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浦是我的顶头上司，是生命科学部的运作经理。他的上司就比较复杂了，有蛋白质研究所的所长哈备教授，有生物科技和致病性微生物研究所的所长戴尔彤教授，有分子医学研究所的所长辛么瑟教授，还有负责技术后勤的总管喀麦隆先生。在这些众多的头目之间要算喀麦隆先生最有权势了。
有一天，费利浦内疚地告诉我，这一次他没法再为我的工作合同延期了。喀麦隆决定要由现有的固定行政人员接替我的工作。我得回归失业大军了。
费利浦本来想跟我签一个临时合同，作为工作接交的过渡。可是喀麦隆不同意，因为系里的财务会计彼得决定临时合同持有人不得使用电脑订购系统（iProcurement）。这样我留下来就无法工作。
麦克跟我同一个办公室。他很同情我，热心地为我打听其他途径。终于有啦。楼下为教课准备的实验室有人要休长假，要找替代。我和楼下的运作经理詹姆斯一联系，很快就签了一个短期合同。谁知一到技术总管咯麦隆那里却卡壳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喀麦隆根本不是要搞行政重组，就是要排挤我，要用希拉利来顶替我。难怪前几天喀麦隆突然把希拉里的临时合同改成定期合同，并许诺到期时会把她转成固定职员。可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和喀麦隆从来就没打过交道，他为什么要排挤我？我到底是得罪谁了呢？这时我突然想到了系里的会计彼得，他和喀麦隆的个人关系很好，而且他俩都热衷于推行不为使用者喜欢的电脑订购系统。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是这个系统的重量级使用者，他希望我能说一些肯定的意见，但我没这样做，因为这个系统确实很不成熟。不仅如此，我还经常能发现一些毛病，并要求改进，这使彼得很恼火。
麦克认为我的分析是对的。因为他和几个高级研究人也一向都不满意彼得和喀麦隆的工作作风。为了帮助我，他与人事部及其他部门的有关人员联系，告了喀麦隆的状。
按人事部的芭芭拉的指示，我给喀麦隆电邮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告诉我为什么詹姆斯跟我签的那个短期合同得不到批准。在回信中，喀麦隆傲慢地说系里所有短期技术管理的合同都得由他批准，而我的合同没能得到他的批准。显然他没有说出任何理由。按芭芭拉的建议，他应该在结尾的地方写上：“欢迎你继续申请校内的其他职位”，可他没这么写。他只写：“祝你在以后的工作申请中走运”。芭芭拉向他提建议，显然是出卖了我。我没有跟芭芭拉在电话中争论。
麦克给喀麦隆电邮了一封信，说明细胞培养室的质量监控工作的重要性，而质量监控需要一些生物分子学的测试，我则是当仁不让的有充分资格的测试人员。他再一次提议要跟我签一个临时合同，定期对细胞进行检测。
这次我已做好思想准备，喀麦隆肯定不批。果然不出所料，喀麦隆大发雷霆，粗暴地要迈克和费利浦负责细胞培养室的检测。费利浦对实验工作一窍不通，当然得麦克来承担。而麦克自己的一摊就够他蹦跶了。无奈。
麦克还不死心，跟人事处的菲奥纳联系之后，让我直接给菲奥纳写信，求个公道。我照他的话做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一点回音也没有。
麦克又给我出最后一招，直接跟系主任布鲁斯写信。
看来我也只能走这一步棋了。没想到这次很快就得到回音。布鲁斯告诉我，他已收到我的信，并准备直接就此事询问喀麦隆。每隔多久，得到布鲁斯的回信，一边承认喀麦隆给我的回信的不当之处，一边替喀麦隆解释他批准短期合同的基准和方式。当然，喀麦隆制定的基准和方式他怎么说就怎么有理。喀麦隆这一招狠毒，不但把他所有的意图都掩盖了，而且让我找不到再往上告的余地了。
正义和容忍是火与水，我最后选择了后者。我就这样回家了，就像一片片枯萎的花瓣，落入水，沉入流，也许能构成另一种哀然的美。
谁说澳洲的大学里单纯，没有政治？我就刚刚经历了一次，而且是个牺牲品。
