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国勇先生和他的妻子不久前的2011年3月25日从中国返回澳洲，抵达墨尔本机场时其所带香烟的超量部分被机场海关没收充公。海关的理由是按规定每人只准带香烟一条半，而他带了三条多一点，超过的部分应予以罚款或自动充公。卞先生在<大洋时报>上投诉，认为他和妻子是两个人，带三条香烟不算违规，不应如此受罚，表示了极度不满和不服，并且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觉认为墨尔本机场海关专找华人的麻烦，有意侮辱和歧视华人，要求华人领袖为华人同胞伸张正义、讨回公道，让他们低头认罪、赔礼道歉。
我是同情卞先生的，因为他的三条香烟是与妻子合买的，数量又不大，海关方面似乎应该灵活一点，予以通融和过关。我自己就领略过这方面的好处。不久前的2011年3月18日我从悉尼启程去中国，手中拎着两双溜冰鞋，在机场安检处通不过，但工作人员还是温和地告诉我：要么我们扣下你的冰鞋，要么你拿冰鞋回到Check in那边办行李托运。我当然选择了后一种办法，避免了受罚，真是谢天谢地。
我也要劝卞先生息怒，因为事情并不像他所看的那么严重。先生可能是缺乏经验，如果当时把香烟分放在自己和妻子的包里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了。海关执法人员总是有点死板公式的，你包里放着三条香烟，人家就有理由算作是你一个人的份儿，尽管你辩驳说是夫妻俩合的，但人家也可以不信，这就吃哑巴亏了不是？当然有时有些执法人员是会灵活通融、网开一面的，但其间旅客个人的态度也是个促成因素。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多华人同胞不善于沟通，态度上怒形于色、话语生硬，给人的印像往往不大好。我估计卞先生你当时可能是不够冷静而与他们顶撞了，一顶撞就没有通融的空间了。并非说我们不可申辩，而是说申辩的时候要有君子风度，尊重和信任对方，微笑面对，同时最好不要忘记说“I am sorry to say-------(对不起，我是说-------)”，因为澳大利亚人爱听和爱说“对不起”。
卞先生诉说他个人受到侮辱和歧视，我不加干涉，因为这是他的感受，谁痛谁知，但是我不主张将个人的某些委屈提到政治和民族矛盾的层面上去。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歧视我们中国人，那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过去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时候，中国人受到西方人的歧视，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如今中国国家振兴崛起了，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世界的人都刮目相看了，不能与一百、几十年前甚至于十几年前同日而语。2005年我在TAFE学院学习，有一次闲谈中，一位女老师问我怎么看中国，我说中国还是穷国，她立即纠正我说：不，中国现在是富国了。可见有些洋人比我们中国人自己还看得起中国。在澳洲仍然存在一些歧视华人的历史遗风，但那是某些人某些场合的个别现像，而作为对华人整个种族性的歧视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华人移民本身已经是澳大利亚人的一部分，说“澳洲人歧视华人”，岂不是等于说我们自己歧视自己吗？
澳洲检疫部门和海关部门是不是“专找中国人麻烦”呢？否。安检和海关主要的把关是防范恐怖杀伤和病虫害、传染病菌两大类物品的侵入，世界各国皆然。几年前墨西哥发生动物流感，中国曾针对来自墨西哥的人群进行特别安检和防护，不料引起了该国总统的不满而大呼受歧视，后来经解释才消除了误会。由此看来，一些国家的安检和海关部门在特定的时段内针对某国某地的特定人群进行观察和监控是属于正常的业务操作范畴，符合国际惯例，具有保护全人类的性质，这与种族歧视扯不上关系。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情浓浓，来澳时亲朋好友总是送给很多礼物，好几个行李箱总是塞得满满的，那些容易患病虫害的食品类和草本植物类尤其居多，而我们不少人又总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想方设法躲过安检和海关。然而澳大利亚是检疫法制相当严厉的国家，叫人家怎么不“重视”我们呢？不过，要说是澳洲人“专找中国人的麻烦”就不妥了。在安检关口人人平等，谁的包袋有疑点有问题是由安检机自动扫瞄透视出来的，是对包不对人，并不存在“专挑中国人的包来检查”的情况。
2011年4月11日我从中国返澳经墨尔本转机回悉尼，我头戴一顶澳大利亚人帽，在墨尔本机场一到入境登记处，还没走到柜台，海关的那位小姐和那位男士就异口同声地说：欢迎归来，喜欢你的帽子。我对他们有亲和力，他们使我感到亲切和温暖，我们是一家人啊！接着有个小插曲。经过安检时，工作人员牵引着两条一大一小的警犬绕着我嗅来嗅去，并两次让我把包袋过安检，然后他们面带笑容地告诉我包里有些圆的东西，要打开看看，结果一打开原来是在中国时老同学送的中成药“通宣理肺丸”，最后没事，给通过了。总之，我在墨尔本没有遇上卞先生所说的“黑”和“毒”的倒霉事儿。墨尔本留给我的印像还是很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