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年了。過年的最大活動是吃。您看，所有飯店都坐得滿滿的，還不包括無數家庭宴席和在公園、海邊等開的派對。吃這個活動常是嘴巴和肚子的鬥爭：肚子說，我吃不下啦，漲死啦；面對許多美食，嘴巴說我還想吃呢。
在滿足嘴巴又不讓肚子受苦這方面，中國人最聰明，因爲我們發明了一個叫做“饞”的概念，它使嘴巴得滿足，肚子又漲不死。
“饞”確實是個非常中國化的、很難形容得清楚的概念。
梁實秋寫過一篇叫《饞》的文章，很確當地描述了這個概念，並舉了幾個好例子來説明它。
他並說，在英文中找不到能精確地翻譯中文“饞”字的詞。這我完全同意，即在英文裏找不到一個能對應於“饞”的概念。我認爲，在英文裏，最接近它的詞是“greedy”，但greedy其實帶有“貪吃”的意思，而貪吃還不完全等於饞，區別是，貪吃會讓您發胖，饞不會讓你發胖。
他又說，饞是基於生理的要求。這一點我不完全同意，因爲饞同由於肚子餓了想找東西吃（生理要求）並不相同。饞往往在肉體或生理並無想吃東西的要求時也會產生，而像剛才說的，肚子已經很飽了，饞也許仍然還會存在。所以我認爲，產生饞，心理要求强過生理要求。
那天我在上海南京東路步行街逛街時，就突然產生了饞的感覺。
我看到“真老大房”這家店里掛了個小小的廣告：“鮮肉月餅，每個人民幣三元。”
我忽然想起，我出國前，静安寺有家“西區老大房”，它現烘現賣的鮮肉月餅特别有名，也特别好吃，當時售價是一毛錢。这家老大房在出售月餅時往往會在店前排起一個隊，我看到時也會走過去，站在隊里，買兩個鮮肉月餅吃（雖然肚子並不餓）。這種月餅的皮子非常油酥、入味，新鮮的豬肉糜做的餡，吃上去也特别鮮美，飽含肉汁。我近幾年回上海，發現静安寺西區老大房失踪，當然鮮肉月餅也隨之消失，心裏總有些惆悵。
所以看到真老大房的字號，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憶起了西區老大房，又由於它也賣鮮肉月餅，雖然20多年裏價錢漲了30倍，一種久違了的感覺仍然馬上連同饞感一起油然而生。
當時我其實不餓，根本没有吃東西的欲望，但我卻有一種很强烈的欲望，想嘗嘗久違了的剛出爐的熱烘烘的鮮肉月餅。於是我發現自己已經身不由己地站進了長長的隊伍裏。
這種欲望就是饞。饞不是在餓得不得了的時候想找大量的東西果腹，飽飽地狠餐一頓。饞也不等於吃飯時的食欲。中國話裏，還有“饞蟲”這個詞，好像饞的時候，會有一種寄生蟲“饞蟲”從喉嚨爬進嘴巴，叫您難以忍受。所以您要殺饞蟲，或者叫做“殺饞”，文雅一点叫“解饞”，即想吃您當時非常想吃的某種東西，去滿足饞欲。
上海話往往用“嘴巴饞”這個詞表示饞，正說明饞是為了滿足嘴巴的欲望而不是肚子的欲望，所以我們不說“我肚子饞了”，正像我們說“我肚子餓了”，而不說“我嘴巴餓了”。
上海話裏還將饞叫成“饞癆”或者“饞癆病”，即把它當作是病一樣，其實是一種癮，癮發的時候總想滿足它而去找某種“特别的東西”吃。所謂癮發，可能是觸景生情，也可能是饞蟲不期而至，突如其來地從喉嚨裏爬出来。所以饞的出現沒有規律、很難事先預言、時先作計劃，同我們在肚子有點餓時吃些點心不一樣。洋人每天會有規律地喝上午茶下午茶，这不是出於饞，這是習慣。我没有看到過洋人會不時找些小食出来吃吃。
這種“特别的東西”因人而異，或因時因情景而異，所以饞往往是個人化的、心情化的、情景化的。比如我在看到真老大房的鮮肉月餅的廣告時，產生了對鮮肉月餅的饞癆感。同我一起逛步行街的一位也是海外回來的中年女性王女士，卻是一看到賣零食的店就迫不急待地走進去，幾乎是撲向那些上海女性喜歡吃的零食，霎那間，她就提了一个裝滿諸如敲扁橄欖、加應子、芒果片、鹽津棗、奶油華梅等的塑料包出来，一面迫不及待地拿出個敲扁橄欖放进嘴裏，又拿了一個讓我嘗嘗。
敲扁橄欖的味道我是很熟悉的，我做孩童時就常吃，但我卻不饞它們。敲扁橄欖的味道至今並没什麽改變，它讓我回憶起孩童時的一种遊戲：我們小時候是没什麽智力開發玩具的，所以我至今智力平平。我們什麽都玩，包括孩子們一起玩“頂橄欖核”，我是為了取得橄欖核來玩這種遊戲而吃敲扁橄欖的，所以並不饞它。
很多中國人都懂得“饞”這種感覺，所以雖然饞有個人性、情景性，它又有文化性，應該是中華食文化的一部分，“殺饞”品的生産銷售甚至應能形成一種產業。從前，先父就是經常為饞蟲所困的，像梁實秋那样，似乎文人騷客都會有饞的時候。先父的書房裏有各種小吃，寧波话叫“曉缺强”（要用寧波話念，即小食的意思）：花生糖、牛皮糖、芝麻糖、印糕、油棗、苔條小麻花、豆酥糖、麻酥糖、薩其瑪等，都是吃不飽肚子卻能殺饞蟲的小食品，念書時、工作時，甚至休息時（所以也叫“閑食”） 不定期地“摸摸”它們（意即拿出來殺饞），同洋人有時間性、規律性的上下午茶并不相同。
从前在上海的書場裏，也有各種小販向聽書客出售茶葉蛋、鴨舌、鴨胗肝、鴨爪、鵝掌、雞翅、鴨膀、五香豆腐乾、素雞、素火 腿、五香豆等小食，每樣只需幾分錢，因爲聽客常會在聼書時發饞癆病，这就是最原始的殺饞食品業。
中國各地人所饞的食品或零食並不相同，像梁實秋舉的一些老北平人的殺饞食品（比如綠豆渣做的同辣鹹菜同食的有霉味的“豆汁兒”）我大部分從來没聽到過，而且恐怕人們的殺饞食品也會與時俱進。
奇怪的是，在海外生活時，我卻從來没有過饞癆的感覺，回上海卻不期而然地經受了一次饞癆病復發。很多海外華人回到母國，也會忽然饞起某些久違的食品來，如我和那位王女士那樣。看來饞蟲會在饞文化的環境里重新侵襲我們的喉嚨 1月22日大年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