽媽大十多歲，在排《白毛女》的時候他們走到了一起。等我長成大人後爸爸曾對我說，當時媽媽不但戲演得好歌唱得好而且年輕漂亮又很單純。媽媽對我說，當時她還沒有從E君的痛苦中解脫出來，既然有人想和她好那就好吧，也許新的感情能代替過去，找一個歲數大點的也許是個依靠。
我是在媽媽的午臺上誕生在媽媽肚裡的。媽媽懷上我後還在演《白毛女》。有一天演地主黃士仁的演員不小心一腳真踢到了媽媽的肚子上，疼得她坐在臺上就是起不來。其實當時為了演戲媽媽很想把我打掉，可她怎麼蹦怎麼跳我就是不出來。一直到她隨爸爸去了北京，媽媽挺著大肚子還去天安門看了“開國大典”。
有一天，媽媽突然接到組織上的通知，要她去北京某醫院。一位領導告訴她，是E君患了絕症住在醫院快不行了，領導問他還有什麼要求，他說只想見見媽媽。
媽媽後來對我說，她不知道是怎樣走進病房的。她天天想見E君，可她現在非常害怕。她只記得她趴在E君的身上放聲大哭，後來她非常後悔，因為重病的人是不能這樣激動的。她更後悔她只是一味地哭，記不得E君都說什麼了。
是媽媽記不得了還是E君的話成了媽媽心中永遠的密秘？我不得而知。
E君走了，媽媽的靈魂也跟著去了。
剛解放，中國電影急待振興，爸爸被組織上送去參加了中國第一個電影創作學習班，媽媽跟著爸爸在電影局任辦公室秘書。在延安就一直從事歌劇戲劇創作的爸爸開始走進他連想都不曾想過的“電影世界”。
就在這關鍵時刻，我就要降生在北京同仁醫院。沒想到就在我即將出世的時候，媽媽的難產險些要了我倆的命。
關於我的出生媽媽不知道給我嘮叨了多少遍。那時孩子生不下來她疼得大汗淋漓把床頭所有的鐵欄杆都拽折了，醫生護士圍在旁邊急得團團轉。醫生要等在門外的爸爸簽字，問爸爸是要大人還是要小孩，爸爸哭喪著臉說“大人孩子都要”，這句話讓媽媽終生沒忘。後來終於請來了著名的林巧稚大夫，她用剖腹把我從痛苦的母體中拉了出來。經過大流血的媽媽一生都崇拜林巧稚，她說是林巧稚救了我們娘倆的命。
兩年以後，媽媽又懷上了弟弟。還是大剖腹，還是大流血，還是林巧稚大夫上陣。弟弟總算活出來了，林巧稚果斷給媽媽做了絕育。她說若再生就沒命了。
在電影局陪著首長已經看了上千部國內外電影的爸爸希望自己能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導演。學習班結束後，他便帶著媽媽雄心勃勃地奔赴長春電影製片廠。可是大家都想做導演沒有人寫劇本呀，於是組織上把爸爸派到朝鮮去瞭解志願軍抗美援朝的事蹟希望他能搞一個電影出來。媽媽也陪同去了。在朝鮮一個叫“上甘嶺”的山頭上，他們手捏著山石被炮彈炸成的粉末，電影《上甘嶺》的構思在爸爸心中開始成熟。
回到長影，爸爸開始了《上甘嶺》的劇本寫作，媽媽被分配在演員劇團。由於兩次大手術使她的身體很難恢復，少有了延安時期的青春活力。她把E君送給她的那塊絲絨緞子布做了一件薄薄的小棉襖，沒想到第一天穿到劇團引起議論。接著是開黨小組會，批評她穿這樣的衣服是“小資產階級”的表現。這件小棉襖媽媽一共就穿了幾天，一直保存到她去世，至今還放在我的櫃子裡。大會小會的輪番批評更使她身體每況愈下，嚴重的神經衰弱使她整晚整晚不睡覺，結果上班不是不去就是遲到早退。於是又開黨小組會，又說她是“小資產階級”加“自由主義”。媽媽再次大會檢查小會檢討，寫了檢查再犯犯了錯誤再檢查，沒完沒了的折騰倒底情緒失控，回家跟爸爸大吵大鬧。
平時話就不多說話聲又不大的文質彬彬的爸爸生來不會吵架，他總是非常理智地和媽媽講道理。可是跟幾乎瘋狂的媽媽有什麼道理可講，換來的是媽媽更加病態的無理取鬧。1952年爸爸正在緊張地寫《上甘嶺》劇本，媽媽沖進來抓起劇本草稿撕得粉碎。有一次她又犯病了，把桌上的茶杯全部掄到地上，又命令我拿掃帚掃，還不許讓碎玻璃有聲，否則就是兩個耳光子搧到我的臉上。那時候我們全家住在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小白樓裡，小白樓是專門供編劇作家寫劇本的地方。有一次媽媽又打我，我嚇得跑到正在開會的爸爸的辦公室，一把推開門撲到爸爸身上，嚇得混身發抖。幸好有開會的叔叔阿姨好說歹說算是把媽媽勸住了。
媽媽把她內心的鬱悶和痛苦都發洩在爸爸身上，這對爸爸是不公平的。爸爸對媽媽又瞭解多少呢？直到九十年代爸爸去世，我也沒找到答案。
記得有一天半夜媽媽回來，一怒之下將我像擒小雞似的從被窩裡抓出來，我最痛苦的是我經常不知道因為什麼就挨一頓打，有了委曲我又不敢說。從此，媽媽在我心裡簡直是一個嚇人的妖魔，我害怕她，非常恐懼。以後我愈加自卑，因為有這樣一個媽媽我總覺得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我的膽子也越來越小，走到哪都不敢說不敢動。媽媽對弟弟也是除了打就是罵，高興了抱過來親一親，不高興了不知為什麼就一個耳光掄過去。弟弟真的是在媽媽的巴掌下長大的，也就是從這時起，弟弟的心離媽媽越來越遠。
（待續）
媽媽好像變了一個人。她白天排戲晚上演戲，有時間還去炊事班幫助燒柴，洗土豆。她的話越來越少，歌聲卻越唱越響。後方的王坤前方的媽媽把《白毛女》演得熱火朝天，媽媽也越唱越紅。
為了排好這出重頭戲劇團新派來一位導演，媽媽聽說他專門學過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學，很有學問。他個子不高戴著一副近視鏡，舉止斯文，說話文雅，平時講課深入淺出，白天領大家排戲晚上伏案寫作。他就是我爸爸，比我媽媽大十多歲，在排《白毛女》的時候他們走到了一起。等我長成大人後爸爸曾對我說，當時媽媽不但戲演得好歌唱得好而且年輕漂亮又很單純。媽媽對我說，當時她還沒有從E君的痛苦中解脫出來，既然有人想和她好那就好吧，也許新的感情能代替過去，找一個歲數大點的也許是個依靠。
我是在媽媽的午臺上誕生在媽媽肚裡的。媽媽懷上我後還在演《白毛女》。有一天演地主黃士仁的演員不小心一腳真踢到了媽媽的肚子上，疼得她坐在臺上就是起不來。其實當時為了演戲媽媽很想把我打掉，可她怎麼蹦怎麼跳我就是不出來。一直到她隨爸爸去了北京，媽媽挺著大肚子還去天安門看了“開國大典”。
有一天，媽媽突然接到組織上的通知，要她去北京某醫院。一位領導告訴她，是E君患了絕症住在醫院快不行了，領導問他還有什麼要求，他說只想見見媽媽。
媽媽後來對我說，她不知道是怎樣走進病房的。她天天想見E君，可她現在非常害怕。她只記得她趴在E君的身上放聲大哭，後來她非常後悔，因為重病的人是不能這樣激動的。她更後悔她只是一味地哭，記不得E君都說什麼了。
是媽媽記不得了還是E君的話成了媽媽心中永遠的密秘？我不得而知。
E君走了，媽媽的靈魂也跟著去了。
剛解放，中國電影急待振興，爸爸被組織上送去參加了中國第一個電影創作學習班，媽媽跟著爸爸在電影局任辦公室秘書。在延安就一直從事歌劇戲劇創作的爸爸開始走進他連想都不曾想過的“電影世界”。
就在這關鍵時刻，我就要降生在北京同仁醫院。沒想到就在我即將出世的時候，媽媽的難產險些要了我倆的命。
關於我的出生媽媽不知道給我嘮叨了多少遍。那時孩子生不下來她疼得大汗淋漓把床頭所有的鐵欄杆都拽折了，醫生護士圍在旁邊急得團團轉。醫生要等在門外的爸爸簽字，問爸爸是要大人還是要小孩，爸爸哭喪著臉說“大人孩子都要”，這句話讓媽媽終生沒忘。後來終於請來了著名的林巧稚大夫，她用剖腹把我從痛苦的母體中拉了出來。經過大流血的媽媽一生都崇拜林巧稚，她說是林巧稚救了我們娘倆的命。
兩年以後，媽媽又懷上了弟弟。還是大剖腹，還是大流血，還是林巧稚大夫上陣。弟弟總算活出來了，林巧稚果斷給媽媽做了絕育。她說若再生就沒命了。
在電影局陪著首長已經看了上千部國內外電影的爸爸希望自己能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導演。學習班結束後，他便帶著媽媽雄心勃勃地奔赴長春電影製片廠。可是大家都想做導演沒有人寫劇本呀，於是組織上把爸爸派到朝鮮去瞭解志願軍抗美援朝的事蹟希望他能搞一個電影出來。媽媽也陪同去了。在朝鮮一個叫“上甘嶺”的山頭上，他們手捏著山石被炮彈炸成的粉末，電影《上甘嶺》的構思在爸爸心中開始成熟。
回到長影，爸爸開始了《上甘嶺》的劇本寫作，媽媽被分配在演員劇團。由於兩次大手術使她的身體很難恢復，少有了延安時期的青春活力。她把E君送給她的那塊絲絨緞子布做了一件薄薄的小棉襖，沒想到第一天穿到劇團引起議論。接著是開黨小組會，批評她穿這樣的衣服是“小資產階級”的表現。這件小棉襖媽媽一共就穿了幾天，一直保存到她去世，至今還放在我的櫃子裡。大會小會的輪番批評更使她身體每況愈下，嚴重的神經衰弱使她整晚整晚不睡覺，結果上班不是不去就是遲到早退。於是又開黨小組會，又說她是“小資產階級”加“自由主義”。媽媽再次大會檢查小會檢討，寫了檢查再犯犯了錯誤再檢查，沒完沒了的折騰倒底情緒失控，回家跟爸爸大吵大鬧。
平時話就不多說話聲又不大的文質彬彬的爸爸生來不會吵架，他總是非常理智地和媽媽講道理。可是跟幾乎瘋狂的媽媽有什麼道理可講，換來的是媽媽更加病態的無理取鬧。1952年爸爸正在緊張地寫《上甘嶺》劇本，媽媽沖進來抓起劇本草稿撕得粉碎。有一次她又犯病了，把桌上的茶杯全部掄到地上，又命令我拿掃帚掃，還不許讓碎玻璃有聲，否則就是兩個耳光子搧到我的臉上。那時候我們全家住在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小白樓裡，小白樓是專門供編劇作家寫劇本的地方。有一次媽媽又打我，我嚇得跑到正在開會的爸爸的辦公室，一把推開門撲到爸爸身上，嚇得混身發抖。幸好有開會的叔叔阿姨好說歹說算是把媽媽勸住了。
媽媽把她內心的鬱悶和痛苦都發洩在爸爸身上，這對爸爸是不公平的。爸爸對媽媽又瞭解多少呢？直到九十年代爸爸去世，我也沒找到答案。
記得有一天半夜媽媽回來，一怒之下將我像擒小雞似的從被窩裡抓出來，我最痛苦的是我經常不知道因為什麼就挨一頓打，有了委曲我又不敢說。從此，媽媽在我心裡簡直是一個嚇人的妖魔，我害怕她，非常恐懼。以後我愈加自卑，因為有這樣一個媽媽我總覺得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我的膽子也越來越小，走到哪都不敢說不敢動。媽媽對弟弟也是除了打就是罵，高興了抱過來親一親，不高興了不知為什麼就一個耳光掄過去。弟弟真的是在媽媽的巴掌下長大的，也就是從這時起，弟弟的心離媽媽越來越遠。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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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經濟 珂珂
悶熱的下午，正坐在咖啡館中等朋友，閒著無聊聽到兩個服務員在聊天，說到物價越來越貴，一個說：“半年前想買的一個進口高壓鍋，因為太貴想等到大減價才買，沒想到減價還沒等到，現在又上漲了三分一，還不如早買早用。＂另一個說：“這叫作──結構性上漲。＂
我這個在經貿領域裡打滾了幾十年的人，一時之間竟想不出來這明明是通貨膨脹，從甚麼時候開始稱為──結構性上漲？
雖說從讀書到現在已經過去了30年，世易時移，現在的人從年輕人到上年紀的，誰不能在嘴裡吐出個GDP、負增長甚麼的，好像如果沒用這些時髦的術語，就是OUT（過時）了呢。
仔細想想那到底有多少人知道甚麼是GDP？ GDP到底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想了半天，慶倖還沒交還給老師！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民生產總值) 計算方法: 總消費+總投資+淨出口=GDP，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在核算期內的所有常住單位的最終產品總量的度量，常常是顯示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
中國為甚麼能使GDP增長一直保持強勁的增長，而一直還延續著低工資？普羅大眾的生活為甚麼沒有因為國家GDP增長而受惠太多？其實老百姓並不清楚。
明白中國的財政是怎樣運行的人都知道：中國目前是實行高額稅收，你也許不相信，你要是在市場上買了100元的商品， 其中有64元的稅收， 也就是說剩下的36元才是商品本身的價值，這樣當然老百姓就會覺得物價太貴了。
還有就是出口。中國現在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不論是玩具還是傢俱，不論是燈具還是文具，只要是你想到的東西，哪個沒有在中國生產的？但是，你又知不知道，中國出口的商品越多，賺取的外匯越多，老百姓就越慘。因為中國是對外匯管制的國家，出口所賺取的美元都回到了中國銀行，而銀行又拿這些錢去買外國的債劵，又使歐美國家當地的貨幣回流了回去。於是當地的政府又可以用從中國來的這些錢，增加公用品，可以更進一步降低物價。因此中國的產品流入歐美越多，價格就越便宜，老百姓就越受惠。
循環就是這樣；中國老百姓生產的產品，被美國的老百姓買走了，美元被中國政府拿走了。美國的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國政府得到了美元。也就是說；歐美國家高薪的人可以買到低廉的商品，而低薪的中國工人卻要面對高物價。而中國政府因為出口1美元的商品，國家就要按照匯率比大約１比６增發６元人民幣來平衡。這樣外匯收的越多，人民幣就印得越多。老百姓手中人民幣在貶值，就是因為美國政府給中國政府印美鈔，中國政府給中國老百姓印人民幣，繼而造成了物價的進一步上漲的結果。
另外不要忘了，中國的財政補貼是通過兩種方式發放的：一是通過出口退稅，一是通過虧損補貼，但這些普羅百姓是得不到的。
有沒有想過：要是中國不出口的話，中國政府就不會有對外財政補貼，減少了這種結構性的通貨膨脹，是不是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就能提高呢？開句玩笑話，也許中國生產的產品不收錢送給了外國，這樣政府就不會增發人民幣，會不會人民幣就不會貶值？（明知是不可能的事情）
總之，這些太複雜了，這個問題還是留待專家學者們去操心吧。
概括來講，現在老百姓手中的錢確實比以前多了很多，但還是遠遠追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現在的詞應該是──結構性上漲的速度。
也因此很多兩個都是工薪層的夫妻，供養一個孩子還是很緊張的，所以“結構性上漲”這樣的經濟問題也成了老百姓口裡閒聊的主題，就是因為它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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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臺灣記事之一） 大衛王
夜幕下，憲兵雙手緊握的步槍刺刀上閃著一抹寒光。
輕輕的雨滴潤濕了這柄槍刺的刃面，此刻顯出凜凜的光芒。
這柄刺刀保持了我和他之間的間距，使我不敢造次地走近他身邊拉拉他的手拍拍他的肩，或摸摸他的臉蛋兒。
如是尊雕塑，我想我會這麽做，可他顯然不是。
他站立筆直，筆直的有點僵硬。大概他感到我近身靠前的好奇心裏，滋長出了想摸摸他的念頭，他的腿似乎綳得更直，剛剛還眨動的眼睛，在我近距離注望下幾乎眨也不眨。身體也僵直如松，像極一座矗立在這裡的雕塑。
這裡是臺灣總統府大門口，也是臺灣行政權力的最高執行機關所在地。
風輕輕，雨輕輕，風雨給稍有涼意的夜空注入了些許詩意，我便詩意十足地觀望著眼前的一切。
低窪処早已一片燈火璀璨。璀璨是積水的反光，反光就來自眼前這座燈火輝煌外觀卻並不高大的建築。
這座並不高大的建築讓我矚目良久，最注目的是這棗紅色建築門外各處佇立的，這些看起來持槍機械動作幼稚的娃娃憲兵們。
憲兵一詞，在曾經的中國屬於一段灰色的歷史。那時倆強相峙，雙方都無視百姓疾苦卻又言説爲了百姓，其實更多的是在為各自的主義拼殺。執政當局手下的憲兵，絕對是這醜惡政治的幫手、雇傭的兇嫌，許多時候擔當的大多是對內部的鎮壓功能。
在這樣不可否認的歷史裏曾扮演過的歷史角色，更在成王敗寇後勝利一方越描越黑的表述中，憲兵一詞在大陸，被各類文學作品解讀為與人民相敵的反動分子。他們每每活躍在烘托革命鬥士出場序列的銀幕上背景中：一把傳單猶如一把燎原之火突然在行人如織的街市上空爆燃，一個憲兵，一個全副武裝的傢夥見狀，絕對是驚慌失措，絕對是著急忙慌拿著哨子猛吹，絕對是被洪流般的人群擁擠的站立不穩，最後革命者絕對是在人民的掩護之下，成功的脫逃了憲兵們的追捕。
這些濫熟的灌輸，無疑是想給民衆埋下仇恨和鬥爭的種子。
多少時日裏軍隊幾乎全是政治的延續，這一孫武兵法中引為囯之兇器的稱謂，實時道出了軍隊的悲哀和人民的悲哀。
可眼前的憲兵，沒有了這樣的政治背景符號做載體，也就沒有了以鎮壓人民為己任的功能，他們的刺刀，就決然沒有了血腥的感覺。相反我幾乎有種衝動，想摸摸這把閃著光芒卻感覺鈍鈍的刺刀，還有這充滿稚氣的娃娃臉龐。
眼前這娃娃臉的憲兵們，在兩岸炎黃子孫大一統的時代坐標下，已然沒有了歷史的悲劇色彩，他們率先完成了軍隊屬於人民的歷史轉換。因此，更多時候他們的角色被賦予的只是象徵角色，戲劇化的成爲這座歷史建築觀光地上的活動坐標，一組頗具特色的觀光景色，或者說只是這霏霏細雨中令遊人矚目的鮮活形象。
也許這些憲兵們早明白自己的多重角色，他們的守衛便在和平氛圍中更多了些表演成份。
這樣的表演在世界的舞臺上，在沒有血與肉的對抗中尤顯得重要。如同一場對抗激烈的足球比賽，將分庭抗禮的兩個民族拉入球場，以一場文明的博弈將自己心中的憤怒和不滿，和平的化解和釋放。
最爲世人稱奇的是印巴邊境的儀仗兵。他們著以中古時期的軍服，在對方相同姿勢表演的軍士和衆多圍觀者面前，聲嘶力竭，跺腳呐喊，示威般地踏步行著隊列，鬥雞一樣晃動著腦袋上的翎毛，這一切都被觀衆賦予熱烈的掌聲。他們可以這樣一日日演練下去，一年年演練下去，只要沒有戰爭，只要人民不受塗炭，只要僅僅是演練，目的是讓世人感覺到自己軍威外別無它意，這樣的演練就是民族仇恨爭端的最好釋放。
當一切成爲歷史，成爲一種表演，成爲一種裝飾，則囯之福民之幸也，囯之兇器便不再是政治寡頭們手中的利器，而轉換成人民和平需要的一部分。
細雨飃在臉上，讓我有種溫柔的感覺，也許正是這種平和輕柔的感覺讓我欲罷不能，我索性用我的腳步，度量一下這座恢宏建築的週長。
憲兵們如同棋子，佈設在建築的各個角落。不同的方位他們在我面前都是朝外站立，絲紋不動，顯出相同的特色。槍刺的朝向雙手的位置出奇的一致。一看而知，他們都經受過嚴格的訓練，方才達到了眼前的整齊劃一。
他們的服裝清一色的綠，領帶清一色的藍，襯領手套清一色的白，甚至連黑亮的皮靴上的褲腳也清一色挽起，露出清一色潔白的底襪
清一色的還有他們的頭戴寫有‘憲兵’二字的鋼盔，和頭盔綳緊的箍帶也清一色的扣在了下巴的頂端処。即使偶爾換崗換哨必有所動，不同的憲兵，臂章上圖案也隨相同甩動的衣袖而整齊劃一，雖然只是兩個人的佇列。
我知道他們不完全是在表演整齊劃一，而是權威與威嚴的混合展示，國家武裝力量主權意識的集中表達。
夜雨斷斷續續飄落，我踩著濕漉漉的地磚，不平処會有水花濺起。一段長長的半人高的鐵柵欄矗立在人行道邊，我雙手把住這冰涼的鉄柵欄，多遍漆就的油漆疙疙瘩瘩，歷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
這裡看去，後院不如前院寬敞，一輛輛總統出行的高檔禮賓車靜靜地泊在後院空處。
看著這排整齊劃一鋥光瓦亮的禮賓車，我想入非非。馬英九總統平日會坐哪一輛車出行？是這輛排在最邊號碼尾數為1的加長大奔禮賓車嗎？每天早晨他都會從這並不高大也不奢華的後門，和下屬們一起進入這座厚重紅色的建築裏上班嗎？
我注視著樓上亮著燈光的窗戶，隱約似有人影，這麽晚了他們還在工作而沒有下班嗎？
其實，這些人民選出來的公僕，享受著人民給與的最高榮譽，他們爲回報人民就應該這樣廢寢忘食。
想到這裡，我心釋然。
突然，我看見這建築背面通道旁的樹陰下隱約有輛裝甲車，裝甲車旁還靜靜地趴臥著輛警車。透過警車的擋風玻璃，可以清晰的看見四名全副武裝的憲兵端坐其中，連駕駛安全帶也扣戴整齊，他們是在整裝待發待命而出嗎？
我知道，我，一位遊人，和臺灣總統的辦公之地如此近距離的觀望應得益于臺灣民主的恩賜。
民主使得我和臺灣總統辦公大廈拉近到直觀的距離，民主更使我和這些憲兵們縮短到近身可觸的距離。
我隔著柵欄默默和他們對望著，直到身後有女性銀鈴似的説笑聲轉移了我的視線。
兩位身著淺軍綠襯衣，配帶肩章的女兵説笑著走入旁邊寫有陸軍司令部憲兵第21營字樣的院落裏。
她們的窈窕多姿，在溼轆轆的人行道上，在雨夜的流光溢彩中，撒下了優雅而美麗的身影……
輕輕的雨滴潤濕了這柄槍刺的刃面，此刻顯出凜凜的光芒。
這柄刺刀保持了我和他之間的間距，使我不敢造次地走近他身邊拉拉他的手拍拍他的肩，或摸摸他的臉蛋兒。
如是尊雕塑，我想我會這麽做，可他顯然不是。
他站立筆直，筆直的有點僵硬。大概他感到我近身靠前的好奇心裏，滋長出了想摸摸他的念頭，他的腿似乎綳得更直，剛剛還眨動的眼睛，在我近距離注望下幾乎眨也不眨。身體也僵直如松，像極一座矗立在這裡的雕塑。
這裡是臺灣總統府大門口，也是臺灣行政權力的最高執行機關所在地。
風輕輕，雨輕輕，風雨給稍有涼意的夜空注入了些許詩意，我便詩意十足地觀望著眼前的一切。
低窪処早已一片燈火璀璨。璀璨是積水的反光，反光就來自眼前這座燈火輝煌外觀卻並不高大的建築。
這座並不高大的建築讓我矚目良久，最注目的是這棗紅色建築門外各處佇立的，這些看起來持槍機械動作幼稚的娃娃憲兵們。
憲兵一詞，在曾經的中國屬於一段灰色的歷史。那時倆強相峙，雙方都無視百姓疾苦卻又言説爲了百姓，其實更多的是在為各自的主義拼殺。執政當局手下的憲兵，絕對是這醜惡政治的幫手、雇傭的兇嫌，許多時候擔當的大多是對內部的鎮壓功能。
在這樣不可否認的歷史裏曾扮演過的歷史角色，更在成王敗寇後勝利一方越描越黑的表述中，憲兵一詞在大陸，被各類文學作品解讀為與人民相敵的反動分子。他們每每活躍在烘托革命鬥士出場序列的銀幕上背景中：一把傳單猶如一把燎原之火突然在行人如織的街市上空爆燃，一個憲兵，一個全副武裝的傢夥見狀，絕對是驚慌失措，絕對是著急忙慌拿著哨子猛吹，絕對是被洪流般的人群擁擠的站立不穩，最後革命者絕對是在人民的掩護之下，成功的脫逃了憲兵們的追捕。
這些濫熟的灌輸，無疑是想給民衆埋下仇恨和鬥爭的種子。
多少時日裏軍隊幾乎全是政治的延續，這一孫武兵法中引為囯之兇器的稱謂，實時道出了軍隊的悲哀和人民的悲哀。
可眼前的憲兵，沒有了這樣的政治背景符號做載體，也就沒有了以鎮壓人民為己任的功能，他們的刺刀，就決然沒有了血腥的感覺。相反我幾乎有種衝動，想摸摸這把閃著光芒卻感覺鈍鈍的刺刀，還有這充滿稚氣的娃娃臉龐。
眼前這娃娃臉的憲兵們，在兩岸炎黃子孫大一統的時代坐標下，已然沒有了歷史的悲劇色彩，他們率先完成了軍隊屬於人民的歷史轉換。因此，更多時候他們的角色被賦予的只是象徵角色，戲劇化的成爲這座歷史建築觀光地上的活動坐標，一組頗具特色的觀光景色，或者說只是這霏霏細雨中令遊人矚目的鮮活形象。
也許這些憲兵們早明白自己的多重角色，他們的守衛便在和平氛圍中更多了些表演成份。
這樣的表演在世界的舞臺上，在沒有血與肉的對抗中尤顯得重要。如同一場對抗激烈的足球比賽，將分庭抗禮的兩個民族拉入球場，以一場文明的博弈將自己心中的憤怒和不滿，和平的化解和釋放。
最爲世人稱奇的是印巴邊境的儀仗兵。他們著以中古時期的軍服，在對方相同姿勢表演的軍士和衆多圍觀者面前，聲嘶力竭，跺腳呐喊，示威般地踏步行著隊列，鬥雞一樣晃動著腦袋上的翎毛，這一切都被觀衆賦予熱烈的掌聲。他們可以這樣一日日演練下去，一年年演練下去，只要沒有戰爭，只要人民不受塗炭，只要僅僅是演練，目的是讓世人感覺到自己軍威外別無它意，這樣的演練就是民族仇恨爭端的最好釋放。
當一切成爲歷史，成爲一種表演，成爲一種裝飾，則囯之福民之幸也，囯之兇器便不再是政治寡頭們手中的利器，而轉換成人民和平需要的一部分。
細雨飃在臉上，讓我有種溫柔的感覺，也許正是這種平和輕柔的感覺讓我欲罷不能，我索性用我的腳步，度量一下這座恢宏建築的週長。
憲兵們如同棋子，佈設在建築的各個角落。不同的方位他們在我面前都是朝外站立，絲紋不動，顯出相同的特色。槍刺的朝向雙手的位置出奇的一致。一看而知，他們都經受過嚴格的訓練，方才達到了眼前的整齊劃一。
他們的服裝清一色的綠，領帶清一色的藍，襯領手套清一色的白，甚至連黑亮的皮靴上的褲腳也清一色挽起，露出清一色潔白的底襪
清一色的還有他們的頭戴寫有‘憲兵’二字的鋼盔，和頭盔綳緊的箍帶也清一色的扣在了下巴的頂端処。即使偶爾換崗換哨必有所動，不同的憲兵，臂章上圖案也隨相同甩動的衣袖而整齊劃一，雖然只是兩個人的佇列。
我知道他們不完全是在表演整齊劃一，而是權威與威嚴的混合展示，國家武裝力量主權意識的集中表達。
夜雨斷斷續續飄落，我踩著濕漉漉的地磚，不平処會有水花濺起。一段長長的半人高的鐵柵欄矗立在人行道邊，我雙手把住這冰涼的鉄柵欄，多遍漆就的油漆疙疙瘩瘩，歷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
這裡看去，後院不如前院寬敞，一輛輛總統出行的高檔禮賓車靜靜地泊在後院空處。
看著這排整齊劃一鋥光瓦亮的禮賓車，我想入非非。馬英九總統平日會坐哪一輛車出行？是這輛排在最邊號碼尾數為1的加長大奔禮賓車嗎？每天早晨他都會從這並不高大也不奢華的後門，和下屬們一起進入這座厚重紅色的建築裏上班嗎？
我注視著樓上亮著燈光的窗戶，隱約似有人影，這麽晚了他們還在工作而沒有下班嗎？
其實，這些人民選出來的公僕，享受著人民給與的最高榮譽，他們爲回報人民就應該這樣廢寢忘食。
想到這裡，我心釋然。
突然，我看見這建築背面通道旁的樹陰下隱約有輛裝甲車，裝甲車旁還靜靜地趴臥著輛警車。透過警車的擋風玻璃，可以清晰的看見四名全副武裝的憲兵端坐其中，連駕駛安全帶也扣戴整齊，他們是在整裝待發待命而出嗎？
我知道，我，一位遊人，和臺灣總統的辦公之地如此近距離的觀望應得益于臺灣民主的恩賜。
民主使得我和臺灣總統辦公大廈拉近到直觀的距離，民主更使我和這些憲兵們縮短到近身可觸的距離。
我隔著柵欄默默和他們對望著，直到身後有女性銀鈴似的説笑聲轉移了我的視線。
兩位身著淺軍綠襯衣，配帶肩章的女兵説笑著走入旁邊寫有陸軍司令部憲兵第21營字樣的院落裏。
她們的窈窕多姿，在溼轆轆的人行道上，在雨夜的流光溢彩中，撒下了優雅而美麗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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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紅色的時代 （二） 穆迅
二 措手不及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開始了，北京城裡鼓角齊鳴，口號震天。我們卻被關在山溝溝裡“采菊東籬下，悠悠見南山”。原來，自從進了“中央戲劇學院”，革命教改攪得我們就沒一天安分過。先是挖運河，後又試驗教學“半工半讀”。不知從哪里弄了一塊地，在北京西郊門頭溝區的山溝裡，建了幾間磚瓦房。我們表演系、舞美系一年級學生就在那裡上學。再後來索性拉到山裡的農村協助當地搞“四清運動”去了。
六十年代的山區農村，幾乎與世隔絕。沒有電，談不上通訊，消息全靠口傳。農民對“四清”毫無感覺，該亂搞的還亂搞，該吃醃桃樹葉的還是吃醃桃樹葉。
我們由老師帶隊，分散在百里之內的大山裡。領頭的是舞臺美術系黨支部書記王寶康。
王寶康，四十歲不到，正當英年，五十年代留學蘇聯，業務很好，又熱心社會活動，從留學生時代就是團幹部。以後一路順風，年紀輕輕就當上了“中戲”黨委委員、舞美系黨支部書記，成了系裡的又紅又專偶像，實權的大拿。
剛入學的我們對他十分崇拜，幾乎是言聽計從，他也對我們疼愛有加，很是平易近人。一米八幾的重磅大塊頭，整天樂呵呵地不知什麼是憂愁。
我們窩在鳥啼蟬鳴的山村裡，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大事，只能從遲到幾天的報紙上，聞出文化大革命的“戰火硝煙”。至於戲劇學院，模模糊糊聽說學院已進駐了工作隊，是軍人，軍事科學院派來的，由他們領導還在學院的師生搞運動。
此時的學生們心急如焚早已無心搞“四清”了。上面也預感到形勢逼人，再把學生留在山村裡恐怕會出亂子。於是決定遣返學生回校。
記得，那天一大早，中戲的師生從遠近不同，高低不一的山溝溝裡背著行李鑽了出來，彙集在一個山崖邊的小火車站上。久別重逢，大家顯得格外興奮。王寶康像靳尚誼畫的“毛主席在井岡山”一樣，坐在鐵軌邊一座高坡的石頭上，意氣風發，笑呵呵地教導我們：“你們知道嗎？什麼叫文化大革命？第一，文化，第二，革命……”我們畢恭畢敬地聽著，生怕“精神”把握不准，回校犯錯。
從北京方向開來的火車嘶嘶地吐著蒸汽趴在路軌上。車廂裡跳出幾個解放軍，雄風威武，氣宇軒昂。他們正是接我們回去的戲劇學院解放軍工作隊。師生們意識到這是表現革命立場的時機到了，紛紛擁上去高呼：“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
工作隊長笑咪咪地向我們揮手表示歡迎。帶領我們迎上前的王寶康也微笑著向工作隊長伸出雙手。不料，工作隊長見王寶康過來，臉一沉，只當眼前沒這個人，直徑走到我們學生面前，換上笑臉連聲：“歡迎，歡迎同學們回校鬧革命！”
王寶康伸出的手停在半空中，臉“刷”的一下變白，直呆的兩眼露出不安的疑惑。
在返京的火車內，學生們歡聲笑語，興奮異常，和解放軍嘻嘻哈哈攪成一團。唯有王寶康等幾個院部領導，拘謹地坐在一旁緊張得不知所以。
走進學校大門已是烈日當空。操場上集聚著不少歡迎我們的在校員工。見我們到來，立即圍了上去。突然，高舉的手臂如林，口號爆發沖天：“打倒王寶康！打倒吳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瞬間，王寶康、吳堅等人還扛著行李就被人群圍了個水泄不通，我們學生被隔離在人群之外，冷落一邊。裹成一堆的人們躁動著，吼叫著，拳頭在空中揮舞著，團團的塵灰從腳下騰起，汗珠、口水橫飛，緊貼的身軀擁來擁去。早已看不見王寶康等人可憐的身影，只有激情在這空曠的操場中心翻滾沸騰。我們對這突如其來的“下馬威”驚呆了，像恐懼的小雞擠在一起，惶惶然不知所措。怎麼回事？早上還是紅色無產階級的領導者，幾個小時之後就變成了反動的黑幫分子？
喧鬧持續了一段時間，在工作隊的勸解之下，人們才平靜下來，漸漸讓開一條路。我們看見王寶康他們低著頭、弓著背，鼓囊囊的行李仍壓在肩上，灰溜溜地前後相接，走向“牛鬼蛇神棚”。王寶康走在最後，顯得更加孤單，臉已看不見，被深深地埋在雙肩、耷拉下來的亂髮和行李之中。什麼叫“魂不守舍”？對於我來說他那扛著行李的背影就是最形象的詮釋，他不是在走，像是在飄移，如行屍走肉。
以後，我再也聽不到王寶康那“呵呵”的笑聲。
這個“陽光黨支部書記”備受煎熬的日子在中央下令撤離工作隊以後仍沒有完結。紅衛兵闖入戲劇學院，大破四舊。王寶康的母親遭到欺辱，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他終身未娶，唯一的親情依靠就是他的母親。母親遭難，他徹底的對世界失去了信心。我記得不知因為什麼事，到他家去過一趟。他直立在床旁，像生了一場癆病，龐大的身軀縮了幾圈，眼睛向前看，空空洞洞的，不知是看我還是看別的東西。交談起來一問一答，似乎對周圍一點也不感興趣。
不久他自殺了，吊在宿舍樓與外牆的夾道裡。那裡很僻靜，可以安心辦事。他還擔心大塊頭的身子太重，於是選擇用粗鐵絲。
王寶康的離去，對於正在如火如荼地打派仗的戲劇學院來說，如同激流裡的小浪花，翻滾幾下便沒了痕跡。文化大革命中死的人太多，人們早已麻木不仁，就如同一群螞蟻窩中少了一個，算得了什麼呢？可是對於我們，忽然間一個欽佩的師長消失了，活生生的一個人永遠不見了，他的音容，尤其那“呵呵”地笑聲，被埋進了記憶的墳堆。那種失落，那種惆悵一直纏繞在我們的心上，以致同學們偶然提起王寶康，依然要神情黯淡相對。
有些人就是這樣還“活”著，帶著那個時代。
2012/5/31 於奧克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